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主体性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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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释义 翻译本质 主体性

论文摘要： 释义就是对语言形式及其承载内容的说解。本文分析了翻译的主体性问题，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

释义是词典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现在的词典比过去的词典对词的释义精确多了。然而，有些词典编纂者将“精确”作为对所有词释义的标准，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语言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

释义，这种活动的价值在于：人们在用语言进行精神和意识信息的交流与交换时，由于不能保证语言受体在信息交流和交换中信道畅通，亦不能保证语言主体意义的正确传达与接收，因此，有了释义的必要。释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语言主体意义的正确传达和语言受体对其意义的正确理解和接收。人类语言交际的障碍，可能在形式层，也可能在语义层。在语义层时，可能在语言层，也可能在言语层；在言语层时，可能在关注焦点上，也可能在语言形式所承载的精神与意识层面上。语言交际就是以语言的最底层形式（字符和语音）为起点，最终达到精神和意识层面交流和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障碍和达到终点前的任何位移，都有可能形成语障，并需要通过在不同层面上的释义来穿越语障。因此，语障所在的地方，就是需要释义的地方。

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从语言形式着眼，并对语言形式与形式意义进行释义。但是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释义过程是相反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思想的准确表达和其表达内容在语言受体那里的准确接收。只有当这些意义在交际的发送和接收中遇到障碍时，人们才反观语言形式，进而调整语言表达形式，以达到交际意义的准确传达和接收。如果语言调整无效，则会采用辅助手段。如果仍无效，那么本次交际便告失败了。当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观察语障，并通过释义克服语障时，其释义范围并不是从语言形式着眼并由语言形式来决定的——尽管语障有可能是由语言形式引起的，但首先应关注是哪一种交际意义没有准确传达和什么意义没有被正确理解，然后考虑是哪个层面上的问题，最后确定释义范围与释义方法。如果交际意义的传达和理解是由语言层面所引起时，方才关注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导致了语障的形成，并调整语言形式来克服语障。这里的语言形式，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如表达方式问题、表达技巧问题、词语使用问题、发音辨识问题、书写辨识问题等。与此同时，释义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其精确性的最高域值，并不在于语言本身精确度多高，而在于人的精神与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语言由于自身的特点，其本身的精确性不可能很高。但语言可以在人类精神与意识的大厦中游走，可以点拨人类以其他方式输入的感觉和意识内容，因而，人类精神与意识所能达到的精度都有可能被语言点拨到。人类的语言交际并不是交际“语言”，而是利用“语言”形式在各个层面上点拨人的精神与意识内容，点到之处，就是人们交流与交换之处。这样，交流与释义也就有了层次之分，如语言形式的释义、语言内容的释义、人类精神与意识的释义等，分成若干个层面来进行。但是，这一切都是以语言为最重要的、基层的介质来进行的，因此，有可能将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混同为一个单纯的语言层面的释义问题。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其意义的表达和接收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其释义也会在不同层面上发生。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语义的转换是其核心。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

如果释义学关注的不是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意图，而是展现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就必须遵循文本的质的指引，这里文本取代了作者的主体性，理解不是把自我投入文本，而是使自我向文本展开，或者说是接纳一个通过占用阐释所展开的世界而扩大自我。德国释义学创始人之一的海德格尔提出，人类存在是一种有限的存在，释义学的经验就是有限存在，即人的经验，当人类经验被列入某种传统时，它才具有意义。释义学的目的，就是将意义联系从另一世界转移到自身的世界。 "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面的取向，翻译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问题，而本质上是从人到人、从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活动。翻译的主体性不同于创作的主体性，而囿于原文的限制中，翻译从文本分析出发，而终于文本的再造。因此，我们在思考翻译问题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翻译从何处出发，以何为立身之本?翻译理论围绕的中心问题一直就是如何传达出原作的含义，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和语言学的发展，意义转换的概念得到加强，翻译道德与理论方面的考虑，对译者相对于原作者的附属地位的强调，也使意义转换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然而同一原文并存的译文又可以佐证对意义确定性的疑问，对翻译传达功能的怀疑。奎因在《语词和对象》中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意义没有客观标准，“语际转换被不确定性原则所制约”，暗示翻译对等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翻译是一种操控行为，很少会出现文本、作家、文化之间的对等。诚如罗斯所说，翻译在本质上就有缺陷，就是自相矛盾。译文和原文都是独立的存在，它们隶属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体系，翻译为译入语读者提供另一文本时必然抹去原有文本。或者说，呈现在译入语读者面前的，是译者所书写的不同于原作的另一文本。但如果译本不能向译语读者传递原始文本的信息，翻译就无法达到其沟通目的，不同语言所负载的观念和文化将不可通约，人类将永远囚在各自语言的牢笼中，互为陌生的他者。原作通过译文进入异国他乡，不得不以身所属的文化范畴孤立出来为代价，然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直信赖翻译，通过对译文的阅读过程和原作者、原作所隶属的文化相遇。尽管翻译有欠缺的地方，但它始终是世界普遍交往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业之一。从主体角度讲，翻译问题即是理解问题，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理解问题。翻译以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理解为始发点，理解的程度越深，翻译的过程就越顺利。这里的理解不是单纯的复制过程，而是具有主动性。当译者和原文作者具备同样的气质和修养，具备共通的领悟和体验，具备译入语的表达能力时，就会产生出色的翻译。

讨论翻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译何为”和“译之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为翻译的作用与功能进行理想的定位，也可以根据对某一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的分析，为翻译的实际影响进行定位，还可根据对某一具体文本的分析，对文本的价值与效果进行评价。在这里，作用、功能、影响、价值等词语，虽然意义有所区别，但就本质而言，指的都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所起的作用，即翻译的价值。翻译在本质上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以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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