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中国 新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 。当我们迈步新世纪，立意开创中国 的西方史学史 研究 新局面的时候，不由想起了我们的前辈，想起了他们创业的困难，耕 耘的艰辛。

茫茫大漠，人们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置身浩浩丛莽，人们多么希望能发现 探索者的足印，已故著名 历史 学家耿淡如先生(1898——1975年)便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 ，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耕耘者与奠基者。

耿淡如先生生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治世界中世纪史，晚年致力于 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有幸成了他的“关 门弟子”，但却是“文革”前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的研究生。每每忆 及先师，他的人生之路与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就分外明晰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

一

当我于1959年9月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师已步入花甲之年，当时历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全国史坛熠熠闪光。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 他们是仰视的，充满了敬意。是时，系里盛传有“三老”：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简称为“二周一耿”。他们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为最大；先师生于3月，次之；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 曾亲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悦，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还入阁 人大，积极参政，位居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历过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

相比之下，先师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终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奋治学，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权势屈服，在平凡的经历中又处处显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当病魔时刻在折磨他的时候，他仍在奋争、求索，笃学矢 志，至死不渝，从中所辐射出来的一位学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慑一切邪恶与丑陋的东 西，也使后世学人歆羡与崇敬(注：为了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1999年在 台湾 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国际 问题 论文集》(上、下册)，辑录先生在19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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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46-1948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计百万余字。如今翻阅，深为先师那时的多产与才智所折 服，对于当今国际问题研究者亦不无 参考 价值。对比之下，先师在1949年后则主要从事 外国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对这类现象，我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 。)。 先师回国后，开始在大学执教，从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学讲台上度过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师生涯。1932年至1937年任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 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国际公法等课程，并担任东 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 迁，由于老母年迈，他滞留在上海“孤岛”，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学历 史 社会 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辞去大夏大学的教职，重任复旦大 学和光华大学两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当时的高等教育是 学习 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在当时大跃进的 时代 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 。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

Sho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等(注：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为汤普逊：《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 医院 。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

二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 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 哲学 社会 科学 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 影响 ，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 内容 、史学史的 方法 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3.对西方名著的移译

先师通晓多种外国语，计有 英文 、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译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与沙牧卑合译。)。50年 代译有《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与黄瑞章合 译。)、苏联学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 文献 》(注：高等 教育 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译有美国 历史 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 经济 社会 史》(上下卷)(注：商务印 书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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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3年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注：此书乃先师在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记得先生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机，译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读 研究 生时，先师命我据原文做校对工作。此书 商务印书馆早已向先师组译，因“文革”而中断，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三

如果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创业者多是绘就蓝图、奠定地基、 搭好脚手，往往来不及砌砖粉墙，更不必说内部的精细装修工作了，总体来看，

五、六 十年代的“南耿北齐”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也大体如此。这如同年鉴学 派那样，在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只是提出了年鉴史学新范型，还来不及像这一 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那样，以其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 界》等作出过细的描述。但费弗尔还有马克·布洛赫这两位创始人确为年鉴史学的成长 壮大奠定了路基，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先师为 中国 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工作也具有这样 的性质。

作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先行者，先师的贡献既从总体上体现在前述三个方面， 也表现在下述他研究西方史学的 方法 上，这里所说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 它与先师对西方史学的总体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揭示，也可看 出先师的史学思想，并能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1.历史研究务必求实

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所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先师所 反复教导我们的。记得先师曾说过，历史学与说谎无缘，应与真实结伴，那些歪曲事实 、炮制谣言并进而诬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远成不了气候，到头来，反成了被历史嘲 弄的小丑。这真是至理名言。先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4年秋我下乡参加“四清”运 动前夕的一次谈话中，他似乎隐约预感到“文革”中那种肆意糟踏历史的丑陋行为。

说真的，先师很崇拜兰克，称其为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兰克在《拉丁和条顿 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标榜的那句名言：“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 已”(即“如实直书”)很欣赏，他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先师对我的作业批改极其认 真，颇有兰克的那种辨析考证一丝不苟的遗风，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近代西方史学的 札记交给先生，只见他在我的稿纸边上贴满了小纸条。纠谬与批注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 ，如今重读这篇还珍藏在我书柜中的习作，又忆及先师的求实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感 悟到，这正是他留给我的，也是后学的一笔无形的思想遗产。

