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商”与江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1)论文

【论文摘要】“苏商”的崛起和发展特别是率先创办实业和创建新式学校，构成了近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苏商”风貌，崇尚实业、中西合璧、交汇融合、经世致用、重教崇文、兴办实业、兴办教育，形成了新的境界，铸就了工商精神，折射出爱国恤民的思想，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堪称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新苏商”的活力形象一步步渐行渐近，日益清晰，作为一个崭新的商业群体迅速崛起，被称之为“苏商复兴”。

“苏商”精神的理性动力是江苏人千百年来奋斗努力创造出的一种区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向人们展示出历久而弥新的人文背景和历史底蕴：取“苏商”之精华，秉“苏商”之神韵，扬“苏商”之气势，展“苏商”之风骨，已经成为江苏教具个性的理念，正以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成为江苏经济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历史推动力。 【论文关键词】苏商；历史传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江苏

一、“苏商”的渊源是江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连续30年高速发展，年均增长12.6％，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34.6倍；人均GDP接近4万元，相当于5500美元，比1978提增长26倍；财政总收入接近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113.6倍，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700亿元，增长43.7倍；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超过100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9％；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37.2％、36.O％和26.8％；与2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比1978年增长940倍，其中出口2400亿美元左右，增长574倍；外商投资企业达8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有348家在江苏投资；境外投资项目1384个。

今日之江苏，是东部发达省份和全国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科教领先、文化昌盛、商贸繁荣、人民富裕、风气清明、社会进步。江苏全省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600万，经济总量一直名列前茅，并拥有教育、文化、卫生、环保、安全等数十项全国第一。

在江苏这片神奇的热土上，“苏商”是明清时肇起于苏州太湖东、西山的“洞庭商帮”，虽然没有大进大出的经商技巧，却依赖着天赐的农耕时代的“鱼米之乡”，无需四处奔波，就能衣食无忧、殷实富裕。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江苏人，更乐意实践着一种男耕女织、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在自强、灵秀、包容、守规等内核中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人文关照精神，尽管还带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但是“苏商”的开拓、诚信、精细与务实的精神，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兴“业”的传统历来是江苏地域最大的经济特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也为当年提供清代十分之七的税收和十分之三的田赋和今日仅以1％的土地创造了全国超过十分之一的财富奠定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苏商”精神在当代江苏的现实发展格局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传承性，至今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于区域特征之中，成为江苏人的一种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向人们展示出那历久而弥新的人文背景和历史底蕴。

二、江苏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早在远古时代，江苏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时代，就表现为文化英雄荜路蓝缕，艰辛创业，戡天役物，从蛮荒之地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如吴之泰伯、延陵之季扎、徐之彭祖，还有春秋时著名的春申君等，一直到近代形成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明为主融合包括东夷、淮夷、百越等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而成的集合性文化。

在华夏民族兴起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发展。夏商及其以前，江苏境内除北部一小部分属于华夏势力范围外，大部分地区为非华夏人所据。

江北为淮夷，江南为百越，到商周交替之时，远离华夏各自延续的局面被冲破；子游从学孔子，传播了发达的礼乐文明；泰伯奔吴，带来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创了灿烂的江南文化，结合百越民族建立了吴国；在范蠡的故里，婉转吟吴歌，一部“吴越春秋”演绎了千百年，书写了民族工商业的史诗，向世人展示了不朽的文明记忆；江北淮夷在以今天泗洪半城为中心建立了徐国，战国时，徐国渐趋没落而亡；现今江苏境内先统一于吴，既而为越，进而为楚，直到公元前224年并归于秦而成一统。 第二阶段：秦汉至东晋南朝。

