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均势外交”到“三环外交”分析研究

从“均势外交”到“三环外交”分析研究

一. 英国的传统欧陆政策中的欧洲观

英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产物。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的变化，英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原则和重点，以及实施的方法与手段不断调整和变革。英国人较少感情用事，知道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这是英国外交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通俗地讲，该做的和有能力做的，就决不放弃；而没有能力做的，即使应该去做，也不会勉强，知难而退。

英国的国家利益观与欧洲观是与它的岛国地理位置以及根深蒂固的帝国历史传统分不开的。在地理上，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却与欧洲大陆不相连。英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欧洲其余部分称为“大陆”以示区别。虽然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32公里，但这一距离对英国的历史命运却是决定性的。

正是这种与欧洲的距离，使得英国能够在数百年里超然于欧洲事务，不断通过玩弄“均势游戏”，在欧洲大陆保持自己的支配性影响，它的这一外交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对英国而言，这条海峡所产生的距离感，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在近代英国对欧外交中，均势原则被奉为圭臬，如本世纪初英国外交部官员艾尔•克劳爵士所作的经典性概括的那样：英国“把自己的力量加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但是总要加在一边以抵制某一时期的力量内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霸权，这几乎成为一个历史真理”4。与此同时，英国还奉行一种孤立的原则，即在和平时期不与欧陆列强缔结有约束力的条约或协定，保持行动自由。这两个原则是英国近代对欧洲基本外交方针的两个方面。孤立原则又是维持均势原则的条件，一般说来，当欧洲各国力量失衡，出现某一突起强国或国家集团威胁到欧洲和平、主要是威胁到英国利益时，英国通常运用均势原则，扶弱抑强，维持欧陆国际力量对比大致均等；而当欧陆相对稳定，英国无自身安全问题时，它便摆出不干涉欧陆事务的面孔，不与欧陆列强结盟，即玩弄孤立原则，静以待变，保留再度制衡欧陆列强的自由，从而使英国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后果是使美国和苏联在战后的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取得了绝对的发言权。英国如果不想看到这种后果长期存在，如果不想让战后的世界事务完全由美国或苏联来主宰，如果不想使自己在战后的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沦为二流或者三流国家，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努力使欧洲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使之能与战后已经出现的超级大国相抗衡。对英国来说，欧洲的重振首先是法国的重振。只有英法两个大国合作，并加上两国的综合影响力。

这才有望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欧洲，牵制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让它更为尊重英国的意见，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世界均势构想，因此英国的政策开始转而有利于法国的复兴。英国对战后事务的安排早在战争结束前就有考虑。英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坚持让法国在德国拥有一个占领区，并坚持让法国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和战争赔偿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上，又坚持让法国占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借此恢复和保持法国的大国地位, 以维持欧洲的均势。

二．三环外交

随着二战的结束，昔日欧洲强国经过二战的冲击，都一个个衰弱了。而美国则以全球性超级大国自居，充当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对抗力量进入了欧洲大陆。与此同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脱颖而出，形成一支富有巨大潜力的世界新兴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此时被战争耗竭净尽的英国失去了赖以推行其传统“均势”的基础，也无力再像战前那样对欧洲政治施加影响。

应该说，二战带给英国的影响是复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的经济地位遭到严重削弱。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进出贸易总额的份额由1937年的10.7%下降到1951年的9.4%14。另一方面，战争也给英国提供了机会使它成为除美国以外在欧亚非几大洲同法西斯作战的战胜国，负担最大的西方盟国，与大陆上的西欧国家相比，它是美国的“第一盟友”。而且广泛的英联邦在战后初期虽然已经捉襟见肘、显现出难以控制的趋势，但尚能艰难维持，仍不失为英国在国际舞台得以驰骋的一种依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丘吉尔根据战争中的经验以及战后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指出了旨在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三环外交”思想。丘吉尔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英国作为二战中战胜国的余晖和英帝国依然保有的大部分殖民地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历史渊源关系，借助在战争中膨胀起来并与英国保有特殊关系的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促成西欧国家联合抗苏的新局面，以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对欧洲联合的态度，通过其概括的三环外交思想得到全面的反映。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思想的提出同二战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对其世界作用的认知和定位有很大关系。

