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与表现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与表现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前 言

我国学术界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研究的主流是将其放在英联邦的大范围内去考察。当一个国家、民族的观念意识发生根本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的观念意识，这种旧观念意识的改变与新观念意识的形成对其国内社会和其对外关系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当代澳大利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从英欧情结转向亚太意识（本文所指亚太地区，是指毗邻太平洋的亚洲东部地区）。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澳大利亚当今社会，特别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试图对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表现、形成过程、形成原因以及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与表现

（一）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

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内涵是指澳大利亚认为自己的地理位置属于亚太地区，强调经济利益至上，淡化同亚太地区邻国在种族、文化上的差异，力求融入亚太地区成为亚太的一员，展现于国际舞台。经济利益是澳大利亚日益重视亚太地区、认同亚太地区的最主要因素。澳大利亚的种族和文化与亚太地区邻国迥异，这也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不能正视自己的地理位置，不认同亚太地区的重要原因。相对于种族和文化，经济因素最终显示了历史性的决定作用。正是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澳大利亚在传统的欧美市场失去优势，澳大利亚在70年代提出了“面向北方”的政策，加强与亚太各国的经济联系。随着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90年代，澳大利亚声称：“我们明白无疑地、诚心诚意地融入亚洲”[3]，谋求在“文化和经济上跟迅速发展的亚洲融一体。” [4] 美国学者亨廷顿对此评论道：“在（澳大利亚）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中，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5]（P163）

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澳大利亚的亚太意识还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将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而只是意味着澳大利亚是个“东亚半球”国家。[6]在澳大利亚国内，对澳大利亚是否将最终演变为亚洲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目前占主导的意见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化、语言、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与毗邻的亚洲国家大相径庭，澳大利亚不能成为亚洲国家。大力主张“融入亚洲”的基廷总理的话最有代表性：“澳大利亚不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也决不可能成为亚洲国家，正如我们不可能也不希望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北美国家或非洲国家一样。”[7]澳大利亚国内1993年10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也显示，68%的人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8]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演化，澳大利亚最终会认为自己是亚太国家。

（二）澳大利亚亚太意识的表现

澳大利亚的亚太意识表现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在政治上，澳大利亚以亚太地区为外交重点，加强与亚太各国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参与本地区事务；在经济上，澳大利亚谋求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澳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安全上，与亚太邻国和平共处，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安全关系与合作；文化上，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通过移民和留学教育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融合。

在政治上，澳大利亚以亚太地区为外交重点，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加强与亚太各国的联系与合作。具体表现为关注亚太地区问题，通过加强APEC的联系增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由以英国、美国重心转变为亚太地区和美国并重。对亚太地区事务不再采取旁观者的态度，而是积极参与并争取较大的发言权。澳大利亚积极介入柬埔寨事件，制定了以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命名的“埃文斯计划”，提议由联合国直接管理柬埔寨，以民主宪政成立新政府。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积极奔走，争取国际社会对澳计划的支持，并介入柬埔寨各个主要政党，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10月柬埔寨各方在巴黎签订《巴黎协定》，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澳大利亚还积极推动APEC进程来谋求澳在本地区的地位。澳大利亚认为，APEC这样的经济合作论坛不但可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增长，还可加强亚太各国的相互关系，防止因贸易壁垒造成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促进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在安全上，澳大利亚与邻国和平共处，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安全关系与合作。具体表现为改变“前沿防卫”战略、加强与亚太地区的防务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前沿防卫”战略是：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四面环海，这使澳立足于防守漫长的海岸线不切实际，因而，澳大利亚必须向前防卫，把东南亚作为自己的“前沿”。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世界局势进入缓和期，与缓和的国际形势相适应，澳大利亚放弃了“前沿防卫”战略，提出了“多层面政策”的安全思想。1989年12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埃文斯在澳大利亚政府举行的“澳洲区域安全”研讨会上的发言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保护澳洲安全的最适合的政策应是多方面的。虽然军事能力是必要的，但不应仅限于此，还应包括外交、政治、经济、贸易等关系的发展及援助。甚至还包括移民、教育训练、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及特殊地区间的政府对话。”[11]（P244）90年代后，澳大利亚还同一些亚洲邻国签订双边安全保卫协定。1992年，澳大利亚改变了以往以印度尼西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战略，主动与印度尼西亚举行军事联合演习。1995年12月，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安全保卫协定》。1996年1月，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签订了《新伙伴》防卫协定。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地区的安全对话。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重要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是东盟地区论坛，该机制于1994年7月在泰国首都曼谷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积极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视其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机构，澳大利亚先后提出地区武器登记制度、预防外交、军事演习通报、建立地区减少危机中心等措施。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该组织提高澳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文化上，澳大利亚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通过移民和留学教育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融合。1973年，惠特拉姆宣布放弃“白澳政策”，实行无差别移民政策，取消了对白人移民的优待办法。同时，澳大利亚提出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是描述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一个术语，其基本内涵是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承认各民族政治上地位平等，经济机会平等，各种优秀文化应保存发扬、交流融合而臻于丰富多彩。时至今日，多元文化作为一项信条已根植于广大澳大利亚民众心中。1986年，澳大利亚政府为增加收入、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和增加劳动力，推出教育出口计划，大量吸收亚太各国青年以自费的方式赴澳留学。此项政策推出后，在澳的海外学生由1986年的1万人猛增到1990年的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亚太各国。澳大利亚教育迅速发展成为有利可图的新兴行业。澳大利亚政府在推出这项政策时预计每年可为澳带来6亿澳元的收入，实际到1990年，澳大利亚教育出口就达到10亿澳元，几乎与澳大利亚传统的小麦出口持平。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计划为澳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而是进一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太各国的文化交流。大量在澳学习的亚太各国的学子增加了对澳大利亚的了解，而他们在澳学习生活也有助于澳大利亚人消除对亚太各国的偏见。随着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联系的日益密切，澳国内也掀起了学习亚洲文化热。