江苏在秦末汉初就已经得到较大开发，特别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地区，秦末大泽乡陈胜、吴广一声号响，天下烽烟四起；三国的分裂局面使江淮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焦点地区，孙吴定都建康，北方士族和难民大举南迁；东晋南朝，随着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入口大量迁移浪潮的出现，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开始领先黄河流域。 第三阶段：隋至宋。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是对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沉重一击；隋炀帝兴修运河，再次恢复了江北诸地区在全国的承南启北的地位；大运河的运行，使扬州、姑苏(今苏州)、山阳(今淮安)等地作为重要转运口岸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南京、徐州却在衰落；江南经济中心转移到苏州；江北以扬州、淮安为中心的区域性特征初步形成；唐宋繁华的扬州城俨然是东南第一都会，成为财赋、漕运、盐铁转运中心，有“扬一益二”(益指令成都)之说，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第四阶段：元至明清。

元朝重修大运河，既加强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也奠定了江北运河沿线在全国的运输枢纽地位，这种优势区位，造就了今日江苏南北共同的繁荣；明朝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稀疏出现在苏州地区，这是中国近代商业开始兴起的标志；江苏的淮安、扬州、苏州与浙江杭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作为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储备中心、盐运集散中心，奠定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三、“苏商”的产生发展与基本特征 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人海，运河年久失修，运力下降枯竭。1853--1864年太平天国鏊战东南，扬州、苏州兵荒马乱，最终天京(今南京)沦陷i源于江苏的上海开始逐步兴起。

资本主义文明东来，海运安全度增高，漕运改为海运使运河风光不再，扬州的银号、钱庄东迁上海，苏州扮演的经济中心角色也转移到上海；虽然徐州因铁路枢纽而重新兴起，南通因达海通江而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但随着津浦铁路的贯通，扬州、淮安开始衰落，由全国性中心城市降格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对苏北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值得指出的是，“苏商”的崛起和发展特别是率先创办实业和创建新式学校表现得尤为突出，构成了近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素有“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实业家”之称的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四人中，除周学熙外其余三人都在江苏。“苏商”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辉煌，规模实力空前壮大，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引人注目，尤其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苏商”风貌，崇尚实业、中西合璧、交汇融合、经世致用、重教崇文、兴办实业、兴办教育，形成了新的境界，铸就了工商精神，折射出爱国恤民的思想，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堪称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商业时强调：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张謇(南通)；民族化工业，不要忘记范旭东(南京)。 所谓“苏商”精神，就是江苏籍和非江苏籍人士以及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江苏大地上生产、经营和进行贸易流通等经济活动所体现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结晶，既是商业道德的集中体现，又是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

其实质主要表现在： 第一，创业先贤，开创清风。近代江苏诞生了一批辉煌业绩的实业家，其中最值得传颂与效法的当首数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张謇。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上，流传着“北周南张”的说法，“北周”，指的是天津的北国工商业巨子周学熙；“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乃至全国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在南通“投资办厂”，振实业与教育双翼，求民族腾飞之良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一人独得众多的“全国第一”：第一个农业企业、第一座博物苑、第一所纺织专科学校、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支股票等。

张謇主张“父实业、母教育”的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使江苏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教育的先行区，这也体现着“苏商”无可厚非的资质。 第二，审时度势，敢为人先。

“苏商”大多亦商亦儒，领军人物中知识分子居多，既有满腹经纶的文化学人，也有学贯中西的留洋之士，以中华文化为传统，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冒险精神，站在中西文化的历史交汇点上，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精细作业、谨慎稳健的经商作风，培育了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这是“苏商”的重要标志。江南的无锡在不经意间一跃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三大工业城市之一，有“小上海”之称。

无锡的“荣、薛、唐、杨”四大工商名家先后创办纱厂、丝厂、面粉厂、砖瓦厂，为全国工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著名的是从蠡湖走出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抵制洋货，投资创办面粉厂和纺织厂，被誉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成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实业家。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荣熙泰终世遗训：“固守稳健，谨慎从事，决不投机”。虽然自1896年荣氏兄弟创业以来，连续遭到了合伙人拆股而去、乡绅势力趁机打击、面粉厂因麦贵粉贱而连年亏损、运货去天津的轮船又在海上触礁沉没、投资的裕大祥商号倒闭、各钱庄纷纷上门索债等种种不幸，但是荣氏兄弟顶住各方压力，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和十足的拼劲，敢于向银行押款，负债经营；敢于投巨资购买老厂，扩大经营规模；敢于同外国老牌企业竞争，改进机器和培养人才。

