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事用乐考论

清朝军事用乐考论 清朝军事用乐考论

关于清代军事实践用乐,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晚清的新军乐。而新军乐仅是清代军乐发展到最后阶段借鉴西方新军制而产生的新式军事实践用乐形态。那么,作为清代主要军事力量的旗绿两营,其军事实践中用乐的形式如何?清代旗绿两营军事实践用乐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清代中期的军事实践用乐与前期相比有无变化?中期的军事实践用乐具体形态有无变化?这些问题尚无人关注。清代的军事实践用乐与清代的军事训练、战阵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军中训练和战争实践中,皆有用乐现象。清初的旗军军事实践用乐主要依据入关前的相关制度,绿营则主要沿袭明朝的用乐制度。雍正朝时,开始了对军事训练制度的规范,军营用乐自然随之得以规范。乾隆中期开始的对军乐的改制,影响了有清一代主要的军事实践用乐形式。清末随新军兵制出现的新军乐,仅用于少数几个省的新军,而驻守全国的旗绿两营,皆沿用乾隆定制的军乐形式。八旗和绿营兵为有清一代之经制兵,下对其军事实践中所用之乐分而析之。

一、八旗军事实践用乐

清初顺治朝穷于应付统一战事,无暇顾及各地旗营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康熙时期,内臣之争、平三番、收台湾、中俄之战,亲征噶尔丹、多伦会盟、西藏问题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康熙没有时间考虑军事训练的规范性问题。因此清代初期,旗兵主要因循的是入关前的军事训练方法和内容,全国的军营练兵和军事实战尚没有得到规范和统一,各地均依据自己的传统和统兵官的认识,来实施营堂和各汛地的军事训练。①

雍正时,朝廷开始对清代各地军营训练逐步进行规范,为保证训练效果,雍正五年还专门建立了军事检阅制度。朝廷对军事训练的重视,使得清代前中期的军事训练逐步走向规范和稳定。这种规范和稳定,为军中训练用乐的规范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地驻防营汛的练兵实用之乐也渐趋稳定。

清代八旗战阵和训练用乐主要体现在作为军中信号功用之军乐器,如海螺、鼓类、金类乐器。清入关前,行兵出征皆以吹螺作为号令。《满洲实录》②卷四载,明万历四十三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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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十一月,努尔哈赤遣兵二千征窝集部东额赫库伦城,“至固纳喀库伦,招之不服。遂吹螺布兵,拆其栅,越三层壕,攻取其城”。海螺的功用在于其实用性,这里有行兵列阵之信号作用。

同书卷五载,天命四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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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三月,明兵“自呼兰处回兵时,有我哨兵二十人见之,乃立于山上吹螺,作后有大兵状,将帽系弓梢,挥之喊噪而入,杀兵四十,获马五十匹,于是明兵大溃,夺路而走,自相蹂踏,死者约千余”。

清兵仅有哨兵二十人,吹海螺以惊吓明兵,使之大败,看来明兵是深知前清海螺的信号功用的。《满洲实录》卷一载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大战玛尔墩之插图:图右下吹螺士兵二人。可知,海螺为清入关前的主要军中信号乐器,在战阵中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布兵列阵,多为战前之发兵信号。

入关后,八旗战守之法基本沿袭入关之前,其军中用信号乐器也相同。康熙在谈及与厄鲁特的战争时言“,厄鲁特败,旋奔高山顶,遁于险恶处。因我兵排列太密,敌人乱放鸟枪,故有被伤者。且进退之际,海螺未鸣。

此皆未熟于战阵耳”。③足见入关后八旗兵进退战守仍以海螺为重要信号军乐器。海螺的主要功能在于排营布阵、聚散兵丁。《驻粤八旗志》卷四“满洲汉军八旗合操阵式图说”载:“照部颁合操阵式,满洲、汉军八旗兵丁齐赴校场。……候将台初次鸣海螺,各旗齐入。二次鸣海螺,各纛下归站。三次鸣海螺,马步兵撒队。撒队毕,居中放信炮三,出将台两边,海螺撒至门纛下排列齐鸣,则队内海螺接鸣,将台海螺即止。”④日常驻守时其功能则在于晨昏聚操散营。《清朝通典》载:“凡给发军器。

