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内涵廓清及实践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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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虽然我国高职教育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理念和独特的办学模式，但对高职素质教育目标的设定还不够清晰，对高职教育“高等性”属性的认识还存在分歧，缺乏有力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文章在分析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内涵，并在培养目标、教育内涵、课程建设、考评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内涵；实践

一、问题提出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20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其基本价值取向由原来与本科院校无所区别的理论知识关注逐步转向关注高职教育特定的应用技能。尽管高职教育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描述极大地提升了高职学生与本科院校学生的目标区分效度，然而高职教育改革的重点是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服务社会等方面，课程建设也较多侧重于课程教学设计或教学模式改革。由此可见，“具有系统的应用知识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高职教育对“高等性”这一属性的弱化。这种隐含技术导向的实用主义教育既不能完全实现中国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不能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最终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真正在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的技术技能而是包涵技术技能在内的综合素质。目前，我国高职教育研究领域较为关注的“职业核心能力”一词，反应了职教界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反思和回归。

二、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首先，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对素质教育的要求，尚未明晰。尽管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职业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提高到与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使高职教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普遍认同“能力本位”的核心意义时，作为能力培养载体之一的素质教育工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只注重培养学生的岗位操作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当学生走向社会、进入企业时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高职教育既然以就业为导向，就必须从培养学生的首岗适应能力、多岗迁移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出发，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更具有兼容并蓄的职业发展能力，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爱岗敬业精神等职业素质。

其次，我国高职院校现阶段素质教育的内涵建设主要围绕国际通用的“职业核心能力”展开，缺乏适度本土化。职业核心能力是指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除专业岗位能力之外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基本能力。主要分为基础核心能力：例如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等；拓展核心能力：例如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创新创业等；延伸核心能力：例如礼仪训练、心理减压等。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已成为全球各地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趋势，它可以让人自信和成功地展示自己，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选择。尚处起步阶段的我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培训项目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的研发专家在吸收了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新职业教育和培训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职业能力认证培训项目。然而，基于“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这种认证培训项目在被借鉴到中国时遇到了阻力与瓶颈，本土化难度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高考体制与西方国家的高考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目前高考生源分流机制中，高职院校处于高考录取的第三类院校，而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的高考录取制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中国高职院校的生源相对第一类和第二类院校而言，呈现出高等教育嬗变至非精英时代的显著特点。根据卡根的分类理论，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高职院校的学生属于弱势群体，社会对他们的认知度存在偏见。因此，在培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际。

与此同时，人们对高职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也存在诸多误区：例如，把素质教育等同于思政教育；把素质教育理解为零散的文科知识的补充；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应试教育的新增内容；把素质教育诠释为专业教育的附属。这些误区对正确理解我国高职教育的内涵都会产生消级影响。因此，单纯依靠“职业核心能力”称谓的引进、单靠不结合中国高考录取制度实际的职业能力认证培训项目的引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阶段高职素质教育的症结与问题。

再次，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载体较之过去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有待进一步丰富，并使之形成完备的高职素质教育体系。以前素质教育仅限于教师人格魅力的影响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熏陶，而现阶段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载体涵盖了课堂、社会实践、工学结合、校园文化等多个载体。在教育模式和手段上都有所改进，不仅有必修选修的第一课堂，而且有专题讲座、名著导读、艺术欣赏、文艺会演等第二课堂，更有将素质教育贯穿了专业教育始终，在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中充分挖掘其对学生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等多种形式与渠道。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必须建立不以短期功利为衡量目标的长效机制，在建立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前期投入巨大而见效甚慢，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对学院当前发展收益甚微。在高职院校纷纷求变的历史潮流中，致力于漫长而艰辛的全方位素质教育，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受到多方质疑，甚至存在阻挠。所以，我国高职院校管理层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对技能教育的关注和实践。从宏观上看素质教育的开展还没有探索出长效机制和普适模式，从微观上看也没有真正在每个院校的育人模式中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在近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各高职院校越来越注重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并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实践，如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等，而对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关注程度还远未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这也意味着我国高职教育目前更注重于“职业性”的内涵建设，而相对忽略“高等性”内涵的建设。这对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将造成功利性的趋向偏差。 "

三、重构高职素质教育的对策

首先，重新审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教育目的设定的重要理论基础。只有以“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和出发点来关注人，才具有现实意义。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经指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仅仅用专业知识育人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情感，那是最根本的。英国的纽曼也指出，知识既是大学教育的工具，又是大学教育的结果，而这样的大学教育就叫自由教育，这种教养连同使这种教养得以完成的知识本身就适于追求。此外，这种教养有着巨大的世俗功效，同时还有助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最佳和最高心智的形成。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极赋化学专长的科特南校长在1945年哈佛“红皮书”形成的通识教育目标对后世具有垂范作用，被概括为：有效地思考（to think effectively）、清晰地沟通(to communication)、恰当地判断(to make relevant judgement)、分辨各种价值(discrimination among values)。在此基础上，1978年“哈佛报告书”明确了教育理想或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人。