荣宗敬曾言：“我一生做事的宗旨，就是要出人头地，处处争第一”。荣德生也一言揭谛：“家兄一生营业，非悖有充分之资本，乃恃有充实之精神。

精神乃立业之本”。这正反映了当年江苏工商业者“勇往直前，作世界之竞争”的精神气概。

第三，爱国报国，壮大实业。“火柴大王”刘鸿生在苏州将国内主要的火柴厂都联合起来，组建“大中华火柴公司”，一致对外，直接与西方“洋火柴”进行激烈抗争。

“化工之父”范旭东在南京创办永利碱厂，首开了我国化学工业先河，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化工基地。面对外国人制碱技术的封锁，侯德榜独创了“侯氏烧碱法”，为世界制碱工业带来了一场工艺革命。

“苏商”以“在商言国”为理念，以“实业救国”为宗旨，开工厂、办实业，使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其创办的一些厂名或商标，也多以“中华”、“振华”、“华商”、“华兴”、“华成”、“同济”等命名，体现了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也为自身树立了企业品牌，这是“苏商”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第四，诚信为本，创造品牌。

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包括诚信在内的伦理道德，成为“苏商”创业基石和文化主流，“洞庭商帮”，“精而不奸”，致力追求圆满，低调做人，提升修养，稳健发展。苏州的孙春阳、扬州的谢馥春是与杭州张小泉、北京王麻子齐名的四大老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信’二字，食报百年”。

“苏商”锐意创新，视产品质量为生命，以创造品牌为企业立足之本，使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无形资产和成功法宝。如：无锡茂新的“兵船牌”面粉，是中国商标注册史上第001号商标，一直行销海内外；无锡永泰丝厂的“金双鹿”、“银双鹿”生丝，是旧中国四大名牌生丝之一，出口欧美；苏州的“黄天源”、“采芝斋”、“陆稿荐”、“朱鸿兴”等品牌是延续至今的百年老字号；南京永利钲厂生产的“红三角”牌肥田粉，则闻名世界等。

第五，有效组织，整体经营。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走西口的“晋商”和跨出徽州地域的“徽商”不同，“苏商”为应对其他商帮对传统经营领域和范围的不断侵蚀，1902年，苏州商人成立了“苏商总商会”，积极宣传地方产品，共商发展和振兴工商的措施，进一步维护自身发展，振兴本地工商经济。

一个小个子的苏州人沈莱舟是很有眼光和谋略、魄力的精明商人，践行了“用别人钱做生意的一等商人”的经营理念，为自己赚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从一爿小店起家，把“恒源祥”打造成了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的“绒线王国”，被称之为“绒线大王”。正是由于商会与各行业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协作，使“苏商”逐渐形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纽带的整体经营网络。

第六，义利结合，返哺社会。“苏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主张“见利思义”、“义利结合”，以“义”来支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利”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形成了近代社会平衡的两个支点。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继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扶贫济困，返哺社会”的中华道德，在各地广泛设立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如“粥厂”、“义仓”、“育婴堂”等；大力倡办教育、文化、科技等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如修建幼稚园、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 从根本上说，一种文化的形成、演化、传承及其进步必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人们有理由相信，“苏商”扎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实际上是极富文化修养的我国儒商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个分支流派，从“草根”到“殿堂”，从边缘到主流，从个案到经典，从一种朴素的商业文化到浑厚凝重的“苏商”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已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的优秀因子。

四、当代“新苏商”的活力形象与主要特点 实质上，“苏商”精神的理性动力是江苏人百年奋斗努力创造出的一种企业精神和人文精神。与江苏息息相关的“苏商”，生发于太湖之滨的秀水灵山，沐浴着江海大地的千年文明，前有实业报国先行者的奋斗足迹，后有7600万父老乡亲的期望目光，正以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成为江苏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历史推动力。