金鼓以示进退之节,海螺以定朝昏之聚散。”⑤作为军中常器,朝廷对海螺的操演有明确的规定。《钦定中枢政考》卷二十九《八旗?训练》“演吹海螺”条载“:八旗海螺由兵部行文,春季于二月十五日演吹起,三月初一日止;秋季于七月十五日演吹起,八月初一日止,兵部派员稽察。”⑥《广州驻防事宜》也记载了操演海螺之兵部定期,并记载了广州八旗驻防兵的演吹地点“,分设三门演吹。镶黄、正白、镶白三旗在东门城楼,正黄、正红、镶红三旗在西门城楼,三堂大人海螺并正蓝、镶蓝二旗,在归德门城楼演吹”。⑦

一般每日演吹三次,《驻粤八旗志》记载了协领达绷阿,“恪守旗制,勿许忘本,每岁仲春仲秋,应令满汉兵登东、西、归德三处城楼,吹演海螺,每日三次,所以警兵众,豫备开操也。”⑧海螺作为清代军中主要信号乐器,无论旗绿,均有使用记载。惟八旗更为重视。《清朝通典》载,康熙三十年:“定护军营八旗每旗各设海螺三十六,前锋营左右翼各设海螺八,火器营八旗每旗各设随炮海螺五,八旗鸟枪护军、鸟枪骁骑每旗各设海螺十四,骁骑营每佐领下各设海螺一,每参领下各设海螺二;汉军鸟枪营每旗设鼓一,金五;炮营每旗设鼓

一、金五;藤牌营每旗设海螺五,……直省标营,金鼓、海螺、鹿角、藤牌、挑刀等项,视营之大小,兵之多寡酌设。”⑨军中海螺一般皆有各旗统领以下官员自备。《广州驻防事宜》卷上“器械”条言:“将军、副都统、满汉八旗协领、佐领......自协领以下各官每员自备盔甲一幅,弓两张,腰刀一口,撒袋一幅,海螺一个”,“铁铃铛四百零二个……海螺八十个(系各官自备)”。⑩

《钦定军器则例》所载八旗用海螺也皆为官兵自备。《钦定中枢政考》也有八旗汉军骁骑营各佐领自备海螺之记载,鸟枪营号令鼓、号锣、海螺也由各佐领自备。除海螺外,八旗兵在战阵和训练中还使用两种信号性乐器:金类和鼓类。《荆州驻防志》卷八《武备志?军器》条记载了荆州驻防的八旗官兵军器的数量,其中涉及军乐器的有:将台鼓一面、锣二面,军鼓、锣各八面,金鼓纛二面,红旗二杆,战鼓一面,大纛一百十二面,海螺一百十二个,京锣一百八十面,铃铛一千四十八个。

此处,将台鼓、军鼓、战鼓皆属鼓类信号乐器,将台锣、军锣和京锣皆属金类信号乐器。金类和鼓类乐器,依据其名称和使用的场所和功能的不同,其形制也应该有所不同,惜无文献见载。

《驻粤八旗志》卷4,《满洲、汉军八旗合操阵式图说》载曰:照部颁合操阵式,满洲汉军八旗兵丁齐赴校场。……队内鸣金,枪炮即止.队内又鸣金二声,档木撤去,枪炮进至第十一进阶……出演汉军八旗步兵阵式,先于大队内分为四队。每队纛一杆,每纛下箭手驱旅一杆,牌手驱旅二杆。候红旗一展,信炮一声,起鼓,吹海螺即由大队内冲出,前进至疆界处。鸣锣一声,箭手驱旅抢出,纛前站立。

箭手兵分队,听施鼓,由纛后冲出,呐喊摆列一字长蛇阵。牌手兵进至纛下分立。鸣锣一声,箭手兵侧身转脸。敲鼓、边各一声,各兵举弓。擂鼓,各兵呐喊齐射。鸣锣一声,箭手兵攒队站立。擂鼓、吹海螺,牌手兵呐喊冲出,摆列八义梅花阵。

