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妇女人权保护的法理思考

[摘 要]妇女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妇女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由妇女的生理特征所产生的权利等。目前我国对妇女人权的保护令人满意，但随着新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故而应该对妇女人权保护体系作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妇女人权 保护现状 体系完善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一级、地区一级和国际一级上确保妇女平等、充分地全面参与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根除一切基于性别的歧视是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当今，妇女人权作为一项特殊的人权种类，在普遍人权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妇女人权问题已不仅仅被作为一个有关妇女自身利益的特殊问题，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其保护程度的高低直接关乎到人格尊严与价值、各国基本人权的实现。[1]然而妇女生理上的差异及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产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形成了一套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等传统的价值判断体系，而改变这一体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拟从法理学角度，对妇女人权的内容界定、保护现状及完善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

一、妇女人权的内容界定

什么是妇女人权？妇女人权就是妇女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它是“普遍人权中的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了具有人权的一般内容外，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内容。概括起来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妇女的公民和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权等；二是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工作权、财产权、劳动保护权、同工同酬权、教育权、健康权、发展权等；三是由妇女的生理特征所产生的权利：生殖健康权、生育权等。简言之，妇女人权的内容就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切人权的总和。[2]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妇女们喊出了“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这一命题是对妇女人权的最简明的解释。我们知道，人权同权利是有区别的。人权概念包含了哲学道德上的人道概念和法学上的权利概念，它根源于人的尊严和价值。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是权利的价值标准。并不是所有权利都是人权，因为有些权利属于特权。但妇女权利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几乎没有特权。因为自从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后，妇女的权利就受到限制和剥夺。这一历史和现状决定维护妇女权利就是维护妇女人权。妇女人权为维护一切妇女权利，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权利，提供了一个评价标准。

二、我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现状

总的看来，我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现状令人满意。但由于受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妇女发展和维权的物质保障还不十分充分。在农村，妇女的文盲比例还比较高，在城市，下岗女职工较多，女工再就业困难还比较大。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侵害妇女人权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暴露，家庭暴力、性骚扰等现象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妇女人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相关《民法通则》、《选举法》《婚姻法》、《收养法》《工会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土地承包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维护妇女人权的法律体系，这对保护我国妇女人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正如前所述，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还很多，还需要对这一体系进行完善：

（一）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增强法律可操作性

（二）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妇女就业权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性别歧视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男士已成为各招聘单位默认的规则。这种性别歧视首先侵犯的是妇女的平等权，并进而侵犯到妇女赖以实现经济独立的就业权。虽然我国已经在各种就业政策中对这一做法予以禁止，但由于没有一定的法律做保障，收效甚微。为此，一方面国家应通过相应的制度杜绝录用过程中的各种形式或明或暗的歧视条款。立法的关键是要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以及违反这种义务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强化政府行为打破性别壁垒，建立必要的监管机构或进一步赋予已有的相关机构相应的职权，以对歧视行为进行惩戒。另一方面，在对妇女劳动禁忌作出保护性规定的同时，对男女均可胜任、而对男性无生理优势可言的工作岗位，如文秘、财会等，应作出优先女性的规定。在诸如女大学生就业难等方面，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女大学生固然即将面临结婚、生育这些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就业单位不能因不愿意为这部分社会再生产“买单”就简单将她们拒之门外。这与律师事务所不愿意办理刑事案件的问题相类似。后者已经有相应的约束措施，前者则付之阙如，应当参照后者加以改进。

（三）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生命安全权。

尽管如此，对于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家庭暴力尤其对轻伤害的处理仍然缺乏具体的规定。因此，我国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出台势在必行。我国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如加拿大，把家庭暴力列为公诉案件。在加拿大的许多省份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情况保护令”，如妇女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在没有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并把丈夫带走，限定一段时间不准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同时还可对婚姻法相关部分进行修改。受虐妇女因不堪忍受暴力行为而提出离婚，是家庭暴力的一个常见的结果，但往往由于法律救济途径狭窄而未果。因为如果女方提出离婚或者分居的请求，那么，这个女人就有可能遭到丈夫的报复，甚至直接威胁到受虐妇女的性命。此外，还有以下原因：离婚后独立生活前景未卜，而且离婚诉讼本身就是一项劳民伤财之事，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于长期不能摆脱婚姻束缚的当事人而言必然会加深双方的敌视与伤害。因此，建议将离婚标准中的分居二年适当缩短，并在社区设立妇女避难所，则能为急于摆脱暴力环境的妇女提供紧急援助。[6]

（四）规制性骚扰，维护妇女人格尊严

[参考文献]

[2] 张晓玲：妇女人权——一个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崭新概念[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1）。

[7] 刘慧玲：增加惩处性骚扰规定，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J].中国妇运，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