“苏商”精神的现代价值，正在于其不仅对“新苏商”(“新时期苏商”或“当代苏商”)精神的形成，而且对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和造就新一代江苏人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新苏商”的活力形象一步步渐行渐近，日益清晰，作为一个崭新的商业群体迅速崛起，被称之为“苏商复兴”。

“新苏商”风风雨雨的创业历程，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卓然超越的形象风范，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克难奋起的创新之路，凸显了苏商群体的创业精神和创造能力。 商道即“人道”。

在追求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品鉴江苏商帮的为商之道，展现江苏企业家的胆识与魄力，突现“新苏商”独到的市场策略和商道理念，彰显传承商业文化的力量，体现核心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和成功基因。或许，这正是“苏商”嬗变的新起点。

其内涵实质在于： 第一，和谐奋进的精神风貌。新时期更需要创业创新创优的精神，以精细、圆融的人文品质，办实业、兴产业。

致力于服务企业、回报社会。因此，胸襟开阔、抱负远大、孜孜以求、谦卑好学、朴实勤劳、共同致富、自强不息、拼搏创新的时代精神成为驱动“新苏商”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二，自主创新的综合实力。“新苏商”对江苏经济最直接的贡献莫过于将企业做大做强，使之可持续发展。

突出主业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做主业中的强项，使强者更强，核心业务更加突出，促进产业链延伸，形成企业集聚效应。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动力，培育自己的专利技术，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占领市场发展的制高点，不仅在成本优势上更在产品和品牌上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增强生产经营效率与效益。

第三，全球视野的战略眼光。近年来，江苏经济外向度进一步提升，未来面临最大的压力是跨国公司的竞争。

“新苏商”正以开明开放的博大胸怀，塑造自身良好形象，到国际市场上寻求发展空间，利用国外资源弥补本土资源不足，通过品牌延伸、资本渗透、跨国发展、海外合作等多元方式，加速外向拓展进程，使资源配置从区域范围转向全球平台，利用产品、资本和劳务的国际流动和整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业务再造，形成跨国协调生产与经营的格局：产品市场的国际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资本利用的国际化、科技创新的国际化、人才开发的国际化。 第四，尚德务实的诚信品格。

孔子云：“立德、立行、立言”。对素以文化修养著称的“苏商”而言，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

以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品德和端正行为向世人展示江苏风采，使之成为立业之基、经营之道，这是“新苏商”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商业领域乃至全社会普遍缺乏诚信，一些经营者为了牟取不当利益，不惜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伤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因此，构建诚信商业，呼唤诚信社会，培养诚信公民，建设“诚信江苏”，便成为新时期的重要任务。 第五，竞合发展的团队精神。

合作也是一种竞争，是新经济对企业发展的更高要求。“新苏商”抱团出击、紧密团结、协同作战，以兼容并蓄的气魄，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促发展，在发展中谋共赢。

只有精诚合作，最大限度地共享资源，才能呈现厚积薄发的快速发展之势，也才能发挥出集群效应，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力拔头筹。 第六，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灵魂在于企业文化。“新苏商”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以人为本地建设企业创新型文化，彰显人文关怀，提倡和保护个人的“灵感”，强化员工的创新观念和行为，带动整个组织的跃升，推动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七，造福一方的社会责任。企业家群体行为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运。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获得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赞誉的前提，也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的基础。充分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好环境，促进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是江苏企业界的共同愿景，“服务一方经济，造福一方人民”更是“新苏商”担纲的重大社会责任。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诠释“新苏商精神”，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全球思维、前瞻眼光和创新理念，在新经济浪潮中抢占先机，顺势而为，“抱团出击，敢为天下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挑战，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努力培育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综合效益位居国内同行前列的大型企业集团；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培育一批具有“专、精、特、新”优势、市场占有率高、知名度大、美誉度好的国内外著名企业，在推进“两个率先”和建设“创新型省份”的进程中，继续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民族工业的振兴，打造出具有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的新型商人和新一代江苏人，真正让“苏商”精神发扬光大、永续发展!