21世纪是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化阶段，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有用性”提出质疑乃至非议，人们似乎认为不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高等教育就是失败的或至少是得不偿失的教育。家庭、社会、就业市场等各个方面的衡量标准、价值评判方式都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当功利主义的教育目标映射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时，便体现为在教育目标上廓清了高职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范畴，但未能清晰定位出产业革命后我国本土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职教育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呈现出全新的发展趋势。在高职院校传统生源急剧减少以及生源渠道受限制的背景下，究竟是为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过渡，还是直面中国技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终提升整体产业水平，都成为确立未来职业教育目标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无论以何种需求为考虑，都应紧密结合学校的办学思想，体现学校的专业特长、人才特点和服务面向，突出学校在履行培养人才、技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中特有的人文内涵，可以在借鉴通才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将传统意义上抽象的教育目的细化为若干方面的评价标准。例如：具有清晰的社会主义方向道德伦理思考能力；在专业领域具备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对所获得及应用的知识具有正确的判断和理解能力，并形成探索宇宙、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良好习惯；具有相对丰富的生活经验等。

其次，逐步廓清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内涵并使之具有职业性特征。

高等职业教育的素质教育既要求体现其高等性特点，又应体现其与职业相关的专业特色。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为所有专业开出同样菜单，提供同样的课程，一味强调统一性，弱化了不同专业的特殊需求和要求，忽略了本专业的标识性。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从人性论、道德论出发，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学体系；孟子继之以四端之心，经董仲舒传至程朱理学，都将教育范畴的重心落在道德教育和伦理教育上。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将近代道德教育融入人文教育，并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首倡者。而西方自康德《系科之争》开始，从英国的纽曼、斯宾塞、怀特海，德国的鲍尔生，到美国的维布伦、科特南，无一不在着力思考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非功利性教育所涵盖的范畴。因此，当前中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内涵廓清具有继承中国人文素质教育传统思想和接壤西方现代通识教育思想的双重性，既是我国古典素质教育传统的现代化，也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本土化。

无论秉承中国传统教育，还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思想，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都应是我国高职素质教育内涵的两大范畴。将这两大领域再次细分，可以进一步形成道德素养、法律素养、科学素养、文化素养、审美素养和劳动素养几个范畴。由此，笔者认为高职素质教育内涵由以下六个方面组成：即职业道德素质、法律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和职业劳动素质等。

而每一项素质教育的内容都应该结合并体现其专业特色。例如在职业道德的学习和评价方面，在行业相关法律知识的习得和理解方面，在多岗知识迁移和能力培养方面等，都应针对不同专业增加不同侧重点的素质教育内容。这样的素质教育内涵建设才能呼应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杨叔子院士所倡导的“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科技手段对话，以高远的大学文化与社会生活对话，以广阔的知识视野与专业体系对话”的冀望，才能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接轨世界产业经济建设的洪流。

再次，全面开设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课程并使之具有多维度分支。

社会和自然构成了完整的客观世界，人类总是因为既不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又不断把握自然发展规律，才使得整个“社会人”群体不断向真理和完善接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人文素质的优良意味着精神底蕴的厚实，而科学素养的充盈意味着文明格调的高深。美国克利斯特勒指出：“在15世纪，人文学科包括五个科目：即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而著名的哈佛大学“核心课程模式”从1978年发展至今则陆续增加至七大类，包括文学和艺术（literature and arts A.B and C）、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 A and B）、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科学（science）、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s）和数理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哈佛开设这些课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培养现代社会中“有教养的人”。这一旨在培养全面素质的系统课程，打破了按学科设课的传统模式，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多学科、多文化的交叉，视野非常广阔，而且将课程重点放在思维方式的训练而非简单知识结论的获得，这对探索我国高职院校设置素质教育课程极具借鉴意义。 最后，构建素质教育的考评机制并使之具有行业标准效度。

传统的素质教育评价以卷面测验作为考核手段，但是这样的考评方式并不能完全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无法体现学生素质获得与提高的动态过程。我们必须进行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管理权力的迁移。从传统的教务处、学生处管理整合为与企业接轨的人力资源管理；从传统的院系考核下移到任课一线教师和企业；让任课教师和实训企业师傅成为学生素质养成的真正指导者。制定严格的习惯评价标准，按照学生进入社会后所需的各种素质进行管理，如自律、时间管理、团队合作等。在课程项目中贯彻实施，由合作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与学校共同对学生进行考评。规范评价语言，实施评价主体多元化，重视学生的自主性评价，凡是有证书的课目均以证代考。

采取全方位的动态素质教育考核措施。将片面的试卷测验扩展到学生校园日常行为考核、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能力及活动考核、家庭及社区行为考核、企业实训考核、社会责任及社会活动参与考核、素质教育选修课程考核等多个方面。建立学生成长性素质教育评价档案，并使之具有多米诺骨牌式的跟踪效度。将素质教育考评结果列入学分考评，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毕业资格、就业推荐等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