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的文化理论价值分析

弗莱的文化理论价值分析

第一节 对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帮助

当代著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刘登翰先生认为，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客观事实，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分流和整合的情势。他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受到外力人为的切割，形成了相对迥异于母体社会的独立发展格局，却又涵盖在母体文化的合理发展逻辑之中，便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造成这一民族或国家的共同文学，在不同生成环境中的分流。分流是离析的一种极端的形态，是在维系和延续共同母体文化的基础上，脱离了文学主体运动轨迹，而呈现出自己特殊形态和进程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存在。而整合则体现共同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祈愿和社会的思潮动向。”[79][p19]所以，“任何一种褊狭的区域性的眼光，都不能全面地概括中国文学丰富的发展形态，也不能将各种不同艺术创造和文学经验纳入于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之中。”[80][p19]面对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上，自然而然地就需要出现了一种能摆脱褊狭的区域性研究视角。而弗莱的文化理论恰好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视角——文化视角。

以文化视角去研究文学有两个突出的作用：一是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能从人的本体与作家创作文本的宏观联系中全面把握文学作为“人学”内在发展规律。不论是本土文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只要是同文同种，脱胎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文学创作，均可被视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像弗莱，他在《批评的解剖》中就曾以西方文学为例，描绘了人类文学发展的整个动态结构。他紧扣住人的本质，从人作为“类”的整个历史命运来探索文的本体发展线索的，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史描述中那种以一种外在的时间串起许多互不联系的文学现象的机械作法，而借助于“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超越打破文学的时代和地域的分界，在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开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贯通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联系。由此可见，在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分流、整合关系的考察中，通过文化视角，特别是“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对其进行审视和把握，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二是深入探索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众所周知，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获得的能力、习惯、从事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及其全部的创造成果，它的发展不可能是短暂的、临时的或突然性的，而是以继承性作为自己演进的基础。每一历史阶段的人们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文化创造的，都必须在充分继承前代人直接提供的现成文化成果和文化成就之后才有自己的新发展的。所以稳定性、持续性就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而文学，作为与文化整体最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活动的形式之一，它的发展也就表现出相对稳定、连贯、持续的特点。而对于这一点，弗莱的原型理论就作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写道：神话原型作为产生于某一民族原始文化土壤中的集体心理结构，由于它在该民族文化发展上的原创性地位，使它必然隐含或泛化于后世民族文化的种种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之中。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神话原型作为一种原始文化心理的凝固结构，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联想作用为该民族成员所熟悉，所以能够对该民族成员的接受活动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共鸣效果和热烈的、强大的呼唤启示功能。而这，又反过来决定和影响了它在该民族后世文学创作之中得以最深广、最持久的延续和发展。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因素会不断地渗透、融合，但是，由于“原型”的本原性意蕴，使其能不断地丰富。因此，只要我们揭示隐含于文学史中的“原型”的文化意蕴，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把握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精神线索，就可能对它发展的特殊规律作出合理的、科学的阐释。由此可见，借助某种文化视角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相互发展过中民族传统文化所起的原始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影响的考察、审视，便于比较合理地阐述和诠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影响深广的人类精神文化自审发展的特殊规律在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发挥的特别功能。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文化诗学建设的启示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一度把苏联式的纯“社会——政治”批评奉为至尊，最终将文学沦为政治的传声筒，而一旦警醒之后，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目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潮与理论，短短的

二、三十年就已经把西方数百年的文学理论及学派在中国大陆上重演了一遍。中国文学现象及文学思潮需要借鉴外力的影响以求新求异，但是如果完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特征，则会适得其反。西方的一些极端的纯形式的文学理论被中国学者盲目引进，也同样是不完备、不健全的。

我们现在倡导的文化诗学就是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避免狭隘、避免单一。正如弗莱格外重视对文学研究的内外兼修，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只有在“自律与关怀”的张力之中才能产生一样，中国的文化诗学也应是文学的外在研究与内在的剖析、感受完美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另一种决定论的、意图性的谬误。联系中国文学实际来讲，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当代文学都与杜会、政治、文化紧密相关，它实际上已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与历史、现实、文化的交融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种内在性格。所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仅仅从文本出发，进行修辞性的批评，必然不能对之作出全面的解读。因此，必须用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其文化语境进行细致的考察，既关注文学如何作为一个文化成分参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又关注文学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发出了哪些独特的声音，批评不仅要分析各种文学话语和机制，而且必须分析文学话语机制的缘起和特殊的社会功能。

因此，“人们必须从两方面考虑它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作为自为存在的艺术，另一方面则是它与社会的联系。艺术的这种双重本质显现于一切艺术现象中；这些现象本身则是变化和矛盾的。”[80][p70]这正是文化诗学的本质所存，既强调各种文化关系对文学的影响，也强调文学的自律性。“文化诗学是对文学文本自我解读和自我消解的文学理论的走向的反思。它也是对过去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关系过于紧密的一种过激反映。这种自我解读和消解是历史之维与价值之维的双重失语。”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方法中倾向于接受各种研究途径的兼容并包，因此它能把历史的、美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等各种不同的观点联系起来，在诸多学科的文化视野中考察文学，它就必然打破文学的自闭性和消解性，使文学在更广阔的维度被多重解读，从而显示出比前人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但是只将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宏大背景和综合关系中予以考察还不是完整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不仅强调他律，强调对超越于文学之外的学科的把握，或者说着重于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外部研究”；而且也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即重视文学本身种种规律的“内部研究”，应重视对文学审美性和情感性的关注，保持文学理论感性体悟的鲜活特性，这就意味着文化诗学也要立足于文学本身，说文学自己的话，从文学内部反观整个文化。唯其如此，才可能使文化诗学有别于以往单纯的社会批评与文本批评。

综上所述，弗莱力图在自由与关怀、离心与向心的张力之中重建文学批评，这些都对我国建构文化诗学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引介、关注。解读弗莱的文论思想，尽量吸收其合理内核，建设我们自己的有特色的文学理论。

结 语

综上所述，弗莱的文化理论可谓博大精深，既有宏观的自成体系的文学原型循环论，也有直接干预当代文化诗学建设的理论主张，更有后现代的后殖民文学思想和新兴的文化人类学观点。所以仅仅把弗莱当作一位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远远不能概括弗莱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同时，弗莱学说对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的广泛揽胜，不仅体现了弗莱虚己以待，接纳学术百川的容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他文化理论学说的主旨，即是将文本置于其对应的社会、宗教等文化语境中加以观照。因此，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弗莱应该是一位重要的文化理论家。

现在，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弗莱文化理论的价值性将会进入中国理论家的视野。而事实上，对弗莱的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吸收的确能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尤其是在对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诗学建设方面。当然，弗莱文化理论的价值还远远不止于此。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外来的理论除了要同本土的学术相融合，相适应外，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到本土的实践中去，否则将难以立足。因此除了本文所提及的实践方法外，能否找到更多的方法，这些都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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