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时间:2013-12-18
大众文化的本土化研究
大众文化的本土化研究
一、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1.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不可能离开本土的文化资源。传统的民间通俗文化、五四平民文学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毛泽东的文化大众化理论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有一个从模仿到本土化,再到独立发展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主流文化的松动、海外大众文化的激发,中国大众文化悄然产生,并以各种形式和途径抢占文化市场,如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席慕容的爱情小说和诗歌以及港台流行歌曲和连续剧的市场占有率相当可观。在度过了引进和模仿之后,独立的本土化的中国大众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起来,到90年代中期,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冲击其它文化形态,时至今日,其发展势头仍呈上升趋势。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素构成的系统,社会系统中的各元素相互作用,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构成要素,必然和其它要素之间存在互动性关系。同时,社会系统整体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内部各个要素的同时变动,中国大众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迅速发展之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探析:
(2)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为大众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氛围和发展空间。过去,极左路线束缚着人们的精神,脱离政治被视作极大的恶,而政治主要被理解为革命事业和阶级斗争,轻松娱乐一律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应予以摒弃。这一切的一切造成了大众精神生活的极度苍白和贫乏,社会缺乏大众可普遍接受的精神文化产品,这就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客观环境。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这些禁锢,人们开始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才有了日后大众文化的一番繁荣昌盛的景象。
(3)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与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多元化”消费转变,文化消费品日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大众的文化消费上升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消费市场。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比较简单的社会职业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职业结构,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不同职业、利益阶层的社会成员的娱乐方式、文化层次、精神追求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大众文化的多层次性恰好适应了这种状况。市场经济的发展放逐了神圣的“精神乌托邦”,与之相应的是对世俗化生活的追逐与相向。在这种情况下,以日常生活为内容、以社会大众为期待读者的大众文化就和人们对生活的意义体验达成共鸣,它一经产生就受到大众的欢迎。同时,市场经济中激烈的竞争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人际关系、精神深处都充满焦虑,焦虑极度膨胀的后果不是精神崩溃,就是彻底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舒缓、放松消解成为人们的内在需要,集娱乐性、通俗性、趣味性于一身的大众文化恰恰在这个方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4)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大众文化逐步获得了生存的文化领地、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权力控制在人们的经济领域、日常生活领域逐步退出,个人生活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人身依附日益淡化,以权威崇拜为核心的官本位价值取向、选择模式不断打破,而代之以个人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模式,个人生存方式向着民主、自主、多元、自由的方向发展。因此,个人独立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仅获得了政治结构的支持,同时也成为人的内在需要,而大众文化离开了大众个人独立的文化参与是难以形成的。而且,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改善着社会大众的政治地位,提高着他们的主体意识,使他们更多地从自我体验的角度而不是从外在宣传、强制要求的角度来参与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活动,他们对于文化的自主选择也使他们能够抵制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自身文化选择、文化参与、意义理解上的干预。另一方面,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市民社会(其内涵在下文界定)的逐步形成,而市民社会在大众文化发展上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伴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开始形成,市民大众有了自己独立的精神感受和要求,这就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根本动力。总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形成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了生存、活动的空间。
(5)电子传播技术和大众传媒系统的发展: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一定的技术生产力基础之上,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也不例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电子传播技术迅猛发展,有线、无线、光缆卫星、网络等通讯传播技术日益发达。这些技术广泛运用于大众传播领域,大大促进了大众传媒系统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手段决定了文化的样式和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和印刷文化以及电子媒介三个阶段。口语文化一般来讲只能形成原始形态的地域文化或部落文化,书面文化所培育的只能是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传统。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传播媒介,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瞬息万变、超越时空、批量生产和特性都是现代传播媒介所赋予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录相、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卫星传送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光储存技术的出现,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和对接受者产生更大的强迫性。在现代传播媒介面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具有文化的高低已不成为参与和享受大众文化的障碍。正如口头传播产生了行吟诗人和民间传说,印刷媒介产生了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古典文化一样,现代传媒也培育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化——大众文化。
二、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功能审视(双重效应)
任何文化分析都必然涉及到文化功能分析,而“文化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对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不断塑造,提高他们的素质,完善他们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一代新人。”[30][p170]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其影响已经辐射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