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正式抛出了其“三环外交”的总方针。“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时刻，当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

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并存，一旦它们联系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力量的联合足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中的每一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因素。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

” 15显然，在丘吉尔的心目中，英国由于其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关键地位，注定要在国际政治中执其牛耳，发挥某种中心作用，充当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桥梁和代言人。“三环外交”实际上又是一个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战后初期，西欧各国普遍对英国有某种依赖心理。一是由于西欧各国与英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欧洲，尤其是与英国隔海相望的西欧是英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重心所在。近代以来，欧洲大陆的重大事务无一没有英国的参与，每逢危机，西欧各国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海峡彼岸的英国。法国政治家塔列朗论及英法关系时曾说：英法联盟就像马和骑士的联盟一样必要。而法国总理克雷孟梭更无奈地叹道：这种联盟常常意味着法国是马，而英国是骑手，但事实常常是，实在没有比英国更出色的骑手了19。

二是二战期间西欧各国与英国又多了一层“患难之交”的关系。英国虽一度推行绥靖政策，对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英国参战后，以丘吉尔为首的战时联合内阁坚决执行抵抗德国的政策，并联合统一战线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三是战后西欧各国普遍伤痕累累，经济凋敝，政局不稳。他们为重建经济、稳定秩序，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及消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需要美英两国的帮助。

当时最有能力援助西欧的无疑是实力雄厚的美国，但是英国的帮助也并非可有可无。英国海外联系广泛，历经几个世纪积累了处理世界事务的丰富经验，加之它战胜国大国的地位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些都是西欧各国乐于借重的。因此，被苏联的强大和在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下的惶惶然的西欧各国乐于接受英国的判断，并欢迎英国充当联美反苏的带头人。1945年，艾德礼政府上台，工党政府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保持战后英国的大国地位，为此它更加强调英国在世界性组织中的作用，而对欧洲联合并没有具体的纲领。

对于战后的新欧洲应是什么样子，工党政府认为英美苏三国应保持超然态度，由三国组成联合国的领导核心，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一个具有某种邦联形式的“欧洲工具”,建立一个包括英美苏三国在内的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并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欧洲理事国”。不难看出，工党政府的对外方针是超越欧洲的，欧洲事务并不占据其主要议程。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以及英国的对欧政策不重要，只不过工党政府不希望欧洲事务妨碍英国实现其更广泛的外交目标罢了。“三环外交”思想对战后初期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党政府根据‘继承性’论点，实质上推行了两党制的外交政策” 21。工党在欧陆政策上的“继承性”，事实上意味着工党政府从属于保守党人的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意味着执行保守党的外交路线。在本质上，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奉行了“三环”思想指导下的欧洲政策。具体来说，工党政府的欧洲政策，在欧洲追求的目标是利用德国、意大利的战败和法国的削弱来建立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途径是通过西欧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建立一个以英国为盟主的西欧联盟27。

在这一时期，英国在主观上并不愿意完全融入欧洲。丘吉尔认为“即使没有大英帝国与俄国，欧洲的群众一旦团结起来和组成联邦……一旦觉悟到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欧洲大陆，该联邦也会变成一个无可比拟的组织” 28。显然，丘吉尔心目中的“欧洲合众国”不包括英国。他明确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任务，我们是和欧洲在一起的，但是并不属于它。

我们同它联系在一起，但是并不包括在里面。我们与之命运攸关和息息相通，但是决不能被吞掉。”对英国是否属于欧洲国家的问题，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们不止属于一个洲，而是属于所有的洲。不属于一个半洲，而是属于两个半洲；正好像既属于新世界，也属于旧世界。

