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1)

[摘 要]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世纪词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夏承焘；词人谱牒之学；词乐之学；声韵之学；词内看词；词外看词

一、词人谱牒之学

夏承焘在词人谱牒之学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唐宋词人年谱》。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

《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予三十前后之作也。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事，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时方读唐宋词，因翻检群书，积岁月成此十编。其无易安、清真、稼轩者，以已有俞正燮、王国维及友人邓广铭之论著在；鄙见足为诸家补苴者，别具于《唐宋词系年总谱》中(《系年总谱》将另出)，此不赘及。琐琐掇拾，聊为初学论世知人之资。 夏承焘作词人年谱有一套独到的方法，这就是：“先作一篇事辑，世系、交游、著述，皆人事辑中”。例如他作《梦窗行实考》(原名《梦窗年谱》)，就包括“生卒考十四页，行迹考六页，交游考十七页，余记(考官职、考悼亡)四页，约万字，费时十三日”。这个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意义。 《唐宋词人年谱》于20世纪30年代以单篇形式在《词学季刊》上发表时，即得到词学界的高度评价。《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11月19日载：“接叔雍(赵尊岳)函——许予词人年谱前无古人。”。至20世纪50年代结集出版后，更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推崇。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12月25日：“得顾肇仓(学颉)函，谓词人十谱乃前人所未为者。”1955年12月27曰：“于心叔处见程千帆函，谓词人十谱为自有词学以来未有之著作。”1956年3月20日：“天五示浦江清信，谓词人年谱到北大书亭时，中文系抢购。” 除了《唐宋词人年谱》，夏承焘还拟定了一个《词人年谱续编》的编写计划。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64年8月9日记：“《词人年谱续编》拟目如下：一，柳三变系年。二，东坡词事系年。三，苏门词事系年(黄、秦、晁、赵、毛)。四，李清照年谱(王仲闻、黄盛璋合抄)。稼轩词事系年(义江)。 五，大晟乐府作家系年。周美成年谱会笺(陈思、王国维)。六，张于湖年谱。七，张芦川年谱。八，胡邦衡年谱。九，陈龙川词事系年。十，刘后村年谱(张荃)。十一，刘辰翁年谱。十二，王碧山年谱(属常国武作)。十三，赵青山年谱。十四，张玉田年谱(冯沅君)。”这个《词人年谱续编》原是可以先于《系年总谱》而问世的，但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写作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作者基本上放弃了学术研究。

二、词乐与声韵之学

夏承焘的词乐之学，包括对姜白石词谱的整理和破译，对宋燕乐调法、徵角调、调名体系等重要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旋宫转调、八十四调、二十八调、十七宫调等问题的考证等等，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大多体现在《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白石诗词集》(校辑)、《词源注》等专著和《姜白石词谱与校理》、《白石十七谱译稿》、《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等论文中。

夏承焘在词乐研究方面最为人称道者，是对姜白石词谱的整理和破译。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有自度曲17首，自注旁谱，是流传至今唯一完整的宋代词乐文献，然不注律吕而注当时俗字谱，与现今的工尺谱同系而异体，元、明以来，无人能解。清人方成培、戴长庚、陈澧等据《朱子大全》所载谱式，译为工尺谱，张文虎又重加订正，已得十之七八。夏承焘尝言：“张文虎后，于《姜谱》重有发明者，推近人嘉兴唐兰。”然夏氏于唐氏之说，亦多有不认同者。故时人多以夏氏为集大成者。他的贡献，就是将17首姜夔自度曲全部译成现今的工尺谱，使这份唯一流传下来的宋代音乐文献得以昭示于世。王延龄指出：

虽然，这项破译是吸收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学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学新发现和传于国外的古籍文献，但先生的考证发明，折冲论断，则是大成之集，从而为近年来继续研究的新进展奠定了基础。夏先生这项破译的秘钥有三：一为文献校勘学的功力，二为词学的根基，三为科学乐律理论的掌握。唯其全此三科条件，才能总结众议立为定论。破译的工作以谱字的对译为基础，通过与朱熹《琴律说》、张炎《词源》、陈元亮《事林广记》以及敦煌手谱、日本所传唐谱作文字对勘，各个击破，从而认准白石词的草字旁谱乃即“合、

四、

一、上、尺、工、凡”等工尺谱之谱字，翻译了“无人能辨其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四库提要》)的白石谱字。其精妙者如对“勾”字的考证，夏先生据字形和谱字序列定为“上和尺之间的一个半音”，这和日人林谦三氏据印度律解释“勾”字即应声，是一个转调用的临时音的说法正是冥若符合。(林说见《隋唐燕乐调研究·勾字应声说》)破译工作的第二步是由所译得之当时工尺谱对换得律吕，再结合原已标记之宫调而对换得宫商字谱，再由宫商字谱对换成现今工尺谱和通行的简谱。(曾按：第

一、二步所用之方法，系陈澧《声律通考》之十所总结，唯夏氏所用对勘材料更为丰富，辨认更为细致和精确)这一步的对换，不是文字符号的死板移位，其某律换成某音则隐蔽着律高、调式、调法等基本乐理问题在内。破译的第三步是结合词的分句、分片、对偶等格式和平仄四声的韵律，勘定谱字的正误和原曲的声情节奏，这其中包含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理论和技术。经过这三个步骤的破译，死的音谱方始复活成了有生命的音乐。夏先生曾说明所译尚未尽善，特别是节拍未能全部译出。但即使如此，这项破译也是百年来燕乐谱学的重大突破。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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