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川黑水地区尔麦人二声部民歌的几点研究(1)

1、山歌类

2、劳动歌曲类

3、风俗歌曲类

4、情歌类

5、出征歌类

6、舞歌类

（二）、演唱形式

"二部歌" 的形式丰富多样，总的说来以同声演唱为主，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二人或三人的同声演唱；

2、 二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同声演唱

3、 多人演唱的男声领、合唱；

4、 多人演唱的女声领、合唱；

5、 男声领、合唱与女声领、合唱的对唱

以上演唱形式中，上声部均由一人担任。在家里演唱时站、坐均可，只唱不舞，在坝子上演唱时载歌载舞。

（注①）

二、 "二部歌"的表现特征

（一）、独特的、以平行大二度为主的纵向结构

（二）、两个声部相对独立的旋律线和节奏型

（三）、特殊的颤音表现方法

（四）、特殊的律制和丰富多彩的变化音

大量的"二部歌" 为五声结构，还有一部分则为七声结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含有丰富多样的变化音，后者尤其如此。"二部歌"在律制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歌曲中，在3（mi）和4（fa）的小二度音程中间，还有着一个极不稳定、在听觉上极易使人产生错觉，然而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音，即笔者在记谱时通常标记为↑3的音。在许多"二部歌"歌曲中，都有着这种

3、 ↑

3、4三个音同时存在的现象（谱例三）。对于大多数民族音乐工作者来说，判别这三个音应当不是难事，但要准确地唱准它、尤其是↑3却是相当困难。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黑水地区的尔麦人却能将它们轻而易举、准确地演唱出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 ↑3所具有的游移和不稳定性，一些音乐工作者在记谱时经常将其标记为"3"或"4"。这种带有主观性、显然是借鉴西洋音乐或汉族音乐的律制观念来将其概括的记谱方法，既不利于"二部歌"这一民族音乐文化的保存，更为严重的是削弱甚至抹杀了"二部歌"最重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特征。事实上，在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即便是在汉族某些地区的音乐中，这种游移、不稳定的音也是客观存在的，合理的做法是将它们视为一种特殊律制的客观存在，而不应人为地将它们强行"规范"到某种律制体系中去。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因为↑3的频繁使用以及歌曲中大量变化音的存在，使"二部歌"明显地带有一种来自于西域的痕迹（谱例四），与哈萨克民歌《黑云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在结构和风格上的相似之处。（谱例五）因此，笔者认

在远古的时候，大地一片莽原。

牛群羊群多兴旺，羌族儿女乐无边。

记述战争和自然灾害逼使羌人向西迁徙：

无情的天灾和战乱，失去了美丽的家园。

羌人集众往西走，去寻幸福的源泉。……。

羌人九弟兄率九支人马，战乱中被魔兵一齐冲散。

战火滚滚阻音讯，各自奔波找前程。

记述其中一支中途向南移动：

阿巴白构是大哥，率众奔向补朵山。

羌语"补朵山"乃是青海、四川间的一座山，"白构"或"白狗"即白狗羌。

史诗中还记述，在羌人始祖--天女木姐的帮助下，抛白石而变成大雪山（即今岷江上游的大雪山），才挡住了追兵。

三块白石抛下山，白石变成大雪山。

三座大雪山，耸立云中间。

挡着魔兵前进路，羌人脱险得安全。

记述羌人继续南下，来到了今松潘境内：

千山万岭脚下过，来到热兹水草原。

而后又移居今茂县境内的"日补坝"：

日补坝，宽又宽，鲜花开满山。

羌人战败戈憨，在这里重建家园。

根据《羌戈大战》的记述，羌人在南迁的过程中，便陆续定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的地区。如首领阿巴白构的大儿子定居于格溜（茂汶县），二儿子定居于热兹（今松潘），三儿子定居于夸渣（今汶川县），四儿子定居于波洗（今理县薛城），五儿子木勒定居于慈巴（今黑水县），六儿子定居于喀书（今棉池），七儿子定居于尾尼（娘子岭），八儿子定居于罗和（今都江堰市），九儿子定居于巨达（今北川县）。可以说，羌人曾经满布于岷江上游广大地区。在今天，羌人仍居住在以上大部分地区并生息繁衍而延续至今。当然，岷江上游羌人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但可以肯定的说，定居于黑水河流域的羌人是古代羌人先民的一个部分。

