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对自然经济的分解

灾荒与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对自然经济的分解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由于小农经济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生产阶段，手工劳动时间的便利、成本的低廉使得它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余地与出路。一般来说，商品经济要从旧生产方式中演生出来并具有生命力，手工业本应当与商业相结合，从而加速社会分工，推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紧密结合，商业的作用只能加强小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联系。这就阻碍了分工的发展，加固强化了自然经济。马克思说过，“只有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才证明“整个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80](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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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中国，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的结合是顽强而隐蔽的。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的原料和生活资料，而很少依赖市场。只有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商品，才能形成工业产品需要的巨大市场。显然，要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分离不是商业活动加强所能达到的。而正是在灾荒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大批农业过剩人口在走投无路之下，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这当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国内自然经济被打破后市场大众的购买需求。恩格斯曾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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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灾荒导致农村经济的衰退，农民日益贫困化是不庸置疑的，但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角度而言，灾荒所带来的农民的失业破产，并不全是一件坏事。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给自足状态的打破，正好创造了这个条件，其次，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劳动力市场，农民的破产失业，正好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雇佣劳动力条件，灾荒的冲击，客观上刺激、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一）廉价劳动力市场灾荒还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灾荒发生，饥馑随之而至，它所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大规模流离，实质上意味着对灾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主导因素——劳动者的最直接摧残，结果必然是灾区劳动力的锐减和奇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和流失，对于劳动者和他所拥有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而言，是一种强迫性的、痛苦的分离过程。而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近代农村来说，劳动力是其经济事业的决定条件。农村“劳动力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农业经营所得的多寡，间接关系到农村各种事业的兴废，如果劳动力衰颓，农村所得即随着激减，各种农村事业也随着衰歇，于是农村就不得不愈趋崩溃。”[87](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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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灾荒使得大量的劳动力离村，“中国农村经济在……‘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压榨之下，自不能不趋于严重的破产！其结果，必使‘无以为生’的贫农，不是铤而走险，促成匪祸的严重，便是大量地离乡逃亡了。”[8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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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种逃亡最终的结果就是灾区的重建缺乏劳动力，使得未垦荒地固然难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就是已耕熟田，亦任其荒芜。耕地被撂荒，农工远逃，荒田无人种者太多，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咸丰元年（1851年）清朝政府就意识到“两次黄河漫决，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迄今已及十年。何以被灾穷民，仍在沙窝搭棚栖止，形容枯槁，凋敝如前。”[89]灾荒期间，除了饿死、冻死、病死外，侥幸生存者“青年壮丁散至四方，奔走生活”。正是由于因灾逃荒所导致的劳动力的缺乏，土地的抛荒，生产工具的匮乏，使得灾区元气大伤，灾后重建困难重重。但是“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90](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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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足够的资本，无法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灾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从事不需要本钱，出卖劳动力的副业——帮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自然经济失去了存在的归依，也使商品经济有了发展的前提。

我们当然要看到，受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影响，饥民流离很少一去不归，即使被市镇所容纳的从事农耕以外生产的农民，很长时间内也都未能脱离土地，许多都是将农耕和手工业，或打工相结合，生活在二元经济之中，这种“一只脚站在田地，一只脚踏在风箱上”的变异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工业化，是自然经济分解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农民由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半工半农——工人的转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农民离村还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工商业转移，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自然调配，以及通过迁徙给农民思想观念上带来的变化，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有利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9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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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经济作物面积的增加

列宁在分析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时指出：“由于个别生产者在各自单独为市场生产商品时，发生一种竞争关系，……结果必然是强者更强而弱者垮台，少数人发财而大众破产，使独立者变为雇佣工人，无数小农经济变为少数大经济。”[9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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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商品经济要得到发展，就需要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以打破自然经济结构下的那种自给、闭塞、分散状态。这种竞争关系的产生，需要农民更多地与商品交换发生关系。而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自给型生产、半自给型生产和交换型生产。在这三种生产方式中，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用来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93]要降低自给性生产的比重，就必须让农民更多地融入市场，其农业生产也更多地以交换为目的，这样在农产品种植上，就必然会出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 同时要注意到的是，经济作物在种植面积上排挤粮食生产，必然又促进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江苏南通的农地，20世纪初约有7/10种棉花，因此“县民所食之米，须由安徽省或江苏之东台、如皋、常熟、无锡等各县输入，每年约50万担”。[97](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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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汕头一带山多田少，粮食本不够食用，由于水果、蔬菜种植日广，粮食更加依靠外地输入供给。[9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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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都表明农村经济进一步商品化了。

