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交叉互动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交叉互动

女性人类学是女性学与人类学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既是女性学为了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女性学的研究，又是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自身的反思，同时也是人类学对以往民族志中忽视女性现象和用男权思想误读女性现象的一种反省和纠正。[1][P57]

——潘杰于1999年

一 女性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交叉互动的产物

人类学作为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其研究领域覆盖面极广，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多元化思潮，使各学科在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同时，纷纷走向跨学科的研究。人类学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也开始了一种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在与各学科的交叉互动中开拓出很多新的研究领域。从广义上讲，人类学后期各个跨学科的分支领域是在其两大传统类型（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之下发展而来。而真正在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文化人类学。在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大潮中，文化人类学的泛文化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带来了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彰显了文化自觉的演变历程。前者对本学科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中心主义带来了一次变革性的冲击；后者诠释出各理论与实践领域中自觉意识由沉睡到觉醒的普遍规律。

作为一种泛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研究文化怎样通过各种方式塑造人类群体的行为、思维、感情、语言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性别关系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要素,而性别关系是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其表现之一，了解性别关系是为了完整的了解文化。这后半句倒过来说也可以。尽管世界各国的女性境况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女性却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即把女性从不合理的男权体制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和谐、公正的性别关系秩序。因而，不管是何种流派的女性主义，也不管其解构的途径如何，提出的建构方案如何，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路。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人类学与女性主义之间有了一种交叉互动的关系，女性主义从挖掘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中对女性的忽视开始。而研究文化体系中的男性偏见意识，也成为人类学的任务之一。自然，女性主义人类学就成为学科交叉整合中的一部分，幷且日益形成一门新兴学科。

二 性别关系研究视角的补充与完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都还需要补充与完善。社会性别关系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完整的性别关系应包括三个方面：男性之间的关系，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选取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只是切入角度的问题，其宗旨都是为了建立一种和谐、公正的性别关系秩序。以往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男女之间的关系或女性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角度，至少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在对女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忽视或回避女性之间的“相煎”关系，而强调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关系，以反抗不合理的男权体制。笔者在这里，试图以女性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视角介入对性别关系的研究，从不同时期里在反抗父权制文化体制时女性之间关系的变化来探讨性别关系秩序的解构与建构。这是对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补充与完善，也是一种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的尝试。

三 研 究 对 象 的 扩 展

自人类学诞生以来，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流派纷呈，各家争鸣的过程。其中，有早期的注重历史纵向剖析的进化论，也有注重地域横向扩展的文化传播论；有被称为“书斋里的人类学家”的泰勒、费雷泽等大学者，也有提倡到田野中进行实地调查的功能学派提倡者马林诺夫斯基；有早期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而研究当地文化的初衷，也有后来的研究不同文化的异与同以求和而不同的宗旨；有最初的优劣观比较意识下的“文明”优于“野蛮”、西方优于东方、白人优于黑人等文化中心主义的泛滥，也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把“我者”与“他者”放在平等地位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有侧重于求同的社会文化普遍性规律的宏观性把握，也有人类学全球化视野下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下各分支领域对差异性的微观性反思与开掘；有对人类学民族志客观真实性的强调，也有对民族志书写文学虚构性的探讨。无论是从人类学的纵向历史来看，还是从某些时期的百家争鸣来看，其研究领域与学科内涵都在不断被开拓与丰富。当然，无论是否需要矫正，无论矫正过枉与否，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人类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倾向。如人类学家针对各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而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与态度，对民族志虚构性的认识，对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互动的新领域的开拓……在这些共同倾向中，有一种人类学方法是自马林诺夫斯基提倡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方法——田野调查，它已成为人类学者的一门必修课程，也成为其理论成果的实践来源。所以，当女性主义向各研究领域进军时，它对人类学最初的挑战便是把被人类学者忽视的女性带入田野调查的书面成果——民族志，试图消除田野调查者的性别偏见意识。由于人类学者的这一传统，女性主义人类学也多把目光投向生活中的女性群体，而把文学文本看作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关注女性、关注性别关系的文化建构，这原本就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任务，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研究对象上，文学文本也应该成为其组成部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女性主义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同样，它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中也应得到重视。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和人类学田野实践在学术上的延伸，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本来就是一种互动关系。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领域应包括作为历史文化的产物与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学。“毕竟，文学文本在传达与强化现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方面，也起到了为其它形式的意识形态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成为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积淀的重灾区。与此同时，作为诉诸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文学亦可以成为揭示社会、感受彼此之间深厚情感维系的重要手段。”[2[P10]尽管这种泛文化意义上的性别关系问题探讨也像是一种“书斋里的人类学者”的做法。但笔者认为：在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法律上有所保障之后仍未能从父权文化机制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情况下，以批评的眼光从女性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理论走过的历程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同时，也试图在一种理性的审视中探求社会性别关系解构与建构中意识形态深处的文化因素。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批评向理论发展的总态势下,这也是试图将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带向纵深处的一种尝试。这样，在历史的纵向感上，更能让人感受到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宏观把握上的洗炼。无疑，经过作家精心提炼的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信念、幷带有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的文学文本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那些经过文化积淀幷保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也是一种“田野作业的文本”，是女性主义人类学者书斋里的“田野”。尽管接受美学强调“作者死了”的观点，但那些真正反映出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学文本仍然是作家生活经验，理性反思的结晶。因此，笔者试图在对女性关系进行人类学解读的同时，把文学文本也纳入解读对象，使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在文学这片审美的艺术土壤上相遇，幷生根发芽。在解读方式上，以文化自觉过程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否及其觉醒程度为划分依据，分三个时期进行探讨。

