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英国欧洲政策的转变

分析英国欧洲政策的转变

一.英国拒绝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当欧陆正在兴起各式各样的联合和一体化运动的时候，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优先关注的是丘吉尔所称之的自己的梦想和任务：对英联邦承担的义务和英美“特殊关系”。在野时曾大力宣扬欧洲联合的丘吉尔，上台后却走1949年以后贝文的外交路线，他把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看作是英国在世界上发挥影响的基础。这令那些原指望丘吉尔上台后英国能奉行更积极的对欧政策的欧陆国家感到失望。英国不愿意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因此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得出了结论：如果要实现欧洲一体化，就必须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抛弃英国，寻求新的动力37。

于是他们选择了走“职能主义一体化”的道路，决定先逐步实现各国间职能部门、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发展到政治一体化，以超国家结构的积累，最终实现欧洲的统一。随后法国先后提出了旨在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舒曼计划和建立欧洲统一军队的普利文计划。1950年，法国提出了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普利文计划”，普利文计划是舒曼计划在军事上的表现。它提出，“通过扩大舒曼计划，将德国纳入欧洲。

”对于普利文计划，英国也有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出于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以及在西欧国家间保持一定均势的考虑，它赞同美国的观点，不能使西德长期没有武装；鉴于法国对西德的重新武装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普利文计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另一方面，普利文计划具有的超国家性质令其难以接受。英国绝不愿意承担义务把自己的军队卷进去，因为那就意味着英国只能与其他西欧国家处于相同水平，突出不了自己的特殊地位43。贝文表示，“英国不可能参加这种拟议中的‘欧洲军’，因为英国是个全球性的国家，有着更广泛的考虑，它不参加任何超国家机构的组织，也不能明确承担在欧洲大陆驻军的义务。

” 44艾德礼首相认为英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政策体现了工党政府对一体化的总体态度。他对内阁说，他希望能够公开这一态度，以消除广泛存在的工党政府反对欧洲合作的看法。艾德礼在致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愿意在政府独立基础上的任何形式的欧洲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能把做出决定和行动的自由放弃掉，交给任何超国家的机构。我们对欧陆那些愿意采取这些计划的国家持鼓励态度，就像对待舒曼计划那样，我们表达了愿与任何在合作计划下建立起来的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正在考虑在近期就这方面做出更加明确的声明。我们也对欧洲军计划持非常同情的态度，只要它能表现出军事上的有效性。我们期望发展欧洲委员会的建设性作用，它是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焦点。” 45不难看出，英国对于普利文计划的态度与对舒曼计划的方针是一致的，与其保持距离但不参与其中，在于保持自己“超”欧洲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形象。

丘吉尔再次执政后的对欧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保守党政府认为英国仍然是一个“世界”大国，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和更广泛的责任；认为英联邦和英镑区对维护英国的地位至关重要；英国虽然赞成法德和解，但不希望西欧分裂为两个集团，不希望西欧一体化威胁到大西洋联盟的稳定。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保守党同工党一样反对超国家主义。丘吉尔在对待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的态度上沿袭了前工党政府的路线，即支持但不参与46。

保守党对欧政策是“我们不应阻止而应赞同实现更紧密的欧洲统一的运动。在经济方面，我欢迎舒曼计划作为法德和解的一个步骤……但我从未考虑过英国以欧陆伙伴同样的条件加入该计划。……我们对欧陆在舒曼计划基础上的进一步经济发展的态度，同我们在欧洲军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一样。我们提供帮助，为之奉献，发挥作用，但是不能被并入，不能放弃我们的岛国或英联邦的特征。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英联邦和前英帝国剩余部分的统一和团结。第二个目标是英语世界的‘兄弟般的联合’。第三是统一的欧洲，我们是它的一个独立的但与它保持密切联系的盟友和朋友。” 47丘吉尔在对欧政策上的不作为，被认为是受到了“反欧的”外交大臣艾登的影响。

艾登的对欧立场与丘吉尔和前工党政府并无大的不同，即英国不反对但也不参与欧陆国家的合作计划。这一立场实际反映了英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看法，即认为英国最重要的利益是在欧洲以外其他地区，也反映出它对欧洲一体化倡议的深深怀疑。艾登或许比他的同僚们更清楚的认识到，由于联邦主义在欧陆的兴起，英国如与欧陆实行更密切的合作，肯定将损失自身的主权。在他看来，舒曼计划和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都带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特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防务共同体计划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失败。它的失败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仅就与英国相关的方面来看，透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到英国人对于西欧防务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的思想，同时也提供了用来衡量艾登对欧态度的一把尺子。总体上说，在当时那个复杂的历史阶段，艾登的对欧态度是明朗的和前后一致的。

艾登肯定不会加入有可能削弱英国主权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他希望防务共同体计划能取得成功，但又一直对其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他不想提出任何不成熟的可能会导致防务共同体计划失败的建议，但又不能不设想应对其万一失败的应急计划。这种心态或许不值得称赞，但却完全符合1950-1951年工党政府和丘吉尔政府对欧洲的态度。当然，防务共同体计划的最终失败也对英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的看法：联邦主义的一体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英国对墨西拿进程的态度48。