这里海螺、金与鼓类乐器均有不同的功用。《驻粤八旗志》还载有八旗练兵诸多阵图,图中多见金鼓类信号性乐器。

下为《步营演阵图》,图中战鼓和锣,是作为信号功用来使用的军中乐器,指挥军卒进退攻伐。雍正元年,皇帝谕曰:“自古用兵之道首以申明号令为务……凡战阵之际,听掌号击鼓鸣金为进止。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者斩;遇敌进战,有回顾畏缩、交头接额、私语者斩。专司掌号击鼓鸣金之人,闻令即掌号击鼓鸣金,令止即止。违者八旗兵鞭责四十,绿旗兵棍责三十,临阵违令者斩”。

相同的记录还载于雍正九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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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颁布的《军令》中:“专司掌号击鼓鸣金之人,闻掌号击鼓鸣金之令即便掌号击鼓鸣金,停止之令即便停止。违令者,满洲、蒙古兵丁鞭四十,绿旗兵丁捆责三十棍。如遇打仗之时,违令者,斩。”又“,战阵之际,原凭譬号,击鼓鸣金以为进止。若有官兵违令,闻声不边、闻声不止者,俱斩。”总而言之,八旗训练和战阵用乐主要在于信号的传递,主要的信号性乐器为海螺以及金类和鼓类乐器,和入关前相一致,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八旗的这种军事实践用乐形式一直沿用至清朝结束。

二、绿营军事实践用乐

清兵在统一全国的征伐中,八旗士兵每得一地,便即将该地投诚明军改编为绿营,并使其与少量八旗兵一起驻防该地。清初,驻防各地的绿营军兵,其军事训练和战阵用乐,并没有随着明王朝的倒台而摒弃不用。除了将旗帜易换之外,其军营生活一如往常。这时期的军中实用之乐,和明代晚期一样,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以金鼓为代表的打击性乐器,其主要功能在于军中信号的发布和传达。第二,以唢呐、鼓角为代表的所谓军中鼓吹,其功用主要在于军中仪仗。第三,以箫管为主的所谓军中细乐者,其主要功能在于军中祀神祈福及迎接圣驾、圣旨。这可以从乾隆改制军乐的圣谕中体现出来。

(一)乾隆改制军乐

1.乾隆对绿营军中用乐的两次变革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乾隆皇帝南下杭州,见绿营兵丁奏笙管细乐以接驾,遂做出上谕言:今日朕至杭州省城,其接驾之绿营兵丁,有奏箫管细乐者。夫身隶行伍,当以骑射勇力为重。戍楼鼓角,不过用肃军容。即古者,铙歌鼓吹之词,亦以鸣其得胜之气耳。

若弹丝吹竹,技近优伶,岂挽引重之夫所宜相效?此等绿营陋习,各省均所不免,可传谕各该督、抚、提、镇等,转饬所属标营,嗣后,营伍中但许用钲鼓铜角,其箫管细乐,概行禁止!輵讹辊是为《禁止营伍细乐》圣谕。可以看出至少在乾隆二十二年之前,军中细乐尚存于各地绿营之中。乾隆认为军乐在于其实用性,戍楼鼓角,在于严肃军容,铙歌鼓吹,在于扬武耀威。其前各地军中细乐皆沿袭明旧,乾隆认为弹丝吹竹陋习,不应存于军营,要求全国各地军营,禁用箫管细乐,惟留钲鼓铜角。《禁止营伍细乐》圣谕颁布以后,各地绿营逐步摒弃了箫管等细乐组合。自此之后,绿营军中用乐仅剩军中鼓吹和各类打击类信号乐器。应该说,乾隆二十二年皇帝禁止营伍细乐的圣谕,对清代军中用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后的军中用乐形式和风格,一改以往的混杂,呈现出单一的钲鼓铜角组合,风格也呈现出粗犷和强劲之气。除了禁止军中细乐之外,乾隆二十三年,朝廷还对各地绿营军中乐人进行了裁革,并对绿营辕门鼓吹的使用做了新的规定。《清高宗实录》载:兵部议覆山西巡抚塔永宁疏称......绿营吹手粮四百余名,原供操演号令,乃平日皆令充辕门鼓吹,虚占粮名,且属僭越。应请除专营副参外,概不许用。