自古以来，先后定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既要面对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镇压、征服、掠夺并进行顽强的抵抗，同时，亦必须面临与周边相邻民族和部落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而发生的长期不断的征战。自唐代后，羌人的居住区域在地理上已处于汉、藏两大民族的夹缝之中，随时面临着被征服和兼并的危险。艰险的迁徙历程，险峻的生存环境，既使羌人在心理上不得不随时保持着对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感，也使羌人养成了能征善战、视死如归的民族性格。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形成以及艺术手段的运用，都是以社会的物资生产条件和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是对该形式在产生、形成时期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客观反映。"二部歌" 的产生和形成亦不能脱离和违背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以由"二部歌"伴唱为主的《卡斯达温》为例，我们可从其所反映的尔麦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环境、民族性格以及音乐形态所具有的特征等方面，对"二部歌"的产生背景和形成进行探索。

《卡斯达温》又名"大葬舞"，是一种古老的羌族民间传统祭祀歌舞，用于古代征战阵亡英雄的大型葬礼仪式。按羌人习俗，凡男子征战而亡为吉，病终为不祥。在《后汉书》中有"其为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男子兵死有名，病死谓之劣，又以为不祥。"的记述。从《卡斯达温》的内容及表演程序来看，既是对阵亡英雄的追悼，也是对从开始到获得胜利的战争场面的追忆和再现。

举行《卡斯达温》仪式时，众人围站成一大圆圈，男、女各站半圆。仪式以深沉悲缓的挽歌开始，曲调高亢而无凄凉，意为向阵亡英雄表示敬意和哀悼。此时，仪式中的男子皆手执长刀，身穿生牛皮铠甲，头戴插有野鸡毛和枯麦杆的牛皮头盔，披发瞠目，气宇轩昂，十分威武雄壮。随即，歌曲情绪转为高亢雄壮，节奏铿锵有力，舞者随着歌唱节奏，挥舞手中长刀作厮杀状，并不时朝天鸣枪，口中连续发出威逼恐吓性的"嗬哈声"，吼声震天动地。此为模拟战场上的殊死拼杀场面。当此情节进行到高潮时，厮杀突然停止，所有舞者集体爆发出令人心悸的狂笑，表现经残酷拼杀后终于获得胜利的情景。随后，众人肃立，由巫师念诵经文，超度并祈祷阵亡英雄的灵魂顺利升天。此时，女声以极为虔诚的情感和平淡的声调，反复吟唱一首情绪虚幻飘渺、终止极不稳定的颂歌，象征阵亡英雄的灵魂已顺利升入天国。（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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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部歌"的传承缘由

因就在于尔麦人始终极其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正是这种顽强的信仰才使得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具有保留、存在的前提。我们知道，无论宗教形态的哪个阶段，其本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与此相关的各种现象得以存在的精神载体和意识保障。只要这种意识形态还存在，那么，与此相关的各种现象也会随之存在并得以延续。这种宗教与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具有巩固已经群体化了的宗教感情的作用，也保持和延续着群体间的共同意识，而这种意识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强大的内聚力。因此，笔者认为，尔麦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卡斯达温》在历史上之所以能保存、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北方方言对保存《卡斯达温》的意义

“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在研究民族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时，语言是最显著的民族标志。对世界各民族的分类，首先是对语言系谱进行分类，即根据对各民族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进行比较研究并确定亲属关系”。（注③）羌人的语言，属藏缅语系羌语支。茂县、汶川等地的羌人使用的是南方方言，黑水地区的尔麦人使用的则是北方方言。羌人无文字，故语言对于羌人来说就尤其重要。羌人的历史、记事、群体间的交流乃至象《羌戈大战》这样的传说史诗都必须以语言的形式来得以传承。因此，语言对于研究羌人的文化现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卡斯达温》及现在"二部歌"流传的地区何以仅存在于使用羌语北方方言的、即现今黑水县的尔麦人聚居区与毗邻的茂县赤不苏地区？《卡斯达温》及"二部歌"的存在、流传与北方方言这二者之间是否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的关系？