1.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第二,大众文化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心灵安泊之所,缓解了当代人的生存压力和内在焦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富裕与压力并存,自由与紧张共在。压力得不到舒缓就会造成个人的精神病态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广大的社会大众急需一种放松压力、化解紧张的休闲文化和精神家园。大众文化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为孤独、苦闷的大众提供了灵魂的庇护所,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栩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而这个对象化的世界,又以其在场的逼真性使人们面对的仿佛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文化一遍遍地用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世俗愿望,为大众安排了一个文本中的虚幻主体位置,含蓄的,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宣泄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冲动,使饱尝忧患和匮乏的人的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以及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正如豪瑟尔所言:“纯艺术、严肃艺术、不妥协艺术,具有一种破坏效果,常常是一痛苦的折磨人的效果。但大众艺术却要缓解人类存在的痛苦问题,并把我们从中解脱出来,不是鼓励我们的主动性和努力、批判和自我充实。”[32][p582]
第三,大众文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厚的文化基础,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两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大众文化一经产生出来便具有浓重的市场品性、表征着鲜明的市场精神,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文化基础和文化条件,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理念启动、产业支撑、需求刺激等方面的作用。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市民文化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文化基础。大众文化从与它相联系的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体来看,可以说是与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步的市民文化,而这种市民文化又是依托市民社会而存在、体现市民社会特征、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的。所谓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的规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及议政参政的生存生活领域,它是社会成员生活的非官方领域。它的社会主体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和一定的利益集团;它的关系规则是契约性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个人自主自愿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活动是市民群众的市场经济活动、大众文化活动、和非官方的政治参与活动。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中,它与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政治领域一起,形成了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33][p6]市场经济造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创建市场经济。因此,能否建构发达的市民社会可以说是决定能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最根本的主体性条件。可就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形而论,建构市民社会是一个长期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和总体推进,在这其中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大量事实说明,大众文化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传播能够有效地影响民众心理、造就市民主体进而起到促进市民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大众文化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意义最直接现实的表现就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而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和持续旺盛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产业易于操作,规模可大可小,层次可深可浅,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易于同本地文化旅游资源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加上投资主体多元化、灵活的运作机制,在社会、经济双效益上都能取到立竿见影的作用。随着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计,大众文化产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大的推动、拉动效应。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时代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世俗化的商业文化,它所传布、张扬的诸如重实际、讲实效、图实惠、求实利之类的商业理念、商业精神,有利于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重义轻利”、“重本抑末”、“忧道不忧贫”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就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和人文条件。
第四,大众文化的发展塑造了大众新的生活和现代人格。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不仅加速了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大大改善了广大民众的传统生活结构和方式,塑造了当代社会民众新的生活方式和现代人格。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日益发达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一个反映人的生活条件、生命价值的综合概念,它既包括物质条件、又包括文化条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去了过去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逐步丰富起来。大众文化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和日常生活的文化含量,拓宽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舒缓了人们的生活压力,愉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增加了人们的生命价值。同时,大众文化的发展还对人们的精神素质发生了全方位的作用,塑造了一种迥异于封建臣民人格的带有现代特点的新的大众人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这一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的广大民众的精神素质、人格模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人的人格的形成与转型是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发改造和模塑的结果。但文化是分层次、分领域的,就对于影响最普通民众人格的各种具体文化因素来说,最直接有效的无疑就是大众文化,是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工业文化精神、商业文化意识、世俗文化追求对当代大众新人格的塑造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五,开辟了大众启蒙教育的有效渠道。