至操演,大营不得过五名;中小营分不得过三名。余匠粮悉裁等语。应如所请,通行各省遵照。军中吹手,原供操演号令,平日则皆令充辕门鼓吹,辕门鼓吹旨在彰显威仪。清代分兵驻守各要地,各地驻防因地势和传统的不同,驻防兵丁各有参差。如不论官职大小,军中皆有鼓吹,确实是个问题,因此山西巡抚塔永宁疏称,辕门鼓吹有僭越之嫌,奏称鼓吹应该仅用于专营副将、参将以上,其下的游击、都司、守备以及千总、把总、外委皆不得擅用辕门鼓吹。

即使是合该用鼓吹的武官,国家对何时何场所用鼓吹也有严格的规定,违者必严加惩罚。道光八年,参将吉祥保即因私役兵丁、违例用刑及擅用鼓吹事,遭人禀控,即被交部议处。绿营各协副将为从二品,各营参将为正三品,游击为从三品,都司为正四品,守备为正五品。乾隆皇帝拟准了山西巡抚塔永宁的上疏, 清朝军事用乐考论 清朝军事用乐考论

并令在全国依照疏言所准施行,规定了从三品以下皆不得有辕门鼓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朝廷主要禁止的是作为绿营从三品武职官员威仪的辕门鼓吹。

对于任职军中操演的吹手而言,则是每营均不可缺少的,只是将大营吹手定为不多于五名,中小营则不多于三名。这样的规定虽然确实减少了军粮的虚耗,对于处于内陆的山西驻防绿营可能在无战事时较为实用,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全国其他驻防绿营的实际情况。因此,这一政策在实施了五年之后,于乾隆二十八年又进行了调整。这缘起于陕甘总督杨应琚的一道奏章。

杨应琚言:河州镇属旧洮营,距镇甚远,番族环列。向设都司驻扎弹压,准用辕门鼓吹,出入鸣炮。乾隆二十三年,山西抚臣塔永宁奏准,游击以下不许僭用鼓吹,该都司一体停止。而该处番人,渐生藐玩。临番重地,体制宜崇。凡驻扎番境之营,准其照旧鼓吹、鸣炮。旧洮营位于今甘肃南部的临夏,远离河州镇营,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国家在此处驻兵的目的在于镇戍防变,以兵威镇邪吓小。鸣炮鼓吹在于警严威仪。而驻守该地的最高长官为都司,为正四品武官。按照乾隆二十三年的规定,正四平官员并不能拥有辕门鼓吹。

考虑到临番重地,体制宜崇,乾隆皇帝根据该地的实际情况和辕门鼓吹之功能,准许了杨应琚的所奏,并推而广之,准许各地但凡驻临边地番境之兵营,无论官职品位,准用鼓吹。

2.乾隆改制军乐的意义

乾隆对军中用乐的两次改革,对于军乐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第一次改革,将明代以来军卫的军政化多元用乐进行了简约,使得明代后期以来军乐功能的异化,重新走向军乐的单一实用功能。明代以卫所为基本军队建制,卫所军户为军卫的主要成员,为了保证军卫的兵源之稳定及军队士兵长期驻守的军心和士气,明政府要求军户家属随军而居于卫所,这样使得卫所逐渐由单一驻防之军队功能,走向世俗的、多元的地方行政管理功能,并在明代中叶形成了明代特有的军政型政区管理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军中鼓吹和多用于军卫祀神祈福的细乐自然成为卫所成员的重要用乐形式。改朝换代后,明军易帜成为新朝之绿营,由于习惯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域的用乐形式依然保留了前明的传统。雍正以后,各地卫所皆改为地方府县,相应的卫所军户也发生了变化。

朝廷在各地设立专职的旗绿驻防兵,以镇戍守卫。此时,军队的专事训练和防守性质得以突显,乾隆皇帝的禁止军伍细乐之举,并没有对军队的日常训练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更强调了军中用乐的特殊性,将世俗和军中用乐的乐器组合进行了划定,彰显了军乐的严肃性和独特性。

