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组织的应然理想与中国大学的实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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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教育性、学术性构成了大学的本质属性,是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也是大学的应然理想。大学成员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角色定位影响着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而当代中国大学组织衙门化、大学价值官本位化、大学管理官僚化已经成为大学的主要特征。大学出现了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大学的所作所为正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期待的大学形象背道而驰，并且因公信力持续下降而正陷入合法性危机。

论文关键词： 大学组织；应然理想;实然现状;合法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之一，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需要匡正人的价值观，激发人的聪明才智。这一切又离不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逻辑链。建设高水平大学是这一逻辑链中的关键环节。而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就必须遵循大学的固有属性，追求大学的应然理想，革除违背大学固有属性和逆悖大学应然理想的陈规陋习。

一、 大学组织的应然理想

大学究竟是什么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究竟如何思想和行动？这个组织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力架构和权力运行方式？这些问题似乎早已有了明确结论，但中国的一些大学却仍然找不到答案。 上述思想家虽然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他们对大学的认识，但却说明了同一个事实，这就是：理想的大学是不折不扣的学问之府。这类大学不仅培养“社会良好成员”，而且是所有知识和智力发展的王国；是人类崇高价值体系的创造者和追求者，是社会的灯塔、社会风尚的定力、文化的指针、精神的家园；是国家发展之基石，社会繁荣之动力。总之，“它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上的所有高等学校中间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的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理想的大学因此而在社会公众中取得心理、伦理和理念意义上的合法性地位。 以上一些中外学者在不同语境和不同时空环境下对大学的认识表明：尽管大学有多种多样的特征、属性、任务、功能、性质等，“那些古老的主题的确发生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变化，然而，教学、学术工作和服务等这些永恒性的主题却以一种或另一种相关联的方式继续存在着”。教育性、学术性构成了大学的本质属性,是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也是大学的应然理想。大学只有反映其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才能取得社会合法性地位。

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决定着大学成员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角色定位。而大学成员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角色定位又反过来影响着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从运转方式来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教师。”所以，大学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主要体现在大学教师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角色定位中。大学职位权力系统中的决策和管理人员的价值追求、角色定位和生活方式对大学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的维系亦负有重大责任。那么，从体现大学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的意义上，大学教师和大学决策管理人员应该如何工作？应该追求什么？应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来看大学教师。大学教师的工作、追求、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属性。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把欧洲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群体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表述，并认为，知识分子“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雅斯贝尔斯则把“真理”作为分析大学和大学教师的逻辑起点，他认为：“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他给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基于对大学的这一认识，雅斯贝尔斯提出大学教师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大学教师首先应是研究者。而布鲁贝克在阐释治学的道德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治学是学术界的生活方式”，“学者献身于自己的学科领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一位学者、教授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动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如果他感到必须从事这些学术活动才能实现他的潜力，我们就可以说他的活动是高尚的”。以上几位著名学者对大学教师角色定位的阐释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大学教师的形象：他们是学者；他们的生活主旋律和精神追求是科学、真理、学术、思想和研究。 "

但是，大学的教育性属性决定了大学教师还必须把培养全面发展和具有独特个性的专业人才作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融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因为教育本身就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措施组成的一个统一活动过程。大学教师的教育责任不仅仅局限于高深学问的传授上，而是要以高深学问的传授为基本途径发展受教育者的能力，培育受教育者的精神。大学教师自身也是作为教育内容而存在的。对大学生来说，大学教师本身就是一本获取知识、理解人生的经典之作。因此，优秀的大学教师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同时还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

现代大学的庞大规模和纷繁复杂的事务迫使大学建立了一套科层制管理系统。大学决策管理人员居于职位权力系统的各个位阶上，指挥、协调、监控大学的运行。而拥有职位权力的大学决策管理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很容易滋生行政本位主义，造成行政管理系统游离于学术价值之外，产生大学的核心价值由学术向行政偏移的问题，最终削弱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为了防止大学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的异化，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要确立学术人员是大学主体力量的价值观和信念，以服务学术为己任，为学术人员的教学科研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也要树立管理育人的观念，要扮演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使自己的思想、人格、修养、工作风格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也决定着大学的权力运行方式。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没有这种形式的权力，其组织的生存就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更谈不上实现组织的目标了。权力可以消除组织的混乱，使得组织有序运行。大学组织同样离不开权力。现代大学组织内部不仅存在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职位权力体系，而且还存在着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专家权力体系。大学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学术、知识基础上的，大学依靠学术地位、知识地位获得知识权力，并通过知识权力取得心理、伦理和理念意义上的社会合法性统治。在大学内部，权力配置应坚持学术性、知识性原则，应按照知识来配置权力，使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专家权力成为大学最具影响力的权力。因此，现代大学组织内部权力配置中不能将职位权力凌驾于专家权力之上，而应构建以专家权力为中心的权力架构和权力运行方式，使两种权力互补与协调，防止出现“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彷徨”的局面。

二、 中国大学的实然现状

如果说以上认识是对大学组织和大学成员的一种应然认识的话，当人们运用这些认识分析、透视当代中国大学的实然现状时，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大学的基本属性有发生异化的危险，造成这一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本应以教育和学术为使命的大学教师和以服务学术为天职的大学职位权力系统的党政管理人员把获取、保持、扩展职位权力变成了自己的工作追求；大学中的权力冲突无处不在；大学组织衙门化、大学价值官本位化、大学管理官僚化已经成为大学的主要特征。大学出现了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结果，大学的社会产出不足以提供给大学自尊的资本。社会是这样质疑大学的：“高校论文越堆越厚，为什么精品并不多？培养的学生学历越来越高，就业为何一难再难？有的高校‘衙门化’越来越重，‘官本位’意识越来越浓。人们心中的‘象牙塔’到底还要倾斜多少度……。”

