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1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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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注：(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 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9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

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 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这1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1门新兴学科。

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

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注：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1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注：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注：(英)R. J.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1个新兴分支。$False$

2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注：晚清时期有3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3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

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

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107年(1928年)102月。）共分3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

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

”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3把刀)、堕民、9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2大要素。先知1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

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

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

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

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注：《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 《中国区域志》1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6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3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

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1至立夏(5月6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10分之9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

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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