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1)

上传者：网友
|

翻新时间：2013-12-18

收藏到账号

全屏

《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1)

（注：此文名为“百年综说”，就内容而言说于近20年略于前80年，前80年的《文通》研究成果请参看《马氏文通读本》、《马氏文通评述》及《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

一二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势必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国外文化先进的东西逐渐被引进和吸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作为对一个世纪前中外文化结合产物之一的《文通》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语言学界前辈们以其高深的学问和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导夫先路，把《文通》研究引向更科学的轨道。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人们常说《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语法的。

但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文通》的内容，然后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来，在语法学的初期，以西洋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是不可避免的事。

”又说：“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看《马氏文通》。”吕叔湘先生以他博古通今、兼通中西语言的学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充分看到了《文通》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他说：《文通》……在今日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著作……除开创之功不可泯没外，正在于著者自己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让它尽量呈现。继马氏而起的语法学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内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决的解决了，把难于解决的掩盖起来。

他们的体系看起来比《文通》干净、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读者的思考。《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读《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露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问题的本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讨。

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马氏文通》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许是马氏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注：见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1980年，吕先生为商务印书馆重印《马氏文通》写的《序》中，再次向读者推荐《文通》，说那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

他指出了《文通》的三大优点：收集了七千到八千个古汉语例句，迄今没有哪本书超过它；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力求找出规律。有许多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规律由它首次揭示出来；分析语法，常常涉及修辞。

同时也指出它运用术语不当、某些词归类欠妥、既用“词”又用“次”，叠床架屋、句与读车翏轕不清等缺点。为了给社会提供一部更具可读性的《文通》，从1978到1984年间，吕叔湘先生指导并与笔者一起完成《马氏文通读本》。

1984年，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出版，吕先生作了详细校批。在吕先生指导并亲自参与下对《文通》进行的这长达十余年的“勤求探讨”，使我们对《文通》的认识更趋深入和全面，应该说《文通》研究因此而向前进了一步。

继此之后的十余年，《文通》研究又取得了可喜成果。分类简介于下：1.《文通》作者问题朱星《〈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提出《文通》的作者不是马建忠而是马相伯后，有学者撰文予以驳正，《读本·导言》也加以引用，并认为“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无可怀疑，但不排斥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其兄马相伯的帮助”。

《文通》作者问题虽不是《文通》语法体系本身，但问题一经提出，也就不得不切实加以考证和解决。我们研究《文通》为何而写、如何写成的、体系怎样等，都必然会联系到作者的经历、思想、学识等。

如果《文通》与我们研究的作者根本无关，这种研究岂非近于荒唐？所以在《读本·导言》发表后，仍有学者继续研究《文通》的作者是谁以及与作者相关的问题。许国璋先生谈到三点，证明马建忠是《文通》的作者：其一，朱星说马相伯是《文通》作者的依据是北京图书馆藏《马相伯传记资料》，而《资料》里一处谈到“兄弟二人合作《文通》”，另一处谈到“相伯著《拉丁文通》，供初学者用”。

其二，朱星说，相伯“言语间露出（《文通》）是他写的”。相伯所指的是《拉丁文通》，而朱星不知有此书。

其三，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汉学功底不深，学养不够，难以写出《马氏文通》这样的书。当然，马建忠在写作《马氏文通》过程中，“兄弟之间商量必定不会少，而拉丁语法术语译文之订正，相伯自然会根据己编《拉丁文通》乐于答问。

”（注：见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注①③。以下引述《文通》研究成果只提有代表性的论点，不作全面介绍；只引作者姓名，论著题目见“参考文献《马氏文通》虚字学说中的几个问题

《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