五、江苏经济社会文化的特性孕育了“苏商”传统 一种独特的商帮文化的孕育与成熟是与本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厚的历史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江苏人文历史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从历史演进看，江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1993年在南京东郊汤山发现的“南京人”头骨化石，并不比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晚多少，表明这块土地上早在60万年前就有先民活动。

二是从地理环境看，江苏在地域上横跨南北，徐州、连云港是公认的北方；而苏州、无锡则是典型的南方；身处江北的扬州却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而南京则是属于真正的江南。三是从文化分布看，江苏并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但却是代表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阵地，当北方鏖战于五胡乱华的烽火中时，东晋和南朝的士族大夫悠然地延续着嵇康们在洛阳城精心创制的优雅。

江苏省域内部差异较大，文化内涵丰富，自然形成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因其地理环境的不同，产生了特色鲜明的吴越文化、金陵文化、维扬文化和徐淮(楚汉)文化等四大板块的地域文化。四是从文化交融看，江苏文化虽有自身的源头，但乃是中华文明一体多元之中的一元，其发展也是不断吸收、借鉴、创新多种文化的结果，因而显现出一种文化的包容性、互动性和开放性，而南京与北京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以“京”命名的城市，则更是鲜活生动的最好注脚。

江河湖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

古代哲人说：作者乐水，仁者乐山，即水的流动让人变得机智聪明。而山的静定则让人变得宽厚大度。

江苏占据江河湖海之地势，使得这里的经济文化也水性十足，充满柔性、智性、灵动、活力、和谐。江苏的山水之胜，培育了“苏商”的仁智性格。

古今相融使得“苏商”具有且仁且智的特性，既有因水而生的智慧，又有缘山而生的敦厚，其基本特征是兼容并蓄、依恋故土、农本思想、实业精神。 如果试着把“江苏”两个字拆开就会看到，“江”拆开是三点水和一个工：三点水，指江苏的水源丰富，水网密布；工，指江苏手工业和加工业繁荣。

而繁体的“赫”拆开则分别是草、鱼、禾：草和鱼以及禾，指江苏农业发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所以，“江苏”，简称“江”或者“苏”都是可以的。

从地理和历史看，江苏地势低平、河湖众多、依江临海、江海交汇是最显著的自然地貌特点。江苏是一个富水的省份，也是一个充满浓郁“水文化”特色的地区，境内河川交错，水面占全省总面积的18％，比重为全国之首。

水，是江苏的命脉，也是江苏的根基；既丰富了江苏的内涵，也扩大了江苏的外延；既注满了江苏的个性，又激荡着江苏的精神。在大海的澎湃、长江的奔腾、太湖的潮涌、运河的流淌、淮河的咆哮中，充满了水的动感和乐章，时空的跨越汇聚积淀了海洋文化、长江文化、运河文化、湖泊文化、淮河文化这五种“水文化”的形态。

第一，沿海开发。江苏东临黄海和东海，海岸线全长954公里，海域面积3.75万平方千米；浅海面积2.4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沿海总面积20％；有各类岛屿16个，岛屿岸线长68千米，面积68平方千米；浩瀚的大海给了江苏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迎来送往，吐故纳新，从过去走向未来，从本土走向世界；1405年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800多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先后七次从南京龙江港出发经江苏太仓刘家港编队集结扬帆出海远航，到过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绕过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最远抵达非洲东岸，比西方探险家迪亚士、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开辟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航路要早80多年，当时中国在经济实力、造船经验、技术装备、船队规模、航行距离、持续时间、涉及领域、历史意义等方面均领先于西方，用雄奇的航程书写了民族的梦想和光荣，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纪元。

