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上）

关键词：黑格尔；形而上学；逻各斯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才初步形成了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因为依照笛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我们可以看到巴门尼德对“存在”有几种规定，这就是存在是“一”、存在是“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三者的合一，可以说初步达到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但是，由于巴门尼德顽固地坚持“一”，坚持存在的真理永恒不动不变，坚持单纯理智通达“真理之路”，这就与现象发生了乖离。于是“拯救现象”的呼声在巴门尼德之后变成了呐喊，因为存在若不存在在现象中，存在也就等于非存在，恰恰合于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极端相合”。“拯救现象”的哲学思辨由苏格拉底开始，到柏拉图的“相论”，也就是要着手构建本体和现象的关系，构筑本体通向现象、一般通向个别的桥梁。柏拉图的“相论”反复从理论上探索本体和现象、一和多的关系，但最终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土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事业，反复研究、探索，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基业。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规定《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的：“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切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例如数学科学。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很明显它们必然就自身而言为某种本性所固有。故假若寻求存在物之元素的人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所以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4](84页)。

随着古代哲学的终结，人类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神学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这除了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外，也是作为《形而上学》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中活的因素死沉了，其死的因素盖压一切，这就是比埃尔·培尔所指出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作了这样的解说，他说：“思辨科学的对象，本来就是对于物质和运动的抽象，或对此二者的理解活动。因此，思辨科学按照远离物质和运动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科学。思辨对象中间，有一些在存在上是依靠物质的，因为它们只能存在于物质中。这些对象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在存在和概念上依靠物质，例如那些在定义中设定感性物质的对象就是如此，它们离开了感性物质就是不能设想的，例如在人的定义中就必须放进肉和骨头。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物理学，又名自然学。另外一些则不然，它们虽然在存在上依靠物质，在概念上却并不依靠物质，因为在它们的定义中感性物质并没有地位，例如线和数。研究这些对象的是数学。还有一些思辨对象在存在上并不依靠物质，它们能够离开物质而存在，因为它们有些是永远不在物质中，如上帝和天使；有些则有时在物质中，有时不在物质中，如实体、性质、潜能和活动、一和多之类。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神学。其所以称为神学，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它也称为形而上学，意思是超过了物理学，因为我们在物理学之后遇到这个研究对象，我们是必须从．感性事物前进到非感性事·物的。它又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从它取得自己的原则，都跟从它。”[7](266页)托马斯·阿奎那在这里如此深入地解剖亚里土多德的思辨哲学体系显然有其重要的原因和合理性。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和论证“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他的全部思辨如果剥离了那些“实体”的感性色彩，其终极目标无疑是在论证“第一推动力”即“上帝”的存在。这种哲学传到中世纪完全蜕变为“思辨神学”的附庸。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理论的必然，以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论述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在中世纪，“思辨的形而上学”始终是也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和奴婢，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曾发生过、存在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但那也是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跪着造反怎能使理性之光成为中天的太阳?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个哲学家提出和论证过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曾经指出过在亚里士多德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埋伏着建构性和解构性的矛盾。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期，这一“解构性”的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思辨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实际上是一具为封建神学压死的僵尸，只是在它为神的存在作辩护时才在这具僵尸上闪出点点的回光返照。其实不仅在中世纪，而且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晚期，各种怀疑主义学派、折衷主义学派、神秘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就是这种“思辨形而上学”解构性的预演，也就。是“形而上学”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和虚假性本质产生的恶劣后果和对它的猛烈抨击。

但遗憾的是，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提出和论证“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主张诉诸理性的权威，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但笛卡尔对理性的能力和它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形而上学部分”仍然笼罩着神学的光环。作为二元论哲学的始作俑者，“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笛卡尔那里形同虚设，最后的决定者仍然是“上帝”。人们如果仔细研读笛卡尔的著作，不仅可以发现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完全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证明的抄袭，而“形而上学”作为“树根”、“物理学”作为树干，又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之后”的翻版。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解构性质”不仅全部保存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中，而且更加被增设了重重迷津。

迷津之一：“我思故我在”。虽然这个命题曾被很多哲学家称赞，例如谢林说它是哲学上“一个奇迹的发生”，萨特在宣传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时，也宣称存在主义哲学必须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出发(参阅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我思故我在”也遭到许多哲学家的反对，因为“我思”中的“我”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存在基础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法国以笛卡尔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鸣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6](161页)伊壁坞鲁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是一个物质实体，因此他主张的“幸福观”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主张的“思辨”的幸福相距十分遥远，以致多年以后伊壁鸿鲁的后继者费尔巴哈提出了“我欲故我在”来与笛卡尔思辨哲学的遗风抗衡。当年的伽桑狄反对“自我”是纯粹精神实体，认为心灵、灵魂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精细、非常稀疏”的物质而已。

与大陆唯理论相反，在英国出现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6](163页)“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L6](163页)可以这样说，在近代哲学中只有培根的唯物主义才是和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哲学。培根本人最痛恨纯粹的思辨，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曾下定决心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他的《新工具》就是与亚氏抽象的形式逻辑相抗衡的归纳逻辑。可是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就在培根的唯物主义哲学中，也常常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子，这就是培根的“形式”说。培根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巢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出了上面那段话后又紧接着指出：“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6](163页)而在美国的学者约翰·洛西所著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中则；针见血地指出：“培根把宇宙看作具有性质和动力并处于相互关系中的实体的集合。他不把宇宙看作是以合乎规律的模式出现的事件流。在这方面，培根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10](70页)

亚里士多德“思辨的形而上学”不仅深远地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西方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如果说近代哲学唯物主义的始祖都不能逃脱亚里士多德主义形而上学的牢笼，那么培根之后的唯物主义更是在亚氏形而上学轨道上作偏离式的运演，以致在欧洲哲学史上产生了种种光怪陆离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变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