四 理论基础——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理论

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已日臻成熟，而在中国却处于起步阶段。资料调查表明，中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尚未形成自己系统的理论系统，还处在对西方相关资料的译介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禹燕的《女性人类学》著作以外，大都是介绍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相关文章。像彭耘、乐梅、周泓、潘杰、丁宏、向志红、李霞等学者大都在人类学研究领域有所成就，她们在把西方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又力图把这些知识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跟中国的女性生存现状结合起来，以实现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也正是她们，使得女性主义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生根发芽。“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3][P36]笔者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与借鉴的基础上了解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幷反思其分析模式。

自女性主义以批判的眼光挑战人类学民族志中的男性偏见意识，把女性成功的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以来，女性主义人类学经历了一个由生物决定论到社会文化决定论（这里指一种泛文化，包括种族、阶级等因素）、由平等观到差异观的演变过程。其性别关系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与丰富的过程。与此相应，其分析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由生物决定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到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多元分析模式。幷且其思考的出发点不再只是强调社会性别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而是更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是怎样建构性别关系的，人类学文化自觉引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既定的性别关系文化模式带来怎样的冲击，幷进行尝试性建构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使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理论成为关键性问题分析的中心，那么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思考文化是怎样建构的。

“人类学可以做的事情是为人们提供更广阔的思辨平台，拓展视界，引发文化自觉。”[4][P82] “而作为一种产生于现实的政治要求，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研究模式，女性主义生成于男女两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受的诸种不平等待遇，幷以消除这种不平等状态、达到性别双方的和谐、平等沟通与合作的最终目标。因此，在这一目标没有最终获得实现的情况下，它始终拥有存在的基础，幷处于历史性的发展，丰富与深化中。”[5][P4]基于上述观点，也基于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视角补充与完善和研究对象拓展的考虑。笔者尝试以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理论为核心要素，以人类学的视野，理论与方法以及女性主义相关知识为理论支撑，以女性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视角，以女性反抗方式的变化为参照系，以文化自觉历程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为划分依据，解读三个不同时期女性关系的变化。从父权—夫权制文化体系中“女性相煎”关系和“姐妹情谊”关系及其极端化发展来探讨“内囿化”(immanence)[6][p12]的既定性别关系社会文化机制的破与立。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预先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运用的女性主义相关术语的变化。女性主义人类学相关术语的使用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有称“女权主义人类学”的，有称“妇女人类学”的，有称“女性人类学”的，也有称“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在西方，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Feminist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of Women”。一般人们用“Anthropology of Women”表示早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译作“女权主义人类学”或“妇女人类学”，以显示对“女性”被忽视的地位的强调，或显示其鲜明的政治色彩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性。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及其理论成果的不断总结，学者们对社会性别提出的问题不再局限于男女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探讨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即这一时期的性别关系研究除了男女之间二元对立的批判模式外，也包括对女性之间差异的探讨，不再把所有的女性都假设为具有绝对的同一性。学者们一般用“Feminist Anthropology”来表示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大多译作“女性人类学”或“女性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这一术语的使用一直没有统一，目前，国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早期的“女权主义人类学”或“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发展到“女性人类学”或“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是以社会性别研究为其核心理论，最好是用“性别人类学”或“社会性别人类学”（Gender Anthropology）来表示。笔者认为：译名的分歧，不仅反映出学者们理解的侧重面不同和策略考虑上的不同、对这一个研究领域内涵与外延认识上的差异，同时也体现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本文涉及早期女性主义把女性带入人类学民族志或妇女解放的政治运动时用“女权主义人类学”或“妇女人类学”一词，而在涉及女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视角，对文学文本进行泛文化解读时用“女性人类学”或“女性主义人类学”一词。不过，在引文中，还是采取尊重作者及原译者所用术语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