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反教育行为”的社会和教育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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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透过当今社会上主要是学校内部存在的“反教育行为”，探析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指出：社会原因是“反教育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教育原因是“反教育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以期为纠正“反教育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

论文关键词：反教育行为：社会原因：教育原因

2011年，在中国教育界，一个新名词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反教育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一些中小学里面，形式多样，触目惊心。尽管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类行为的发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反教育行为”因其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和教育原因而屡禁不止。

一、“反教育行为”

对于“反教育行为”的界定，目前教育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认识。在本文中，将“反教育行为”定义为：主要发生在教育教学领域，由教师或者教育管理部门主导的、针对学生群体或者个体进行的违反教育精神的一些教育行为。

以下是网络上流传很广、负面影响很大的一些教育事件，具有“反教育行为”的特征：

2011年，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绿领巾事件”。据在校部分学生家长反映，该校教师将学生领巾的颜色分成两种：一种红领巾，一种绿领巾。优生带红领巾，差生带绿领巾。

2011年，云南昆明某中学“让差生给优秀生买奖品”。家长举报反映，该校将班级分成数个学习小组，彼此竞争，按月评成绩，组里倒数后三名的学生要给前三名的学生送礼。

2011年，江苏无锡部分学校教师要求“差生智商测试”。据媒体报道，该市部分学校教师要求差生去医院测试智商。原因很简单，如果学生的智商差，那么学习成绩差就不是老师教的不好，而是学生自身的问题。

2011年，齐鲁名师网上李本禄的文章《顾明远教授谈教育之一：要与反教育行为作斗争》谈到顾明远先生曾痛批“让差生伺候优生吃饭”。某校夏令营打着让学生“体验人生百态，把握自我命运”的幌子，根据学生的表现打分把学生分成“上士”、“中士”、“下士”，即优生和差生。让差生伺候优生吃饭，而差生则要等收拾完优生的碗筷后才能去吃比较差的饭菜。

二、“反教育行为”的社会原因分析

“反教育行为”虽然大都发生在学校内部，但是它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却存在于社会大环境中，社会原因是“反教育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

1.招生考试制度

我国的招生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历来是选拔式、精英式的。虽然近年来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有一定的改革和进步，但高考制度依然是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主要是考试成绩为主来评价学生优劣，是否有资格进入大学。这直接导致了地方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以招生考试制度为指导的教育管理体制。

由于高考（很多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下降到中考甚至小升初）升学比例的限制，或者名校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或者是选择一条以后能进入名牌大学的道路，教师们不得不在自己的评价标准里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处于这些等级分类低端的学生就是“反教育行为”的潜在受害者。这已经不是某个教师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群体现象和心理常态。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师面对职业和社会压力而来的应对机制。否则自己所任教的班级和学生的升学率不高就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前途，就得不到社会、领导、家长甚至是学生群体的尊重和支持。甚至社会上很大一部分对“反教育行为”提出抗议的学生家长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要提高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以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打好基础。

2.教育资源的分配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但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很多教师、家长甚至学生不得不为赢得足够的教育资源而奋斗、争夺。 其次，教师与学生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教师精力严重不足。2002年教育部曾明确规定中小学学生的班额数值：小学是40～45人，中学为45～50人。其中，班额还按照学生人数进行了等级划分：“25人及以下”为小班额，“26～35人”为偏小班额，“36～45人”为正常班额，“46～55人”为偏大班额，“56～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但实际的中小学班级学生分配状况却令人堪忧。2011年，杨东平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中选编了江苏省历史特级教师王雄的调研报告《我国中小学超大班额现象的调查》。他通过调研发现：我国内地中小学大班额现象仍很普遍，班额数不断突破底线。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和南阳市，初中班最大的班额竟然超过150人；陕西省安康市，小学最多的班级达到90人。县城的大班额远远超过农村与城市。由此可见，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班额分配存在很大问题，教师缺口仍然很大。

学生数量的失衡导致教师精力分配的选择性出现，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其实即使学生与教师数量分配均衡，这种倾向于优秀学生的选择性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学生数量的加大进一步催生了这种现象的产生。教师对优秀生的关注有意无意中就导致了对差生的忽略甚至是无视与歧视。当这种忽略、无视与歧视达到一定程度，加上社会压力的增大，教师心理承受能力突破一定的限度，“反教育行为”的出现就变得不可避免。

三、“反教育行为”的教育原因分析

1.曲解教育本质

教育是什么，对于从教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决定从教者对于教育行为的理解。绝大多数“反教育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教育管理者和从教者曲解了教育的本质，进而做出了违背教育真谛和目的的行为。

其实对于教育本质而言，有一些经典的教育定义合理性也值得商榷。比如：“狭义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一定社会（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中国百科大全书·教育》）”。这个教育的定义就把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作为培养标准和目的，基于需要就必须进行选拔，而不是全部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就在定义理解层面曲解了教育的本质。按照这个定义，对受教育者的选拔就是合理的，因为众所周知不可能每个人都符合需要，不符合的就要被淘汰。淘汰的形式多样，“反教育行为”就是淘汰心理意识下所呈现出来的表象。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当前西方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批判教育学”早就对这类选拔式的教育理念提出过严厉的批判。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并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而是要维护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差别以及对立；而学校的功能就是要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关系和经济结构。而基于这种“再生”意识的教育理念必然不会将全体学生的发展作为目标，而是像“筛选假设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把优秀者选拔出来，进入到精英阶层。

因此，如果从教者不能在根本上改变自己对于教育真谛的曲解，“反教育行为”的产生将会是一种常态，只是表现出来的形式可能不全部像上文所描述的事件那样明显，而隐形的“反教育行为”对学生的伤害范围和深度会更广、更大。

2.部分从教者素质低下

“反教育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是部分教育管理者和教师，这也是“反教育行为”之所以引起轰动的一个关注点。因为“师者，所以传到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本来是他们神圣的职责，但他们却做出了背离其基本道德规范的事情。他们的反职业道德行为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到关乎个人成长、发展，大到关乎社稷未来的根本领域。

随着中国教育的不断进步，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对于师资的质量也进行过调整，其中代课教师大规模、全国性的辞退就是一个重大举措。虽然辞退代课教师，引进具有大中专学历的新教师，从教师的学历层次上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水平。但教师师德和从教心理素养方面的建设必然相对落后，因为其养成需要教育教学过程的锻炼和教师自身的体会。上述事实所反映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当教师只把教育教学当成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评价标准就会更多转向利益层面而不再只是职业道德，而对于教育者来说后者远比前者重要。

因此“反教育行为”的改变要从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入手。虽然在部分教育者看来，让学生从小接触社会偏于残酷的现实竞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能锻炼学生真实看待社会的能力，而不只是单纯学习知识。但过早让学生社会化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当前加强教师教育工作，全面提高教师的职业和人文素养，让他们领悟教育的真谛，已经是教育领域不可回避的难题。

四、结语

“反教育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不能仅仅只从教育本身来分析、判断。学校环境的社会化还是纯净化对学生的成长更有利，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和观察的课题，这是根除“反教育行为”的基础。但从短期看，“反教育行为”必须要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