二. 英国转向申请加入欧共体

然而到了1955年底，英国的政策出现了重要变化。英国同意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建立关税同盟的讨论，它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引导谈判向英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在那一刻，英国的这一想法也并非不合理。但是英国很快便意识到，它并不能如其所愿的引导谈判的方向，于是就让其谈判代表退出了讨论。

直到此前，英国对谈判的态度依然是“敬而远之”。但现在英国开始感到六国设想的关税同盟可能最终会成功，并且它很有可能被德国所主导。于是，英国人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心态：既担心自己被排除在一个歧视性的欧陆贸易集团之外，又对欧洲安全可能再次受德国控制感到关注。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英国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来破坏六国的团结。

传统均势原则的影响使英国不能对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发展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导致英国人愈来愈关注欧洲大陆的深层次原因是50年代开始英国对外贸易重心从英联邦转向欧陆国家的结构性变化，同时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展开，英国的海外利益呈萎缩之势，英联邦和欧洲力量的一消一长使得英国丧失了维持孤立原则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是毋庸赘言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英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

在50年代英国对西欧一体化的外交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英国强调它参加西欧一体化组织将削弱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则鼓励英国与欧陆国家融为一体。换言之，美国并不是影响英国发展与欧洲大陆紧密关系的障碍。产生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法的不同以及它们对欧洲一体化观念和政策的分歧。英国极其重视美国在西欧防务中的作用，同时欲借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

但是，这种特殊关系是单方面的。在美国人看来，如果说英国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还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话，那么随着西欧的复兴，他们更倾向于将英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凌驾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的“特殊”伙伴，这在1950年5月艾奇逊下令销毁一份阐述英美之间存在特殊性质关系的文件中可见一斑。与英国炫耀与美国关系的特殊相比，美国人怕强调这种特殊会给他们与其他欧洲大国的交往带来困难并增加英国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美国持鼓励态度，因为它符合美国的长期对欧政策，既能促进法德和解，巩固西方阵营，以利于对抗苏联，又能减轻美国的援欧负担。

在联合的方式上，美国偏爱西欧一体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应地对英国对于六国的消极态度愈来愈不满意。因此，如若英国选择加入西欧一体化，不仅不会削弱它与美国的关系，反而可以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分歧。对英国来说，加入西欧一体化实际上削弱的不是英美关系，而是它所坚持的自己的大国地位。不过，美国对六国的支持确实给英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一方面，美国不反对英国坚持政府间合作的欧洲联合方式，但反对英国利用这种方式阻止乃至“破坏”六国的一体化努力，由于英美关系的不对称性，英国在欧洲防务、发展核力量和处理世界事务中有求于美国，它抵挡美国在西欧一体化问题的影响的能力削弱，当英国与六国发生矛盾时，更不能指望美国支持英国的不利于一体化发展的任何方案。相反，美国往往公开或幕后鼓励六国对抗英国，在美国的干预下，英国对西欧一体化进程的消极影响受到了相当的抑制。另一方面，随着共同市场计划的成功，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发展与欧洲大陆一体化关系的兴趣，这使英国有了真正的危机感，因为欧洲大陆一体化集团的形成本来已对英国的地位构成威胁，如果美国再把这一集团当作主要伙伴，那么可想而知，英国将很可能要丧失在欧洲所剩下的影响。因此。

一直坚持自己既定政策的英国到了50年代后期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孤立，而不是自己选择的、能使自己保持行动自由的孤立49。

在对欧政策转折肇始的麦克米伦执政期间，麦克米伦在主观上的确做出了超越传统“三环外交”模式的抉择，然而在外交实践中却又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俗套”，戴高乐表示不信任“盎格鲁——撒克逊人” 50，使英国向欧共体的首次“求爱”遭到挫败。由此可见，传统的外交资本在经历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后也可能成为现实活动中的历史重负，即使以灵活机动铸成的英国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也一时难以应对传统事务对变革的固有影响，尽管麦克米伦政府试图突破旧有的外交模式，但终究还是“在逃离中落网” 51。进入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英国自身实力的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三环外交”进行调整的言论、思路初见端倪：英国必须在新形势下对西欧领袖、英联邦首脑和享有特权的美国伙伴三个角色做出选择。麦克米伦不得不对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并对其外交政策目标及其轻重缓急次序加以调整。

他从与欧共体相对立转而走向要求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实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一次大转折，同时也体现了英国的实用主义传统风范。正是这种务实的政治文化，使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可以游刃有余地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战后初期，英国在对外政策上坚持“三环外交”的方针，“三环”中英国向来将英美特殊关系和英国同英联邦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三环外交”中的英美关系和英国与英联邦开始出现了困难。

美国不喜欢欧洲自由贸易区，因为它在经济上使美国付出代价，却又不能像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那样给美国带来政治上的利益55。美国对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将英国置于尴尬地位。如果美国继续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不支持欧洲自由贸易区，则美国与停留在六国之外的英国的“特殊关系”将可能萎缩，从而根本动摇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出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考虑，英国不得不调整其对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