江苏正处在中国“黄金海岸”的中部，港口条件优越，海洋资源丰富，近海拥有全国八大渔场中的海州湾渔场、吕泗渔场、长江口渔场和大沙渔场，是全国最早完成海岸、滩涂及海岛海洋综合调查的省份，有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东方大港——欧亚大陆桥东首的连云港以及江海联运——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的南通港等，1984年这两个港口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十四个开放港口之一。长江、黄河泥沙不断堆积形成了江苏广阔的沿海平原，3万年前古长江在琼港人海处发育形成世界上罕见的、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辐射海底沙脊群——辐射状沙洲，面积约1268.38平方千米；江苏沿海不断淤涨的滩涂面积约6533平方公里，为全国之最，世纪之交开发建设的“海上苏东"52程，滩涂面积达60多万公顷，使江苏沿海地带成为我国海岸带中比较发达的地区。

第二，沿江开发。奔腾不息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万里长江横穿东西，将省域一分为二，流经境内425公里，并从这里流入东海，使之成为一条“黄金水道”，长江岸线1175公里，其中主江岸线861公里，洲岛岸线314公里。长江与黄海、东海相衔，这三水交汇，形成“T”型状，恰又是五千年华夏文明中的南方精灵阴柔与北方雄浑阳刚的叠合点。

江苏现在大体以“江”为界，这种苏南、苏北的二分乃至苏南、苏中、苏北的三分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演变依据。长江之水滋润着江苏大地，借鉴国际大江大河流域开发的成功经验，新世纪来江苏掀起了推进新一轮沿江开发开放的热潮，构建覆盖长江两岸的大江经济板块和沿江经济带，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今天的沿江8个市，包括苏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5市和苏中地区的南通、扬州、泰州3市经济发展呈现出南北两岸开发联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国际化和市场化并进、产业集聚和园区建设并重、外资和民资并举的发展路径，打造了南京、苏锡常两大都市圈，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沿江地区继续在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和全国保持领先优势，GDP增速达15.2％，分别比浙江省环杭州湾7市以及上海市高1.8个和4.1个百分点，不仅成为江苏省的精粹之地，也是“长三角”乃至是中国的精粹之地。

第三，沿运开发。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了沟通江淮之间的邗沟，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古老京杭大运河，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运程最长、工程最大的第一条人工河流，也是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印度佛加大佛塔一起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宏伟的古代四大工程，比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长33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长16倍。

运河文明长期起着一种交流、融合、开发、开放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都与运河及漕运体系有密切关联，尤其是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故有“天下大命，系此一河”之说，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为国家统

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南北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是中华民族“活的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珍宝。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4省2市18个城市，形成了串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庞大的经济圈。

大运河纵贯江苏南北690公里，约占全线五分之二，促进了沿线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明珠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著名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就是从江苏扬州开始引水北上的，2007年9月国家文物局宣布，扬州成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

第四，沿湖开发。江苏的湖泊星罗棋布，有大小湖泊290多个，太湖和洪泽湖像两颗璀璨明珠，镶嵌在江南水乡和苏北平原，分别列为中国五大淡水湖的第三位和第四位。

悠悠的湖泊之水，不但滋养了水滨泽畔的江苏人，也孕育了无数的都邑名城、名胜古迹和文化名人。特别是江南水乡的太湖流域更是吴依软语、人文厚实、物产丰富、民风婉约，自古到今总是给人以无限憧憬，“吴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又以“苏南模式”名噪全国，流传着乡下的农民比城里人还富的佳话。“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现在又把治理保护太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紧急治藻、铁腕治污、科学治水”，使“江南明珠”重现碧波美景，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人更美。

第五，沿淮开发。淮河是中国七大水系之一，蜿蜒曲折流经豫、皖、苏、鲁4省20多地市，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古时，淮河与黄河、长江、济水齐名，并称“四渎”。

淮河流域东到大海，西达中原，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淮水泱泱，纵横两千里，与黄河、长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其文化风格表现出特有的多元性、过渡性和开放性。