二、澳大利亚亚太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浓厚的英欧情结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宣告独立，成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英关系仍带有浓厚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色彩，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并未完全消除殖民地心态，存在着浓厚的英欧情结。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澳大利亚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严重依赖英国。澳大利亚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甚至把本国的外交和国防处置权托付给英国。澳大利亚政治家拉萨姆在1934年的《访问亚洲报告》中，就日本表示愿与澳大利亚建交的问题回答道：“澳大利亚几乎不发生外交问题……一旦发生外交问题，我们总是甘愿让英国外交官来处理。一般说来，他们处理得比我们好。”[13]在国防上，人们普遍认为南太平洋是一道天然屏障，澳大利亚的军事和战略计划必须成为英国和英联邦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认识，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仅有正规军1.4万人，而且还隶属于英国武装力量，澳大利亚政府没有指挥权。再次，澳大利亚在政治上忠诚于英国。独立后的澳大利亚在选择政体时，既不赞赏法国式的共和国，也不认同美国式的联邦共和国，而是青睐加拿大“名义上忠君”的政治体制。在澳看来，美国和法国为建立现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付出了过大的牺牲，而且在这之后，社会仍长期不安定，只有加拿大处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因此，澳大利亚人选择了作为英国女王统治下的一个自治领。

（二）徘徊在英美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英国的迅速衰落，澳大利亚开始在安全上转为依赖美国。二战后，澳大利亚在保持与英国传统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同美国的关系，并在安全上与亚洲邻国相对抗，跟随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仍保持与英国的传统关系。柯廷总理的上述行为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已经背离了英联邦，澳大利亚仍然承认整个英联邦有基本的共同利益，但澳大利亚也有它本身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当澳的利益与英国或英联邦其它成员的利益不一致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澳大利亚不得不采取与英国或是英联邦的主张不一致的行动和政策。二战后，澳大利亚仍是英联邦的成员，英国女王仍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澳大利亚仍存在着英欧情结。195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位访问澳大利亚的英国君主。悉尼市50多万人空巷迎接，许多人为争得一个有利的位置一睹女王风采，头一天就露宿街头。在昆士兰州，迎送女王的人数竟占总人口的75%。1963年，英国女王第二次访澳，时任联邦总理的孟席斯引用了一句抒情诗来欢迎女王：“仅只见她从我身边走过，即令我至死不移。”[23]（P259） 直到60年代初，澳大利亚与亚洲各国的联系仍然较少。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说道：“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澳洲人必须在忠于英帝国和加强与亚洲联系上做出选择，毫无疑问他们将选择大英帝国。”[27]（P271）

（三）走向亚太

20世纪70年代，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和世界局势的变化，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亚太地区，提出在经济上“面向北方”，加强了和亚太地区各国的交往。80年代，霍克总理执政期间，澳大利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重视亚太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到90年代，澳大利亚最终提出“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全面转向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亚太意识逐渐成熟。80年代霍克总理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重视亚太地区，并进一步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的联系。1983年，工党领袖霍克出任澳大利亚总理，此后，他连选连任，担任总理直到1991年。在霍克执政期间，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霍克政府不但在经济政策上重视亚太地区，在政治上，他也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积极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关系。1983年11月，霍克在出访泰国时强调，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心“要以本地区为重点”。[29]（P269）1989年2月，霍克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召开APEC部长级会议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同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第一届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成立。霍克认为APEC这样的经济合作论坛不但可维持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加强亚太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还可以削减贸易壁垒以及由贸易壁垒而造成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应该提到的是，霍克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霍克于1984年、1986年两次访问中国。1984年访问中国时，霍克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发生在中国的安静的建设性的革命更重要的事情了。”[30]霍克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霍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外交圈中都知道，没有其它国家领导人（象我这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如此直接亲切的讨论”。[31]（P129）霍克大力推进澳中友好，力图建立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以至于被澳大利亚国内舆论称为“患上了中国综合症”[32]（P294）。 1989年12月，在霍克政府中任外长的埃文思在作部长陈辞时第一次使用了“全面融入”一词来描绘澳大利亚面向亚太的政策。[33]1996年自由党的霍华德在大选中击败基廷，出任澳大利亚新一任总理。尽管霍华德明确反对“亚洲第一”，采取了“依托美欧，面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在对亚太政策上霍华德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与前几届政府的变化，但霍华德也不得不承认，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是澳外交重点中的重点。1997年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首次以政府白皮书的方式，确定了澳大利亚自身定位于亚太的政策：“虽然澳大利亚的各种利益广泛，但并非所有利益都一样重要。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亚洲太平洋是外交贸易政策给予最优先考虑的地区。”“今后15年澳大利亚地区安全战略核心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双边的安全和防务关系。”[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