黄俊伟先生直言：“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的延伸。主要特征是：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是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的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

随着大学的衙门化，大学的价值导向趋向官本位化。眭依凡教授在其《大学庸俗化批判》一文中对“官本位”的解释是：“所谓官本位，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奉，惟官是从，惟官是大。”他列举的大学官本位现象是：推崇等阶，惟官是重；趋炎附势，惟官是奉；俯首听命，惟官是从；行政至上，惟官是大。他认为：“大学过于在乎来自政治和市场的社会力量并受其左右产生拜官主义和拜金主义，从而难以坚持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必需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偏离了大学的组织属性和办学宗旨。”

大学衙门化和官本位化的必然结果是大学成员的官员化趋向。“无论校长还是书记，都首先只是行政官员而已”，“院士是副部级的官，大学校长也是副部级、厅局级的官，系主任是处级干部。大家都是官，都在官场里头”，更为致命的是大学教师中滋生着崇尚为官的风气。“某学者稍有学术成就就委以某官职，某青年刚获博士学位就戴以某官帽，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体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有的大学官位不足实难满足诸多人才之‘官需’，于是因人设事搞出许多中心、研究所之类，通通委以正处级主任、所长之衔，以解决这些人才的行政级别及待遇问题。……难怪有潜心学问者发问:大学是做学问之地，还是造官之场？难道我们就没有比委以官职更好的肯定人才价值的办法？若大学都以做官与否为人才价值的评价标准，那些群聚在名大学的名师巨匠岂不都要因官职不够而云游四方。”就连象征学术的“教授”也出现了身份危机。“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

大学组织衙门化、大学价值官本位化、大学成员官员化趋向必然带来大学管理上的官僚化。大学不再按照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运行，而是按照官场规则操作。其特点是：大学管理者和管理机构的活动变成了目的本身，注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于是，大学也兴起了“政绩工程”。大学作为学问之府，应该是最讲求科学思维，最讲求严谨认真，最求真务实的地方，不如此，大学将无法开展正常的认识活动，将无法获得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己的正确认识，大学将会失去存在的依据。洪堡曾经提出大学教师和学生为了沉潜于科学，应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可是在当代中国大学里，一浪高过一浪的“假、大、空”现象正威胁着大学的尊严。升格、改名、圈地、跑点、评奖、庆典、跑课题、跑项目、刮风似的迎评等等，成了中国大学的实际工作。一些连专科教育质量都无法保证的学校通过做假材料和一些非正常手段升格为本科学院，刚升本还没有弄明白本科教育是什么，就开始论证建设硕士点，办研究生教育了。更让人忧虑的是，某些本科专业、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之类从一开始就是皮包专业，皮包硕、博士点，皮包重点学科和皮包重点实验室，徒有虚名。争取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各种名目的项目、工程中权学交易、钻营关系、行贿跑点等恶劣现象竟然名正言顺、见惯不惊、顺理成章了。在教师队伍建设中，不是踏踏实实地通过有效手段转变学风，提高整体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而是动辄通过聘请院士或其他所谓重量级人物的方式追求“轰动效应”，搞“形象工程”。一些大学打着“教学中心”的旗号，却很少过问教学。决策层的兴奋点集中在扩展校园面积、申报新专业、争设硕博点等上面，似乎校园面积越大、专业数量越多、硕博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大学中各种名目的工程等无不以官场规则在运作，大学实施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长官意志是管理机构得以运行的动力源泉。轻视客观规律、自以为是、主观臆断、脱离实际，大学管理者排斥管理机构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参与管理，孤芳自赏，脱离群众，大学管理实践服从领导者和管理机构的私利，任人唯亲、行贿受贿、弄虚作假、追求物质利益。以官养学、以学求官、虚报浮夸、假冒伪劣现象已经在大学中见惯不惊。

大学的“官”化导致大学校园里人人向往职位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想获得权力；获得权力的人想要更大的权力。但权力毕竟是呈金字塔状分布的，越往上走，职位越少，竞争更激烈。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扩展权力影响力，人们围绕职位权力进行着非制度化竞取。官员的过分堆积，必然导致利益纠纷和权力争夺。一些大学宁静的表面背后，涌动着讨价还价和权力冲突。大学内部不同派别和利益群体各自拥有互不相同的利益、目标及价值观。一些大学内部长期存在党政摩擦，工作关系不协调、不和谐，党政关系紧张。个别大学因党政关系紧张而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大学里，更深、更广泛的冲突是教学科研本位的专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本位的政党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背后均有着复杂的个人动机和自私目的。

围绕着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和当代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和评论表明，尽管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学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业已大大改善。然而，当代中国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属性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大学的所作所为正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期待的大学形象背道而驰，并且因公信力持续下降而正陷入合法性危机。当代中国大学被认为仍然处于“前现代的状态”。可以设想，如果大学主体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生活行为仍然是获取、保持、扩展职位权力，而不是发展学术；如果大学中仍然盛行出于私利的职位权力冲突，并因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耗费人们的工作精力，削弱人们的工作热情，污染校风和学风，那么当代中国大学就无法履行科教兴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