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西方眼中的“中国通”,中国眼中的“西方通”

编辑。

李光耀:西方眼中的“中国通”,中国眼中的“西方通”

20011年5月，李光耀“退休”了，这位自新加坡自治那一天起便不间断出任内阁职务的87岁老人，如今终于“全退”了。

然而李光耀并没有远离人们的视线：东方或西方寻章摘句，试图给这位进入政治暮年的历史人物盖棺论定者有之，力图分析“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乃至“新加坡式亚洲发展模式”走向者也为数不少。不仅如此，李光耀本人也并没有就此从舞台侧门走入后台，再从后台登车离去，而是依旧不时在闪光灯面前露个面，对新闻媒体不冷不热地吹一点点风。

合作者和不合作者

自青年时代开始，李光耀就曾表现出一个“良好合作者”的气质。

他是华人，祖籍广东大埔的客家第四代，尽管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却是纯正华人血统。尽管如此，由于自幼受祖父李云龙影响，他受到的是殖民地化英式教育，后来远赴英国，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菲茨威廉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正统的英式精英教育，并捧回一个炫目的“双五星”。

他的家族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优秀属民、华人中凤毛麟角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学业和前途一度被日本侵略、占领打断，于是他曾转而和占领者合作，利用自己的中英文特长，受雇于日本占领当局的“报道课”。

战后英国人回来，他仍然是良好的合作者。留学归来，他执业律师，随即从政，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最初加入的政党，同样是亲英的进步党。

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是内阁和议会中推动“星马合并”的热心人，正式合并后也竭力主张“星马合作”，他本人曾自诩是“马来人最好的合作伙伴”。新加坡独立后，成为美国东南亚战略的重要环节，他再次以“美国在东南亚最优秀合作者”的面目登场。

1970年代起，台海两岸的对峙、竞争渐渐登上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球场”，李光耀和新加坡则左右逢源，在大陆和台湾均扮演“诤友”角色，一度被双方官方、民间视为最好的合作者。这在当时的氛围里，也算得绝无仅有的异数。

不论在东盟，在西方世界，李光耀也同样竭力扮演一个优秀合作者，八面玲珑的外交手段，让新加坡占了不少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便宜。

然而“合作者”仅仅是李光耀的半张面孔，他的性格里一直都有“不合作”的另一面。 新加坡是个小国，又是个东南亚少有的纯移民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身不由己地深陷区内、区外各个强权、各派势力和各种思潮的矛盾交织缠绕之中，这种复杂性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既有合作者的一面、也有不合作者一面的“合成人”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华人与非华人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坛前，他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并不密切，最早与华裔亲密接触，则是出于争取基层支持的需要。

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当自治实现、左翼在华人圈坐大时，他便不惜通过与马来亚合并的办法“稀释”华裔情结。当马来联邦倚仗人口优势，强推歧视华裔政策时，他打出“保护华人利益”旗号，促成新加坡独立；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

淡化华人色彩还有助于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控制：建国以来，他煞费苦心搞“集选区”、反对党比例上限，让反对党即使获得25%左右的平均选票，最终到手的议席也只有区区一两个，“保证少数族裔当选权”就是个屡试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当李光耀发现，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开始越来越多被西方诟病时，他便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他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等，都会被“文明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

总的来说，在“大中华圈”正式外交场合说英文、在英语圈则说普通话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条“黄皮白心”的路线。如南洋大学事件，自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就不断试图拿它开刀。当华人激烈反弹，政府不得不妥协后，李光耀就在19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最终让南洋大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关闭，被并入用英语教学的国立新加坡大学。

如今的新加坡华裔已经普遍“黄皮白心”，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语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加坡华裔在被中国内地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总会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声说出自己在大陆的原籍。

在中外之间左右逢源

李光耀迄今访问过中国大陆近30次，是除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外，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照理说，这样一位领导人应该和中国很亲切，但这位1976年5月就来过中国的领导人，却执意迟迟不肯和中国建交。一如他所公开声称的，他领导的新加坡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这位早在1970年代末就和邓小平促膝长谈，且时常在国际上以“和中国领导人说得上话”自豪的领导人，却在东盟其他国家纷纷倡言积极引入大陆资金时大喊“谨慎”，并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乃至韩国大谈“要提防中国”，要求美国多多参与亚洲军事事务，以抑制中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李光耀利用“西方眼中的中国通，中国眼中的西方通”的角色之便，在中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中赚取“中介费”。然而冷战后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目的，西方直接和中国接线搭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更已成为任何西方国家都不能不频繁打交道的世界大国，新加坡这个“中介”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已力不从心。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官员穿梭前往新加坡“取经”，和新加坡大小商户在中国受到热烈追捧的盛况一去不复返。 编辑。

在两岸关系上同样如此。新加坡1980年即成为台海两岸对话的东道主，但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却一直保持到今天，其“星光部队”定期在台湾训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李光耀曾希望自己长期扮演台海“和事佬”、“传声筒”和“中间人”的角色，好两头获利，并借机抬高身价。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升温，和各种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顺，自几年前开始，新加坡在台海问题上左右逢源的空间已越来越小。

国家或家国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但也是一个“家国”。

李光耀从自治起，当过31年内阁总理，近14年“国务资政”和近7年“内阁高级资政”，理论上从来不是新加坡的最高元首。他退休后，继任人选并非儿子李显龙，而是伙伴吴作栋，这也让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并未“传子”——李显龙接替的可是吴作栋，而不是他李光耀。

然而不论新加坡人或外国人，熟悉内情者都知道，新加坡究竟谁当家。

不管挂着怎样的头衔，李光耀都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和权威的人，他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确保了新加坡社会的平稳、高效和秩序，也让反对派束手束脚，无法构成对现行体制的任何实质性威胁。即便最新一届选举反对党的“大突破”，也不过拿到87个直选议席中的6席，并在区区一个集选区获胜，连“反对党议员人数不得低于9名”的宪法新修正案规定“标杆”都没能一次性凑齐。

他虽然第三次，并号称“永远”退休，但影响力仍在。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虽经微调，但大体上仍是他的模式。李光耀退休了，但李光耀时代并未“退休”。

不仅如此，他的“家国”构架依然完整——

大儿子李显龙牢牢把持总理位置，暂时看不出任何动摇倾向。或许有朝一日，李显龙也会“退休”，但只要现有轨迹不变，恐怕也只会是“李光耀式退休”。

次子李显扬曾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信的CEO，如今国企被淡马锡控股，可是淡马锡这家主权投资基金却控制在李显龙妻子何晶手中。

李光耀曾抨击“列宁式集权”，也曾批评过东盟其他国家曾经的裙带、腐败作风。他早早建立了廉政公署，推行清廉行政，并成为香港等周边许多地区的效仿模板。然而这些努力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家国”。他也集权，也搞裙带——只不过不是他所抨击的那几种罢了。

在新加坡国内，由于外松内紧的控制，针对李氏“家国”的批评只能隔靴搔痒，细若蚊足，甚至外国媒体也谈虎色变：大名鼎鼎的彭博社、《经济学人》和《多伦多星报》等都曾因批评李氏父子的裙带风，或曝光李氏秘闻，被精通英美法律体系的李氏父子“修理”。

可以想象，在“家国”模式下，李光耀的退休固然是“退而不休”，李氏“家国”体制的退休，则更或许是遥不可及的事。

www.LWl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