英帝国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欧洲大国。它也是一个庞大的和上升的美洲大国。它也是一个澳亚大国，也是最大的亚洲国家之一，它在非洲国家中起着领导作用……。” 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历了一个从世界大国沦为中等强国的转变过程。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取种种措施竭力延迟这一进程的发展。但英国40年代末形成的对欧政策，很快受到50年代欧陆一体化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对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坚持既定政策，置身局外，拒不参加欧洲一体化组织；另一种是密切关注欧陆一体化发展，以各种形式与其建立联系，不丧失它在欧洲的影响。这两种趋势相辅相成，构成英国50年代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主要特点，反映了英国人既不愿意与欧洲大陆完全融为一体，又不想与其断然分离的心理。

这一现象是英国对欧洲外交的均势传统在现实中的体现30。1947年英法同盟条约的签署促使艾德礼时期的外交部长贝文于1948年1月在议会下院正式提出了建立“西欧联盟”的主张。在英国的努力下，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这是一个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合作的条约。

《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表面上看是英国的西欧联盟政策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但实际上英国并未就此达到真正的目的。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在政策上的差异，而政策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利益上的矛盾。英国在西欧联盟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英法同盟条约的推动，与荷、比、卢三国订立类似的双边条约，进而与意大利签订类似的条约，以此来实现西欧联盟，由于是分别与西欧国家签订条约，承担义务，所以英国就能成为欧洲各国事实上的共同的保护国，从而也就实现了自己充当西欧盟主的愿望。英国想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借此作为后盾，利用与西欧各国的双边防务协定，充当西欧盟主33。

贝文计划的出笼清楚地表明英国仍然怀有充当西欧盟主的奢望，同时也表明英国已放弃和平时期不在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的传统政策，开始执行以美为盾，以欧洲联盟为基础的积极的欧洲防务冷战政策。但英国认为西方联盟是一个精神上的联盟，而不是死板的制度34。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后，大西洋体系就提上了日程。因为英国既不会彻底改变传统的外交风格，完全卷入欧洲事务，以导致英联邦领导地位的丧失和“世界大国”形象的损害，也不会单独承担欧洲的防务义务。“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先天不足，使其安全系数大打折扣。因此，英国对于把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安全体系表现得更为急切。

1949年8月“北大西洋公约”开始启动，美英实现了各自的外交意图。英国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推动美国摒弃孤立主义,承担起欧洲安全保障的责任。在北约组建的过程中，英国一再奔走于美欧之间，世界大国的心理再次得到满足。至于英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贝文不得不承认“与美国共事是种危险，因为美国对所有其他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这可能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主张作某些勉强的让步” 35。

可见，英国虽希望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但不愿看到美国取代英国充当欧洲霸主。北约的成立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革命。英国的西欧联盟主张清楚地表明它已放弃了和平时期不在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的传统政策，开始执行与西欧国家结盟的新政策，以期通过充当西欧联盟的盟主，并在美国的帮助下，保住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切身利益及大国地位。但由于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使得英国不得不调整其对欧和对美政策。

虽然英国最终获得了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承诺，但它谋求充当西欧盟主的努力却失败了36。随着冷战的爆发，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以及北约的建立，加上英国在经济和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加深，艾德礼政府关注的重点转向与大西洋合作。

二战后初期的英国外交就如同一尊三足巨鼎，支点分别落在美国、英联邦和欧洲的身上。作为这尊巨鼎的设计者，丘吉尔的初衷是试图以英国为交结点加固多层关系，通过三大支点的影响和作用，使不列颠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经过历届政府千锤百炼地铸造，“三足”虽各有瑕疵，却终于结为一体，成为托起英国国际形象的坚实基座。然而，这种看似稳定的构造也意味着灵活性的减少。

英国的任何外交举措几乎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力，而任何“一足”的抬高或降低，都会严重影响英国外交之鼎的平衡性，甚至会导致它的倾覆。因此，当“三环”学说被英国政府当作“金项圈”接受并运作，成为其展开外交活动的资本时，它同时也是套在英国政治家们脖子上的桎梏。尽管“三环”的各自比重和内容在不同的时期都大有改观，英国都只能在其间进行政策上的协调与规划，而不能偏执一环，更不能放弃任何一环。即使它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原则，实现了调整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仍然要受到其他两环的影响和牵制。

因而，被丘吉尔视为英国外交依托的传统关系也可能演变成为政策变革中的历史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