旋律史上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与音乐这二者间的不可分割性，而口语更是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中对音乐都有着惊人的效果。“如果说原始语言音调可称之为原始歌唱曲调的本源的话，那么，这种本源则应是人类音乐文化中最古老、最持久、最顽固的现象之一”。（注④）可以说，原始歌唱曲调与原始语言应是出自同一起点。因为，当人类将语言作为工具使用时，作为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音调也就随之而诞生了。“随着口语音调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多的口语声调从正常的字的一般音调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曲调。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原始歌唱曲调与语言的音调是没有严格的区分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它们之间的距离随之越来越远，至于随后发展为使用准确的音程和有规律的模式，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注⑤）虽然如此，但由于语言音调是产生歌唱曲调的物质基础，是其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而，无论一个民族的歌唱曲调怎样变化发展，都脱离不了语言音调这一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匈牙利音乐家佐尔丹•柯达伊曾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固有的音色、速度、节奏和旋律，总之，有它自己的音乐"，说明了语言音调对音乐风格、特征的实质意义，而英国语音学家亨利•斯威特所持的："音调……保存的时间似乎最长"的看法，则对语言音调对音乐风格、特征的保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最合理的解释。一个民族。只要它的语言保持着独立的地位，那么，它的音乐也将基本保持其相异于其他民族的风格和特征。一但民族的语言发生变化乃至消失，那么，该民族的音乐特征也将随之改变和消失。因为，语言的改变就意味着民族同化的开始，随之便是民族意识的改变。应该说，这样的例证，古今中外并不鲜见。

尔麦人作为羌人的一支，很可能原本就分属不同的部落或支系。现今羌民族使用的语言，有可能是先后迁徙至岷江上游一带聚居的众多部落，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影响、吸收、借鉴而逐渐形成，并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步演变为南、北两种方言。南、北方言的演变成型，对以方言为胚胎的两种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二者各自在音乐上的特征更为鲜明、突出。

《卡斯达温》及"二部歌"现象之所以仅得以在现今黑水县的尔麦人聚居区与毗邻的茂县赤不苏地区存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二：

1、羌语北方方言较好的存在状况，为《卡斯达温》及"二部歌"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卡斯达温》及"二部歌"的音乐特征与羌语北方方言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的关系；也是《卡斯达温》及"二部歌"音乐特征相异于南方方言音乐特征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不能看成是同一民族因生活地区不同（即地理上的距离）而导致的音乐特征的不同，更应该是南、北两种方言基础音调差别的音乐化的体现。

2、羌语北方方言较好的存在状况，既为《卡斯达温》及"二部歌"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由于北方方言的使用仅限于这一地区，使得其向南方方言区的流传也因语言的原因而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因方言不同而致使《卡斯达温》及"二部歌"未能存在于南方方言区而只能存在于北方方言区的根本原因。

(四)、地理因素对保存、限制"二部歌"的意义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将《卡斯达温》及"二部歌"流传的主要地区黑水县的地理环境作一简要介绍：

黑水县位于四川省阿坝州中部岷江上游，东接茂县，东北邻松潘，西北壤红原、马尔康，南毗理县，其地势峥嵘，沟壑纵横，群山屹立，山川逶迤。系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山地向丘陵、平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在建国前，黑水地区与外部的交通联络十分不便。生活在这里的尔麦人，既处在与藏民族毗邻接壤的地理位置，亦处于羌民族生活地域的边缘地区。正是这种边缘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双重意义，即：它既可以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因地理环境的原因受到保护并得以保持其原有的风格和特征，亦可能使民族文化因同样的原因在向外扩张时受到限制和阻碍。匈牙利音乐学家萨波奇•本采认为："一般情况下，水是传播和扩张文化的，而山则阻隔保存它。高原、山谷、盆地既起阻隔作用，但同时又保存民族文化的特点"。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亦认为："一种文化或风格的边缘地区总是保存这种文化和风格的早期状态，当这种被保存的状态凝固下来时，在它发源的中心地带则早已被遗忘而消失了。这是因为边缘地区最便于与中心地区隔离自处"。