乾隆二十三年对军中用乐的第二次变革,将逐渐俗化了的辕门鼓吹重新进行了提升,并于乾隆二十八年,根据各地统兵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将辕门鼓吹适用于各边地番境之重要军营,并深切认识到了军营鼓吹的功能。第二次改革将各营鼓吹人数固定为3-5人,规范了此后清代军营鼓吹的乐队组合和人员配置。当下各地所存的响器鼓吹,原也仅有3-5人之乐队编制,如西北原驻有军营之处,其鼓吹人员配置也多用3-5人,其乐队组合也多为钲、鼓、铜角、唢呐等乐器。这对于我们认识清代鼓吹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

乾隆皇帝对军中用乐的改革,使得清代绿营军事实践用乐一扫明末军事用乐的混杂状态,风格得以回归军革之气。乾隆皇帝对军中吹手的规定,也是其后全国绿营中乐人的规范定制的标准,一直施行于清朝结束。乾隆对军营乐器的规范,为此后全国所用仪仗鼓吹的乐器配置形成全国一致性特征打下了基础。乾隆对军中用乐的改革,为有清一代各地绿营军中用乐的规范形成,奠定了制度上的保证。《钦定军器则例》便是最好的例证。

3.《钦定军器则例》记载的绿营军中用乐实践

《钦定军器则例》撰成于嘉庆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刊刻成书。《钦定军器则例》一书,由朝廷下令各地营伍,将驻守全国水陆营伍,额设军械等详细查明并绘图贴说,并“令于文到日,统限三月内造册送部”,再由兵部委派熟谙司员,参酌核办,修辑而成。《钦定军器则例》反映的是乾隆到嘉庆时期各地驻防兵丁的军器贮备和配置情况,其中也涉及到军中用信号乐器。

该书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出清代该时期全国驻防八旗和绿营兵的军中实用信号乐器的一般情况。这些信号乐器的使用,能够揭示出全国驻防绿营的军中用乐情形。乾隆至嘉庆年间正是全国绿营实力较为强盛之时,其军中用乐能反映出清代绿营繁盛时的用乐实践。《钦定军器则例》将全国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山东、山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甘肃、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十七省绿营所用军器及其修缮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记载,详见下表:除了上述各省绿营使用乐器情况外,《钦定军器则例》还记载了清朝绿营水师的军用乐器情况,如:金州水师营,额设每船金一面、鼓一面;广东省水师督标中、左、右、前、后五营,额设每船铜锣一面,鼓一面,铜锣为金的又一名称。可知,水师的每一个最小战斗单位(战船),均有定量的信号乐器。

以上资料显示,清代绿营军用乐器主要为吹打类。其中金类打击乐器主要有:铜锣(金)、号令锣、铜鼓、大锣、塘锣、阵锣、号锣、铜钹、铜点、铛子、更锣、铜铃;鼓类打击乐器主要有:号令鼓、号鼓、催军鼓、馒头鼓、得胜鼓、军鼓、阵鼓、大阵鼓、操鼓、边鼓、催阵鼓、摆阵大鼓、行营鼓、箭鼓、更鼓、战鼓、队鼓、督阵鼓、小皮鼓、大鼓;其他类打击乐器有木梆;吹奏类乐器主要有:筚篥、铜号、队伍号、号令号、喇叭、湾号、铜湾号、长号、直号、号头、号筒、大筒、蟒筒、铜嗡、锡嗡筒、唢呐、海螺等。

按照乐器演奏的旋律性特点,吹奏类乐器还可以分为旋律性和非旋律性乐器。旋律性乐器主要有唢呐、筚篥(筚篥仅出现在江南省中,应是特例);非旋律性乐器主要有铜号、队伍号、号令号、喇叭、湾号、铜湾号、长号、直号、号头、号筒、大筒、蟒筒、铜嗡、锡嗡筒、海螺(详见下表)。吹奏乐器中的铜号、队伍号、号令号、喇叭、湾号、铜湾号、长号、直号、号头,可能有重名现象,如号头又称为喇叭;湾号即铜湾号,直号是相对湾号而讲,则应为喇叭之别称;号令号为号头之别称,队伍号应为铜湾号之别称。