2.弄清概念的基本含义，应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先师讲授西方史学史一课，每章必先讲引论，交代本章所要陈述的一些概念及其含义 。在该课的总论中，必先讲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史学史，这一点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上一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那场讨论，前面提及的那篇《什么是 史学史?》的论文，即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史学史”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辩。 这种厘清概念涵义的精确性，阐明它的内涵与外延，对从事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是必 要的，尤其在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中更为必要，否则各说各的，各行其是，交流与沟通 都淡不上，遑论学术事业的 发展 了。

3.要熟读原著，认真领悟原著的精神

先师在为本科生讲授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史学时，总是对学生这样说：“你们不要满 足于我的这些介绍，要自己找原著来读，找不到全书，找选本来看看也好。”记得他在 为我们这一届本科生上西方史学史这门课时，并列了许多西方古典史学名著，是时恰逢 三年困难时期，我每天一上完课就泡在图书馆开架阅览室里，入神地阅读着西方古典史 学名著，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世界里徜徉，获得了极大的精神生活上的满足 ，似乎暂时忘却了那时物质生活方面的匮乏。

先师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生更应如此了。他在为我设置的几门专业课中，都提出 了“阅读原著，进行批判研究”的 学习 要求。事实证明，通过阅读原著，批判研究，进 行独立思考，是一种值得倡导与发扬的好的学习方法。我现在在指导研究生时，也恪守 师训，严格地要求他们这样做，不尚空言，一切从原著出发。

4.结合 时代 背景与社会特征来考察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史学不是脱离 政治 与经济发展的空中楼阁，当然它 也不可能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研究史学的发 展进程，倘舍去了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时代与社会发展特征的了解，那是不会得出什么 正确的结论的。对此，先师在其课堂教学中，贯彻得很彻底。他每章必先讲时代背景， 交代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进而 分析 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如说希腊 社会与波斯帝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诸城邦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的战争与军事远征， 发生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亚历山大东侵等，希腊史家所记载的历史大部分 是与前述几次战争有关的；如说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的世俗化的特点，是与那时的 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不可分离的。

5.注意研究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 6.注意历史学家类型的分析 7.注意历史学家作风的分析 8.采用标本与模型研究的方法

先师最后一次讲授西方史学史，在结束导论时这样说道：“在研究西方史学史时，我 们可以采用标本与模型研究的方法。比如，在古代希腊，我们可选修昔底德作为标本； 在古代罗马，我们可否选李维作为标本。这种方法，即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以点带面，从 中可以找出史学发展的共性与特征。”先师所说，对于西方史学史的入门者尤具方法论 的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重操旧业，无论在西方史学史的教学还是研究工作中 ，都是根据先师的做法，选择“标本”，找准“类型”，以重点史家或学派作为“突破 口”，不断求索，以求不断有所进步。

9.介绍先于批判 10.习密那尔方法是一种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的有效方法

“习密那尔”(Seminar)，意谓专题研究或讨论，德国史坛巨匠兰克用这种方法培养历 史学的专门人才获得了成功，成为后世历史教学方法的典范。先师对此亦心向往之，并 在实际教学中加以贯彻，他以前培养世界中世纪专业的研究生，采用这种方法，对我的 培养也是这样。他为我开设的3门专业课，其学习方式无一不是采用座谈方式，通常的 顺序是这样的：先师每次提出要讨论的题目，然后布置要看的书目，隔一周(或两周)， 先由我报告读书心得，他当中不时提问，穿插讲解，然后有几句小结之类的话，再布置 下一次的讨论题目……如此循环不已，学生就在这样的“习密那尔”的学术效应中增长 才智、培养独立思考、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这种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也正是 我当下培养我的研究生时用心贯彻的教学方法，如我现今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西方史学 史专题研究”，采用“习密那尔”的教学方法，取得了成功，学生的作业经修改大多在 《史学 理论 研究》、《史学史研究》等著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

先师对西方史学的睿智，荤荤大端，以上所列，就我个人管窥所及，难免挂一漏万， 但是，“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注：[宋]王安石：《咏石榴花》。)在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景苑中，先师拓荒锄草，辛勤耕耘，其先行者的功绩将永不泯灭。 是的，后来者唯有继续努力耕耘，方再有收成，我们当不会忘记先师在1961年秋所说过 的一段话：“我们应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西方史学史这块园地中多做些垦荒者的工 作。譬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于 我们的眼前!”(注：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真哉斯言!我愿追随先师，并继承他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在未来的中国的西方史学 史研究的领域中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