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社会矛盾变化与不变

国内社会矛盾变化与不变 国内社会矛盾变化与不变 国内社会矛盾变化与不变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1](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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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那么,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是什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已发生改变?如果改变,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什么?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提出了新的主要矛盾;二是认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任何形式的“主要矛盾改变论”从理论到实践都会带来混乱。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到一个国家对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的根本判断以及路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必须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把握这一问题。

一、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界定

目前学界很多讨论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讨论的根本分歧往往不在于对问题本身的不同看法,而是一开始就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讨论所围绕的核心概念进行着不同的诠释,并进而在各自的诠释下引申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所以任何讨论都不能离开原生概念的界定,否则可能成为一场语义学的争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界定开始这个话题,而对此最权威的界定当然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矛盾学说乃至整个辩证法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其中关于主要矛盾(“根本矛盾”)和次要矛盾(“非主要矛盾”、“其他矛盾”)的论述,其内容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既是共时性存在,也是历时性存在,即“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均自始至终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是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第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也影响主要矛盾的发展,但其最终解决还有赖于主要矛盾;第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二者的区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但“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第四,“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同时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2](P3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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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界定既有其独特的视角又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一,毛泽东自始至终是从地位和作用来界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而且“主要”和“次要”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界定,我们在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时,不能从矛盾出现的时间、矛盾主体的数量、矛盾发生的频率、矛盾内容的比重、矛盾影响的范围、矛盾解决的复杂程度等等来界定主次,把新近出现的、涉及人群较多的、经常发生的、反映强烈的、影响范围广的、解决难度大的等矛盾当作主要矛盾;第二,毛泽东在界定主要矛盾时始终围绕两个参照系,一是该矛盾与整个事物发展的关系,二是该矛盾与其他矛盾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判断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不能离开这两个参照系,即要看该矛盾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对其他社会矛盾的解决是否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重要”不等于“主要”,特别是当今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主要矛盾只有一种,必须分清并抓住主要的;第四,毛泽东强调“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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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就告诉我们,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深入研究矛盾发展各个阶段发生的变化,研究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界定为我们分析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众所周知,目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始于 1956 年党的八大,八大明确提出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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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八大提法的基础上,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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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一提法沿用至今。我们知道,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基本成型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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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看不到这些变化或者不去研究、应对这些变化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那么,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社会生产的“变”

首先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作为矛盾两个方面之

一、与需要相对的不是社会生产力而是社会生产。常常有一些研究者把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力”仅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相差很大。社会生产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但我们常常忽略生产关系,把“落后的社会生产”等同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而现实中很多矛盾恰恰是由于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导致的。

从生产力的变化来看,最显着的就是中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一些领域甚至进入国际领先行列;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财富更加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继续保持。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进而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为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见,生产力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不断优化,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均发生了比生产力还要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5]。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改变着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结合方式,进而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促进分配和消费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可见,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目前的社会生产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出已经过去 50 多年,今天仍然沿用“落后”一词来概括中国社会生产的现状未免失之偏颇,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下去,这就对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要求。

2.社会需要的“变”

相对于社会生产来说,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总是更加迅速更加显着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总体来说,呈现出发展速度迅猛、新旧更替频繁、横向日趋多元、纵向逐渐高端、发展极不平衡等特点。

一是从需要的对象看,非物质需要突出。随着财富的丰富和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和心理需要的满足,对法律、秩序、公正、道义、安全、归属、爱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网络虚拟世界的风行就是一个明证。二是从需要的层次看,高层需要突出。在告别短缺时代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后,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民主参与、诉求表达、利益维护、尊重、发展、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三是从需要的构成看,综合性需要突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需要往往是单一且容易满足的,而在财富丰富的时代人们的需要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且难以解决,如对生态产品的需要就既包括了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生态条件又包括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高端生态享受,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包括进入公共领域必需的基本条件又包括个人发展所需的各种机会和资源,这都是综合性的需要。四是从需要的属性看,社会性需要突出。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后,原来的个人需要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社会属性,人们关注的也不再仅仅是个人生活领域,而是超越私人需要关注社会需要,超越家庭需求关注公共需求,特别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日渐突出的势头。五是从需要的主体看,个性化需要突出。在社会财富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后,人们的需要不再是一个群体一种需要的单一主体单一需要,需要主体的分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多,靠提供单一产品满足很多人需要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个性化、多元化需要越来越突出,甚至每一个人都会代表一种需要。六是从需要的发展水平看,不平衡突出。改革开放前,因为受到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行业、人群甚至城乡之间需要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大,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人们需要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越来越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个体之间需要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甚至十分悬殊。

可见,目前人民群众需要的结构、层次、内容、形式、主体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日渐更新,这种变化还将在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却出现了幸福感下降不满意增加的原因。换言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要不断变化,新的需要不断产生,物质需要满足了,非物质需要没有很好满足;低层次需要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没有很好满足;单一需要满足了,综合性需要没有很好满足;私人需要满足了,社会性需要没有很好满足;群体需要满足了,个性化需要没有很好满足,等等。所以,今天仅仅用“物质文化”来概括人们的需要显然已经不够全面和准确,很多需要既非“物质”也非“文化”,超越了物质和文化,如政治诉求、生态需求、公共需求等。如果把人的需要只分为两大类的话,恐怕也只能说“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显然,“文化”不等于“精神”,如我们可以说民主参与需要是一种精神需要,但显然不能说是一种文化需要,再如个体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价值实现需要等都是精神需要,但同样不能说是文化需要。总之,社会需要的变化同样对如何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