以人为本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和标准的。人的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人自身发展多方面的总称,内含了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人格修养、社会生活状况等多方面的总体进步,其中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构成,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含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现代价值观念、理想道德情操、艺术审美趣味等,从而为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素质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和活动空间,对推进我国社会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巨大作用。例如,电视剧《渴望》就是在恰当的时期弘扬了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些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社会伦理道德又回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又如中央五台的《五分钟健美》节目,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离不开的节目,它不仅传递了健美方面的知识,而且对于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改变人们的审美观念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诸如《孝庄秘史》《康熙大帝》等历史剧固然有着历史的失真、艺术虚构与人为杜撰,但也着实能使社会大众从足获得一种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对民族意识的认同与反思,一种对自我的重新定位,毕竟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与面向未来。同时,大众文化的强烈渗透性使得它在提高社会大众文化素质的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是一种人人都可以获得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够渗入人们记忆深处的宣传途径” [34][p29]。大众文化一般都要具有通俗性、趣味性的特点,因而对社会大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诱惑力,它甚至构成了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大众在参与和接受大众文化时,对其所内含的文化知识、道德理论、价值观念等也就不自觉地接受了,无形中大众文化所内含的知识、信息不断地渗透到社会大众的观念当中,成为社会大众的内在精神要素,成为他们理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实践的能力。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的发展的确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然而,随着当代文艺的全面世俗化,我们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一种无可否认的平庸。虽然仍一如既往的谈性和女人,却不再有《金瓶梅》式的深刻和《红楼梦》式的厚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玩心跳”式的浅薄。要为眼下这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格局叫好,实在有些勉为其难。结论其实很明朗:欲望的放纵并不能使我的生命拥有一个真正的节日,“能指的狂欢”并未让人类的文化艺术走向名副其实的繁荣。面对当下大众文化的一统天下,批评没有理由保持缄默,因为真理的生命在于批判,批判的延伸便是建构。在一个芸芸众生拼命挣钱以放肆花钱的时代,大众文化对一切精神文化领域已构成了现实威胁。其负面效应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过度关注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消解以及人类生存根基的沉沦。感性欲望是人的自然生命力的基础,包括食欲、物欲、性欲等,古语云:“食色性也”。纵观人类文明史,对感性欲望无论是压抑还是放纵,都是不可取的。而当代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娱乐消遣性,搞笑、逗乐、感官刺激成为大众文化的主题,这一快乐原则无限的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极力放纵人的肉体生命,这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它在给人类带来瞬间快乐的同时,却导致心灵的麻木与空虚,甚至导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当下一个时代的文化充满了生命的原欲和感性的气息之时,当下一个时代的心理趋势普遍浸淫于享乐与本能的狂欢之时,这无疑体现了人性的堕落与倒退。连弗洛伊德都认为:文明要以人的本能的一些限制为代价才能进步。在这个形而上迷失的时代,大众文化以其世俗化倾向为人们所喜爱,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道德与欲望的二元对立中,后者显然占主导地位,于是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造成了人性新的异化和变质。
第二,当代大众文化容易误导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以及形成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大众文化制造一种幻想的天堂,使人忘掉真实的、现实的困境,陶醉到虚假的、外在的幻觉之中去。正如阿多诺所言:“在文化批判中,最为坚实和核心的问题之一便是一个关于谎言的问题,文化创造了对人类有价值的社会的一种幻想,而这种社会并不存在;文化隐匿了人类劳作其上的物质条件,它通过抚慰和催眠维持了对经济生存的恶劣决定。”[35][p43]大众文化用一种虚构的“现实”,调和了人们心理内部“超我”和“本我”,即“道德原则”与“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对立,融合了时间的进程与空间距离的分离,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实现本能欲望和社会认同的白日梦。这种梦幻的享受,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和改造。换言之,“媚俗的大众文化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填充当代人苦涩的心灵,不给人留下反思的空间,并使人将纸醉金迷的逢场作戏当作现实生活本身,从而以‘公开的谎言’掩盖了权力统治的实质,以幸福的充诺瓦解了人们批判和否定能力,平息了人们反思的冲动。” [36][p184]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的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洛文塔尔一语中的:“大众文化提供的不过是娱乐与消遣——即最终使人们从无法忍受的现实中逃避出来。无论在哪里,种种革命倾向都化为一个胆怯的头脑,并如下一类欲望之梦的虚假而缓解释然,诸如幸福、冒险、激情的爱、权力和感伤。”[37] [p55]所以,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对历史使命的弃权,而这种弃权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当代大众文化对终极价值的背离已导致当代文化价值的危机。人创造着文化,文化又塑造着人,提供给人以生活和世界的意义。艺术是审美意味的广阔世界,是塑造心灵的伟大事业,是人类陶冶涵咏美好情志的复杂工程,它闪现着理想主义的神圣光彩,是在多层次的接受中追寻人性的超越之途。然而,当代大众文化提供的只是美感心理的感官层次和情绪表层的活力,缺少一定深度的理性渗透,许多作品不免流于浅薄庸俗,限制了升华的范围,减弱了升华的需要,消费者匍匐于感官的享受,无法获得全面需要的满足和人性的提高。在这里,艺术的终极价值消解了,只有调侃、滑稽与怪诞。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诗的死亡和诗意的沉沦无法避免。同时,历史意识作为一种深沉的“根”总是在艺术的故土中养育。而在当代大众文化中,历史上的过去消失了,历史上的未来和任何巨大变革也与我们没有关系,杨贵妃与杰克逊同歌,西门庆与麦当娜共舞。当代大众文化只关注“当下”,只关注纯粹的、孤立的现在,只剩下永久的“当下”。它在失去了意味深度之外,又失去了历史深度。总而言之,大众文化可以不去着重关注终极价值,但却不能背离终极价值,更不能抵毁终极价值。文化正是通过它所寻求和创造的各种意义来引导人的追求。大众文化不能在对时尚的追求中消解文化的深层含义,不能以经验的直接性取代价值的超越性,更不能以瞬间的体验代替久远的回味与思考。如果变大众性为“惟”大众,变商品性、娱乐性为“惟”商品、“惟”娱乐,大众文化就有可以会滑入“感官而无心灵”、“纵欲而无肝肠”,成为文化精神的销蚀剂,无聊与庸俗替代了文化的品味。
第四,当代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思想观点,是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文化则是否定和排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当然,反文化并非全是糟粕,此处系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中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部分。它包括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法律上的等级制度、道德上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生活中的妻妾制、老百姓的官本位和奴性思想等等;它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极端自由化、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在电影、电视、戏剧、文学等形式的大众文化中借尸还魂,变着花样向大众文化消费者兜售和灌输。这不仅极大地干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而且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大众以自信、自立、自尊和追求平等为基本内涵的现代人格的形成及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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