以上这些乐器中,有些乐器因地域和语言、风俗习惯之差异,其名称可能亦有不同。例如阵鼓、大阵鼓、催阵鼓、催军鼓是否为一种鼓,因其应用功能不同而名称有异呢?惜无更多文献记载,只能暂时存疑。从乐器名称来看,有的是依照乐器的功用来命名,如队伍号、号令号、催阵鼓、摆阵大鼓、行营鼓、箭鼓、操鼓、更鼓、更锣等;有的是依照乐器的形制来命名和分类的,如大筒、大鼓、小皮鼓、湾号、长号、直号等;有的是依照乐器的制作材料来命名的,如蟒筒、铜嗡、锡嗡筒、铜锣等。这种分类的不一致,正说明了兵部在要求各地呈交这些统计材料时,并没有作统一的要求或者下发一些规范性的公式。即使下发这种公式行文,估计也只是在大的轮廓方面有规定,对于军器或军乐器的规范性名称这种细节性方面没作过多要求,因此各地在呈报兵部的统计资料时,均按照自己的传统或者具体承办人对乐器的认识来进行汇总。

从这个方面看,《钦定军器则例》一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保存了清嘉庆年间各地所用军器的原始记录,反映了清代中叶各地军中所用乐器的真实情况。《钦定军器则例》所载的乐器,皆属钲鼓铜角之类,基本体现出乾隆皇帝改制军乐所带来的结果。

(二)清代晚期的绿营军事实践用乐

清咸丰帝时,随着国外新式武器的进入,练勇与乡勇的冲击,军事训练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以曾国藩为代表训练的各地练勇和乡勇,注意运用军营歌曲来辅助军事训练。

同治、光绪时,借鉴国外军制的新军,在军事训练中,开始使用新军乐。但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乡勇和练勇成为此时新出现的,对于挽救清王朝命运起着重要作用的军事武装力量,但是国家的军制并没有改变,驻守全国各边防险地、交通重镇的依然是旗绿两营兵将。同样的,即使是新军已成为朝廷上下均认可并得以施行的光绪朝,驻守全国各地的多数士兵依然隶属旗绿二营。

晚清的最后几年,新式练兵成为时代的主流,新军的比例加重并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逐步替代旗绿二营之势,但随着新军制、新观念的深入人心,清朝的统治也走向了结束。可知晚清大多数时间中,朝廷依然是以旗绿二营作为国家镇戍的主要力量,其军营实践所用之乐仍沿袭乾隆以来的定制,以钲鼓铜角乐器作为军营实践的主要代表。

由于传统历史叙事方式的影响,大家往往把目光集中于新出现的历史现象,而对前期已见,并顺延而与新出的历史现象同时共在的历史事物,则较少有人关注。新军乐和晚清旗绿两营用乐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在晚清历史的舞台上,在“追光”下凸显的新军乐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而占“舞台”绝大多数空间的旗绿两营军事用乐则很少有人知晓,以至于一提到清代军乐,尤其是晚清,大家的印象便是新军乐,孰不知清代的军中实践用乐的主体,依然是乾隆改制后以钲鼓铜角为代表的鼓吹之乐。这是清代军制所决定的,毋庸置疑!清代旗绿两营的军事实践用乐,主要在于其实用性。因此,作为军中信号功用的钲鼓铜角便成为旗绿两营的主要乐器。

清代旗营的军事实践用乐以海螺及金鼓等打击乐器为主,承袭的是入关前满洲时期的用乐形式。绿营在清初沿袭明代军营用乐之旧,既有钲鼓铜角,也有笛箫等细乐。乾隆二十年后,绿营逐步取消了细乐组合形式,绿营军事实践用乐风格发生较大变化。乾隆皇帝对辕门鼓吹乐器和编制的规定,影响了其后的军营实践用乐。

晚清借鉴新式练兵制度产生的新军乐,起初仅出现在新招募的新军中,晚清的最后几年才逐步引入全国的部分旗绿军营。但从主体上来讲,驻守各地的旗绿军营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所用之乐,多数依然是以钲鼓铜角作为主要的军中乐器组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