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A的汉语学习

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A的汉语学习

马礼逊对亨德的测试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英华书院的教学水平，因为这所书院正是在他提议下创办的（1818年），为此他捐助了1000英镑用于校舍的建设。书院实行中外学生兼收的政策，既教中国人英文和西学，也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培训。马礼逊建立这所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培养紧缺的汉语人才。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础，就会发现是来自1823年马礼逊访问马六甲时对他的指导，这样一来，亨德就应该算是马礼逊的“徒孙”了，虽然在英华书院一年多的学习成果得到了“师祖”的肯定，但亨德并不就此满足，他在广州当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国老师（Le Seen—Sang）继续学习。但不久之后他所供职的公司破产，于是他不得不中断学习返回美国。1829年他乘坐新雇主奥立芬（D.W.C.Olyphant）的商船“罗马人号”（Rohttp://Www.LWlm.CoM—man）重返广州。在这条船上他结识了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并每天教授裨治文中文。正是从马礼逊的“徒孙”那里，裨治文获得了最初的汉语知识。英、美第一位传教士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有点巧合，但事实本身既说明了马礼逊作为汉语教师的广泛影响，也说明了美国汉语人才的缺乏。从1784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至1792年贸易额仅次于英国），但半个世纪当中能够熟练掌握汉语的美国商人却只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益，一般都来去匆匆，对于那些有机会长期居留的人来说，汉语的复杂难学也使他们或无心问津或裹足不前。美国商人不愿意和不积极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汉语，也非标准的英语，还夹杂着一点葡萄牙语，就是所谓“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它起源于广州人在与英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学习英语的实践（开始于1715年前后），其特点是完全不顾读和写的训练，只关注听和说——把听到的英文单词用汉语记录下声音，再根据汉语注音说出来。这种看似简单易学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注音不准确（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多音节缩减为汉字的单音节）而导致发音走样，二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而使说出来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却不妨碍做生意，甚至是大笔的生意。

中美直接贸易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786年向广州派驻了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后他的职位由斯诺（Samuel Snow）接替，斯诺1804年底离职后由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年），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1844年当顾圣（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 B.Reed，1857—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 M.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先生。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勋爵率团访问北京，翻译工作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到了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主要的翻译一个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Morrison），一个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因为掌握汉语知识后就能够为基督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下定决心，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将竭尽全力，即使进步缓慢也不灰心沮丧。”米怜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其他来华传教士的心声。 对于学习一门语言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而有限的几种教材皆是欧洲人的作品。为此裨治文和卫三畏在19世纪40年代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的选择范围，而且也打破了欧洲人的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首先于1841年出版（印量为800册），这是美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本专门用于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于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英汉字典，第二部分是汉英字典，第三部分是汉语词组和句子，汉英对照。《广东方言读本》可以说是对第三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更为丰富和精当，注释的加入也是特色之一。《广东方言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是大8开本、693页的部头使这本工具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简单实用的《拾级大成》（8开本、287页）的适时出版满足了需要。 在《拾级大成》出版两年后，卫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书《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这是一部英汉词汇手册，按照英语字母顺序依次列出单词和词组，并给出中文的解释和官话注音。之所以用官话注音，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已经逐渐开放的形势。由于广东、福建仍然是当时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所以在书后的索引中，除了官话注音，卫三畏还给出了该词汇表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按照214部首排列）的广州话和厦门话注音。《英华韵府历阶》可以看作是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第一部分——英汉字典——的扩大和补充。马礼逊的词汇手册出版于1828年，早已绝版，鉴于这一情况，卫三畏编写了这本工具书。

以上三本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和研究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