（三）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商品的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由于人均土地面积和经营规模的狭小，生产者用来进行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只要农民仍然把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作为生产的首要目的，农业经济就始终只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个地区由自给性农业，向商业性农业转化，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或者发展农业的内部分工，使单个农户及其所在地区，改变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还有一条就是生存的压力使得贫苦农民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直接需要，去生产市场所需要的某些农产品。由于贫苦农民经营的土地产量少，又要维持生活，按照一般分析，必然没有什么剩余，因此其出卖部分可能很少，但事实却非如此，在小农经济结构下，贫苦农民在各种剥削压迫下，其劳动产品虽不足自给，但仍不得不出卖其产品的一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其商品率因而是比较高的，黄宗智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以黑龙江流域农村各阶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为例：[9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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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户耕作面积 每垧农作物出售额占产额% 每人购买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

15垧以下 56.9 58.7

15垧~30垧 55.5 16.4

30垧~75垧 58.2 15.2

75垧以上 61.9 6.4

从表中可以看出，15垧以下的小农场的商品率比15~30垧的农场的商品率反而要高，其原因在于，经营15垧以下土地的农民，在地主、商人、高利贷的压榨下，生活极端困难，为了维持生活，常常要进行卖细粮而买粗粮的粮食品种调剂；他们所饲养的猪、鸡之类家畜、家禽以及收下的鸡蛋等，一般都不能留下来自己享用，必须尽量卖出；他们为了交纳租赋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以它的商品率必然是高的。对于农村中最贫苦的农民而言，生活的贫困和对市场的依赖，是一个无穷尽的恶性循环。灾荒一旦发生，对于大多数小农家庭来说，粮食的短缺是困扰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难题。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使得许多灾民为了充饥活命，诸凡衣、食、住、行等方面一切被认为是有用的物品无不拿到市场上进行廉价大拍卖，他们将各种农产品、农具拿来交换，以换取货币，随后，又不得不借债以购买各种农具。这样使得其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反而更深。灾荒使得农民“不得不牺牲谷产自给之安全，以获取商品换钱之购买力。”[100]这都促使我国近代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四、结 语

尽管有关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著作卷帙浩繁，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都是以外来商品经济冲击的视野来探寻其原因的。鉴于外来商品经济确实在自然经济解体起着主导、核心地位，这种倾斜似乎是抓主要矛盾，无可非议。然而，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担心这种倾斜如果太过分的话，难免失之偏颇，将自然经济解体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经济解体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深深地植根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有超越狭隘的视角和视野，才能全面深刻地提示其解体之谜。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不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上，它的消长不是一个自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是在众多的内外因素合力逼迫下促成的。要解释这一现象，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能加以说明，也不能依赖于传统意义上“外来商品经济冲击”的诠释来一言以敝之，因为自然经济的分解往往与各种传统的社会分工、社会生活、生产模式缠绕在一起，它是许多因素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结果，我们必须看到其被动性、连续性和长期性。因此与之相关的是，自然经济的分解还应放在“灾荒史”的境况中才能凸现其意义。

中国自然经济分解缓慢，是由于中国封建地主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凝固性造成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所导致的自给性成为桎梏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落后因素。而灾荒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表现出分解的导向和特征。在灾荒影响下，灾害型交换市场兴起，同时就劳动者而言，自耕农多沦为佃农，半自耕农多沦为雇农，甚而有许多贫农因生存需要而离开土地，成为原始意义上的雇佣工人，这样就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得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同时它也造成了国内市场供应的相对不足，增强了外在商品经济面对自然经济的抵抗时的竞争力和优势地位，从而加剧了自然经济的分解。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时就曾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中心及西方导向的改革途径，和无边无际的广大中国乡村地区，几乎是完全互无影响的两个世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面对中国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并无力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大地上全面快速推进，而只能是以大城市为据点将商品经济的因子向传统的腹地传播，产生“扩散”效应，促使自然经济发生分解。而在实际进程中，与“扩散效应”相伴随的还有“灾荒效应”。可以说，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就是中国原已存在的若干条件如灾荒同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碰撞、结合的结果。

当然，灾荒给自然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灾荒后，有许多贫苦农民向深山远林迁移，变成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形态，也可能使得一些农民在失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之后，完全受制于他人，成为一种异形态的奴隶制经济形式，这都使得自然经济在分解过程中充满了许多变量，这些变量所占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它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和挖掘。

注释：[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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