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 新世纪曙光在望。要是真有上帝对我说：“许个愿吧，为你的祖国。”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这些都是现行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但纸上的东西化为现实，历来都很艰巨。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

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历史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

贫困和天灾实质是人祸

改革开发20年，温饱尚未解决的中国人从两亿五千万降至两千六百万。这当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不过，如果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50%以上为贫困）来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肯定要大大超过这个官方数字，也许要超过十倍以上。[3]不能忽视平均达到“小康”背后，还有几亿贫困的中国人。从地区看，则三分之二以上江山总体上仍然十分贫困。假如加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等因素去计算，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贫困是20世纪中国最严重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请从亲身的见闻说起。小时候我很怕死尸，但偏偏耳闻目睹很多死尸和死尸的故事。只讲一件印象最深的事。1943年，我在兴宁一中念初中一年级。有个周末，从学校回到家，看见对门良友照相馆的橱窗中挂着两幅很大的照片。一幅是枪毙吃人犯，在跪着即将枪毙的犯人身旁，是吃剩的一个小孩的头和两个手臂。另一幅照的是一个善堂的工人一手拿着一条竹杠，另一个手提着一具饿死的婴儿正往用薄薄的白木版钉成的棺材中放。棺中已经有两三具，而地上还有五六具，有一个婴儿则坐在旁边哭。我不敢多看，含着眼泪，赶快离开。这些照片记录了潮汕地区的惨剧。那一年广东大旱，加上日寇入侵，“1943年全省死于饥饿的达三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计台山县十五万人，潮汕地区五十多万人，电白县沿海地区三万人，新会县城十二万人中饿死了四万人，澄海县饿死的农民占三分之一。”[4]“旱灾前，惠来全县人口有40余万人，1943年就死了11万多人。”达濠“饿死者也达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5]人吃人，当时在全省许多地方屡见不鲜。而据现有历史资料，自从清顺治五年（1648）那次灾荒后，将近三百年间，广东已经没有人吃人的记载。[6]

天灾年年有；由此变为饥荒，甚至登峰造极，饿死人，人吃人，这可怪不得天老爷。这是人祸。贫困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人祸。说到底，还是缺乏自由和法治。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15]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于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步履维艰，没有新的经济领域和企业可以大量吸收过剩劳动力；亿万农民守着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开发已近极限的小块土地，一遇天灾，怎能不饿死？

1942年河南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蒋委员长不承认有那么大的天灾！他不但没有认真救灾，还“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当时“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缴纳军马饲料。”[16]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蒋介石把言论自由视为洪水猛兽。《大公报》的记者把河南大灾人吃人的惨状公诸于众，蒋委员长竟下令该报停刊三天！已定好机票应邀赴美的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在出发前两天接到中宣部长的电话：“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17]一个敌视新闻自由、拒绝独立的大众传媒监督的专制政府驱赶农民走向死亡！

1943年的广东，则一是日寇横行，他们当然不管中国人的死活；二是国民党官员虽然也做了一些救灾工作，挪用救灾物资投机倒把的也大有人在。人祸的气味也是很浓的。

自由和法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1959~1961年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早有定论。后二十年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获得经济自由而使农业蓬勃发展的事实，强有力证明了前二十多年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举世公认，内外私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器；国有经济只有摆脱行政羁绊走向市场，才能起死回生；又从另一侧面奏响了经济自由颂。当前经济发展的隐忧和障碍何在？经济自由不充分，不准进入的禁令太多，私人经济仍然是二等公民，不少方面还处在不平等状态。国有经济仍受意识形态束缚，即使挂上公司的招牌，仍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神憎鬼厌的贪污腐败黑潮所以无法根治，说到底，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而公民应有的自由权被侵蚀，反而要向官员乞讨。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历史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企业，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2001年元旦试笔

[1] 《清史稿》卷466。

[2] 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4]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3页，广州市政协1963年。

[5] 吴华胥：<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第

9

1、93页，广东省政协1963年。[7] 钱钢、耿国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

7

5、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9] 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1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1页。[12]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13] 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14]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16]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84~386页。

[17] 同上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