江苏地处淮河下游，境内流域面积6．5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24％，不仅成为我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而且成为南北文化和东西文化的融会、消化、改造、创新之地。淮河流域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上黄河夺淮人海的长期后果，水旱灾害极为频繁，淮河安澜成为沿淮人民的千年期盼。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罕见的治淮工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建成了防洪、排涝、供水、航运、发电、灌溉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体系，流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淮河从一条“害河”变成了“利河”，从历史上有名的贫困落后地区变成了中国腹部地区主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连接南北横贯东西的交通枢纽，构筑了崭新的人水和谐的新淮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就江苏10万多平方公里这一特定区域而言，水的脉动和张力是“苏商”品格的主要来源，丰厚的“水文化”赋予江苏人灵气和灵感。隽秀精美的苏绣锡纺、美妙动听的昆曲评弹、小桥流水的园林风光、精耕细作的田野农庄，无论是历史风貌还是现实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江南水乡的秀丽画卷、一方好山好水的宜居乐园。

作为水文化的积蓄区，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出许多灿若星斗的人才，具有久远渊源的商业意识和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 的确，江苏凭借的是江河湖海的滋润，依托的是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可圈可点的是优裕自然环境所支撑的教育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文化活力。

我们当然不是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也不是文化发展单因论者。通过对人文传统的深层次探究，却可以看到“苏商”精神实质上包含着天下情怀、儒雅气质、求实智慧、创造精神等基本元素：一是道济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

江苏历史文化中积淀着一种胸怀天下的奉献精神、价值理性、开放意识，在更高层面则洋溢着一种爱国情操，表现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境界和社会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江苏的刘邦、孙权、朱元璋等是一代英主；在军事史上，江苏的项羽，韩信，萧何是一代名将。

欧阳修“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为了中华之崛起”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传神写照。岳飞、史可法、林则徐、孙中山等则是杰出的代表人物。

二是温文尔雅、求新好学的气质。江苏自古就有尊师重学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都有办太学、兴私学、建书院、设贡院的义举，涌现的名家学者、大师巨匠不胜枚举，在历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耀眼夺目。

明清科举考试江苏共出了130多个状元，是全国出状元最多的地方，仅南京诞生的状元就占同时期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苏州府则占了两成；还是在明清时，江苏籍作家占全国作家总数的近四成，吴敬梓、刘鹗、罗贯中等名家，与这块土地或多或少扯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国四大文学名著，有三部就出自江苏人之手，如兴化人施耐庵，淮安人吴承恩，曹雪芹则生活在南京；现当代则有鲁迅、巴金、曹禺等蜚声中外的名人。三是经世致用、厚生载德的精神。

着重表现为江苏人的求实精神和善于创造的智慧，使崇尚实干、戒除空谈的品质成为“苏商”精神的标志性内容，孕育出许多实干家，催生了一批民族工商企业，影响了整个江苏乃至全中国；从哲学层面看是一种精明的实用理性，从民风民俗上说具有细致精巧的一面。四是发愤图强、勇于创新的意识。

主要展现“苏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为开拓进取和奋发有为的意识和创造力；励精图治的勇气、不怕困难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斗志；创业魄力、创新冲动和创优成就；敢于超越的信心和不甘人后的志气等。 在太湖流域和江海平原中诞生并一路走来的“苏商”，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理所当然地带有鲜明的江苏地方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吴韵汉风式的江苏气派。

取“苏商”之精华，秉“苏商”之神韵，扬“苏商”之气势，展“苏商”之风骨，已经成为江苏独具个性的理念和文化，历史性地铸成了自身的人文传统和科学精神：“天下苏商，相近相亲；诚信为本，实业为基；汉风吴韵，方圆义利；四海同心，五洲共赢。”历史，在江苏人灵动的双手中创造和传递，不同的时代，演绎着不同的财富传奇，从江苏大地走出了无数的莘莘学子，走出了无数的商界精英，走出了无数的成功创业者，走出了无数的“小老板”和“大老板”，为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