由于尔麦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羌人社会区域的边缘地带，勿庸质疑，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既为保存尔麦人古老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对民族文化的向外扩张、伸延起到滞留、阻碍作用。

根据萨克斯"文化边缘滞留"说，是否可以推断，在早期的羌民族中心地区，即今茂县、汶川一带，"二部歌"及《卡斯达温》等音乐现象亦曾在历史上存在过。因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必须跟随它的载体--民族--一同迁移。但因为民族中心地区的文化发展、演变、更新较快，与毗邻民族的征战较少，民族生存危机感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二部歌"及《卡斯达温》这一与战争、民族生存危机等有着相辅相存关系的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民族中心区域的地理位置一带逐渐减少乃至最终消失无存。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族语言中的方言区，也属于一种地理概念。方言分布的地理界限，决定了依附于方言语调的音乐的风格和特征。

前文已论及了羌人南、北方言的差异，对以方言音调为基础的音乐特性的意义，是否可以认为，南部方言区因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经济、文化较为先进、发达的汉区，在语言、词汇乃至语言音调上受到的明显影响和改变，不利于"二部歌"及《卡斯达温》的使用、保存和流传，或者说对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从而导致其在这一区域的消失？而北部方言区偏远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地理环境，使得北部方言受到自然环境天然的保护，正是这种自然环境天然的屏障，才使得"二部歌"及《卡斯达温》的存在和流传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才使得"二部歌"及《卡斯达温》这一羌民族古老的音乐文化现象得以保存流传至今。因此，笔者认为，黑水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二部歌"及《卡斯达温》在该地区保存、流传的根本原因。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越是靠近藏区和越是偏离羌语南部方言区的村寨，在"二部歌"中所表现出的二声部现象越是突出、明显，反之，二声部现象则随之明显减弱。

"二部歌"的族属定位

羌人历来有"尔麦"、"尔满"的自称。在民族学上，羌人与"尔麦"、"尔满"为同一概念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现居住于黑水地区、说羌语北方方言、仍自称"尔麦"的族群就是（或曾经是）羌人。

首先，从语言上看，黑水地区的尔麦人现今所讲的语言属羌语北方语系。根据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多年对藏、羌语言所进行的研究、比较后认为，藏语和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名词、动词、代词、量词的使用上有着极大的差异。"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语言在民族诸特点中是比较稳固不太容易一下消失的一个因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部落群体逐渐丧失自己的特点而融合于另一个民族，但他们的语言却顽强地保存下来"（注⑥）。现今在黑水地区说羌语北方方言芦花土语的约有12000人；说麻窝土语的约有1500人；说茨木林土语的约有9000人；说维古土语的约有15000人；说雅都土语的约有10000人。以上数据客观的证实了黑水地区尔麦人语言的保存至今以及族群存在的现状，完全符合孙宏开先生的论断并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其二，在宗教信仰上，黑水地区的"尔麦人主要信仰原始宗教--本教。即不仅以日月星辰和祖宗为崇拜对象，而且还崇拜居住在山岩、森林中的神灵以及认为与之有亲族关系的动物，并在山头、房顶垒白石和在家中颂祷、焚香、祭礼"。这与羌人的自然崇拜和多神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完全吻合的。虽然，随着汉区的佛教、道教以及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入和影响，尔麦人的宗教接受了它们的一些成分，但是，直到建国前夕，尔麦人的宗教仍然保留着原始宗教的内核，停留在多神多信仰的原始宗教阶段。

其三，关于羌人的来源，民族学家早已得出结论，即现今居住于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系先秦至清初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我国西北河、湟流域陆续迁徙而来。在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史诗《羌戈大战》中，也记述了古代羌族首领的第五个儿子（木勒）从西北展转迁徙至慈巴（今黑水县知木林区慈巴乡）的艰辛历程。《羌戈大战》所记述的史实与民族学家所得出结论是相符的。黑水地区的尔麦人就是《羌戈大战》中从河、湟流域迁徙而来的古代羌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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