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

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

丰稔之岁，四海承平，饥馑之年，天下汹汹，道出了灾荒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每逢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一方面导致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引起粮食等物价的猛涨；另一方面，又会造成社会心理的恐慌，灾民流徙，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社会大动荡。

（一）破坏农业生产

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破坏性主要表现为造成农田损毁，粮食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农舍冲塌和耕畜死亡。这对于小生产者来说，其打击是非常残酷的，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大量饥民的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如果政府救灾不力或激化矛盾，社会冲突在所难免，这就是由饥民转化为乱民的过程。我们先看一下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

受灾严重的几个省份的情况：

1931年水灾时受灾时数省受灾人口数统计表安徽 21，715，396 9，632，070 31，140，307湖南 21，494，843 6，368，947 7，589，300

（1）《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民国24年〉页446，

（2）

（3）《申报年鉴》〈民国22年〉社会，灾害，页70

（二）引起物价上涨

在每一次较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破坏与凋敝，生活物质的匮乏与大米、小麦等食物价格上涨。如果粮价猛涨，超出了平常人家的承受能力，势必引发灾民为求生存而进行抢米、抢粮的斗争，这是灾害引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来分析灾害与粮食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会引起粮食的短缺，再加上一些米商囤积居奇，谋取暴利，引发粮食价格的上涨。下面让我们看看湖南的粮食主产区岳州府若干年份的大米价格波动情况：

清代岳州府若干年份大米价格图表

单位：（银）两、钱、分/石

说明： [1] 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图系由《岳阳市粮油志》统计数据转换而成，黄山书社1994年1月版，第188—189页。

[2] 表中数字为当年大米最高价与最低价之平均值。如167表示大米每石价格为银1两6钱7分。粮食价格上涨后，又是如何引发社会冲突的呢？1910年湖南爆发了影响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下面来分析一下粮价与抢米风潮之间的关系。先年湖南遭受大水灾，米价上涨。据调查，“湘省从来米价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光绪三十三年水灾，亦不过四千余文。今尚未播种，价已七千以外，实为百数年所未见”。

（7）、以产米谷闻名的华容“米价升值八十余或九十余乃百余文不等，且皆有价无米。在在闭市停贩。”

（8）到了4月11日，长沙米价也突破每升80文。卖水工黄贵荪之妻持80文到碓坊购米一升，因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囤户拒收。傍晚再凑齐80文，而米价已涨至85文了。米价一日数涨，早已突破了一般市民的承受能力。湖南“庸值异常低廉”，女工每日

四、五十文，男工每日约六十文，夏季车水、秋季收获时之短期内才能涨至八十文或百文。

（9）上文说到的卖水工黄贵荪之妻买不到米，气愤之下，跳老龙潭中自溺而死。余下两个小孩，站在塘边哭泣。黄某赶来，悲痛不已，便将两个小孩投入水中，自己也跳塘自尽了。当晚城内遍传其事，民心怨愤，要求政府平粜。4月13日上午不但平粜渺无音讯，反而全城米店都已关门停业，进行黑市交易，米价仍在腾涨。各处都有群众聚集，公开诅咒政府。下午，湖南巡抚岑春蓂派善化县知县郭中广、长沙县知县余屏恒、长沙协副将杨明远分赴城郊镇压。杨明远到达南门外，立刻被群众包围，直到晚上尚未散去。巡警道赖承裕，奉岑春蓂之命，率领兵勇召集群众训示，他狺狺地向群众说：“现在你们老百姓到茶馆里吃茶，一壶茶也卖到一百文，你们不嫌贵，一升米八十文岂算贵了？”

（10）愤怒的群众，听了这样横蛮无理的话，立刻捣毁了他的官轿，并对其加以鞭打。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一些富户米商囤积居奇，哄拾米价，导致米价的猛涨，政府赈灾调控失败，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省的社会冲突。

（三）引发灾民流亡

自然灾害的爆发，还会造成灾民、饥民的流亡。“大灾大潮，小灾小潮，以致流民潮的潮起潮落。与灾害的消长成正比。”

（11）灾民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当他们生活无着、无以谋生时，就会越轨犯禁，转化为社会生活的最不安定者。

灾民主要是流向繁华的中心城市。灾民流向城市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除了乞讨之外，基本上无其它谋生手段，大量灾民聚集城市，会给城市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即是使得城市社会犯罪问题增加。正如周谷城先生所言，“乡下逃荒来都市谋工作而不可得的……为生活要求所驱使………遂造成都市上的许多犯罪。”

（12）下面试以19世纪末的直隶灾荒与流民的关系加以说明。从1895年至1900年，直隶连年灾荒，小农经济极端脆弱，经不起连续天灾的打击，灾民无以为生，只好远走他乡，这方面的史实连篇累牍，俯拾即是。如1895年，“永平、遵氏两处十属州县，去年被水甚重，访查该处近来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转徙流离”

（13）。1896年，东安、武清、永清等县水灾，田庐被淹，居民“荡析离居”；“本年六月以来，大雨时行，永定河水势漫溢，顺直各属被灾，水民荡析离居”。

（14）直隶灾荒连年，流民如潮，成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饥民聚众抢粮，盗案叠出，是灾荒时期常见的现象。如1895年御史李念兹奏称，永平、遵化两府州属大水为灾，饥民“转徙流离，懦弱者，闯入人家就食，凶悍者，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

（15）一部分饥民为救生计,加入了义和拳。有位外国传教士看出即将爆发的社会大震荡，谓“（1899年）旱情十分严重，且波及地区广泛，这是自1878年大饥荒以来第一次听说冬小麦没有在华北任何地区播种……土地光秃秃的，无法播种，在这种时候，懒散和不安分的人们准备铤而走险了”。

（16）毋庸讳言，流民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的主体之一。如果没有灾荒的肆虐、饥民遍地，很难设想会演化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正如有论者指出：“流民大军是一支盲动的巨大力量，在饥饿机制的驱使下，他们大量投身义和拳（团），为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主要依靠力量，同时也为这场运动增添了许多盲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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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成社会恐慌 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或革命党人利用灾荒带来社会恐慌的动乱局势，宣传和发动起义。金田起义之前，广西数县瘟疫盛行，死人无数。“（灵川县）春，饥。三月，那隆方雨雹，民相抢食。夏蝗，秋旱，禾苗尽枯。”“己酉，（永淳）飞蝗蔽日，下食禾稼，大失收。”“（归顺直隶州）州境瘟疫流行；人死无数，并多豺狼。”

（24）洪秀全等趁机宣传：“于己酉二十九年，上帝降言：‘人将瘟疫，信者则得救’。”广西地方迷信较重，人们见菩萨偶像不灵，且已多被打倒，便入会上帝教，得天父呵护，邀福免祸，所以太平军人数大为增加。1850年，广西灾情更加严重，到处饥民遍野，饿殍载道。洪秀全等又趁机宣传上帝降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25）其时，米珠薪桂，每有为富不仁者，囤积居奇，趁机抬高米价以图私利，因而惹起饥民愤恨，聚众抢米，屡起暴动。地方官吏与富豪朋比为奸，欺压人民，于是一般饥民之强悍者铤而走险流为匪徒，其较为安分者，则不甘坐毙而加入拜上帝会。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洪秀全在反清檄文中尖锐地指出：“天国永兴也，有无数之祥兆；而妖胡将灭也，有莫大之灾氛。故天意灭奴诛犭 咸 犭豐 之丧于黄土；人心归主，正豪杰之宜顶青天也。”

（26）太平天国起义军宣扬上天降灾的思想虽不科学，但起到了发动起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