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三线建设为当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的宝贵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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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三线建设；三线精神；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不可磨灭的一页。广大的建设大军在努力完成许多宏大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时，也创造了三线精神。三线精神包括艰苦创业、敢打硬拼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爱国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一支几百万的三线建设大军，在遥远的西部边陲地区，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在努力完成许多宏大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时，也创造了三线精神。三线精神，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资源。

一、艰苦创业，敢打硬拼

1993年4月9日，江泽民同志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肯定了三线建设者具有的艰苦创业精神。 曾经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程子华同志回忆说：“西南三线建设中，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处处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修筑攀枝花工程，最需要披荆斩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攀枝花工程的“建设者为争取时间，在头顶烈日当空，脚踩不毛之地的情况下，凭着三件宝（水壶、毛巾和草帽），转战于深山峡谷之间。住的是干打垒、布棚子，吃的是干咸菜。数以千吨计的矿样，靠人从高山顶背下来，数以万吨计的设备、器材，靠汽车从狭窄、坡陡、弯急的公路上运进去。攀枝花的建设者硬是在‘天是罗帐地是床、担水要到金沙江’的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站稳了脚跟，成功地建成了艰巨复杂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渡口这个新城市，以及其他地方许多重要项目。”

曾经先后任冶金部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煤炭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的高扬文同志，也曾回忆攀枝花工程的建设过程：“1964年腊月，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不分昼夜，奔赴到几乎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江边、山沟中支上一个个帐篷，三块石头架饭锅，开始了艰苦的战斗。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是在非常困难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还要克服气候上的困难。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从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为旱季，气候炎热，滴雨不见，人们就像在蒸笼里劳动；而雨季则经常大雨瓢泼，山洪咆哮，工地随时有塌坡的危险。但是这些困难没能吓倒中国工人阶级。”“当时攀枝花没通铁路，一切生活、建设物资都要经成都或昆明运到现场，运量很大，运输路程很远，道路崎岖，山高沟深，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几十吨、上百吨的数以百计的大件，硬是用汽车拖进来了。世人常常夸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后勤支援是运输史上的奇迹，我看攀枝花建设的运输组织工作和它相比，毫不逊色。”

二、顾全大局，团结协作

在三线建设中，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大军，自觉服从大局、保证大局，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坚持统一指挥和调度，有困难共同克服，有难题共同解决，有风险共同承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凝集成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

从事三线建设，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

一、二线地区重要企业向三线地区搬迁。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说：“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下，

一、二线地区的机器、设备和人员向三线地区搬家。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团结协作精神，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上海市经委副主任兼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钱敏同志调往西南，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以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他在回忆上海搬迁情况时说：“按照计划，华东地区要搬迁二百五十多个工厂，十多万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把好人、好马、好枪搬到三线去。所以去的人和设备都是好的。”“当时华东地区除上海以外，还从江苏的无锡、常州、南京，浙江的杭州和山东等地搬迁了一些工厂。从上海市搬迁的主要是机械厂，电子行业四川有一定基础。此外，就是制药、棉纱、仪器仪表。”

196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第一线和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报告》，确定搬迁一线地区的部分院校到三线地区。由原校迁出部分专业到三线地区建立分校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甘肃工业大学七所。迁往内地去的科研机构主要是与国防科研关系密切的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物理等院所。

搬迁者们不计得失，不讲价钱，听到命令，立即出发。有的在家里是独子，不必前往；有的新婚蜜月未满；有的携儿女带父母，三代举家西迁。

四川自贡的长征机床厂是由北京第一机床厂一分厂搬迁修建的。当时任北京第一机床厂主要领导，后来先后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甘肃、辽宁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回忆说：“从北京入川参加三线建设，如果没有公而忘私的精神，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第一机床厂入川的800名干部职工，不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离开或会离开北京。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不只是职工个人要上三线，而且一个人去三线全家随迁。在时间要求上，也是十分紧迫的，通知下发后三日内就要动身起程。有的同志有老人需要照顾，就抓紧妥善安排；有的同志爱人不愿去，就做说服工作；甚至有的同志家里亲人处于病危状态，也不耽误时间。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同志所想到的，就是三线建设是毛主席号召的，是祖国的需要，因而都能做到使个人利益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有不少共产党员坚持以身作则，真正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全国一盘棋思想，团结协作精神，还表现在工程施工上。 一线支援三线，是冶金工业三线建设得以成功的一条重要措施。三线冶金工业没有基础，平地起家，没有领导和技术力量，没有生产建设经验，一时也制作不出那么多的设备。所以冶金部党组在布置时，将许多新建企业都交给一些一线企业，由它们全力支援，直到建成为止。像长城钢厂、西南铝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等一大批企业，都有自己的母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从技术到设备，都做到无条件地支援，有的干脆就是包建。这一决策很成功，许多工厂建设上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三线地区的党和政府，积极号召老百姓支援三线建设大军。

航天部所属066（现三江集团）军工企业选址远安境内，支援三线建设这个历史重任就落在远安县政府和人民肩上。远安县人民认为：军工企业落户远安是国家对远安人民的信任，也是远安人民的光荣，义不容辞地把支援三线建设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这种光荣感和责任感激励着全县上下竭尽全力做好对三线的后勤保障。为确保几万建设大军的蔬菜供应，远安人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蔬菜面积。肉食不够，从四川调回冻肉，新鲜肉优先供应三线职工，冻肉供应地方职工。当时在洋坪区委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说：红星医院（现湖北航天医院）是由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整体迁来的，由洋坪负责接待安置，医院的业务科室用房、生活用房、医护人员住房以及院办公用房和生活物资保障等全由洋坪区负责，当时公房很少，更没有闲置的房子，连区里也没有办公用房全是宿舍兼办公，要容纳这样一个大医院是很困难的，怎么办？支援三线就是支行国防建设，再大困难也要克服，千方百计，万无一失的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区委把唯一的会议室挤出来让医院把沙发、会议桌搬进来共同做会议室，医院厨房（当时叫食堂）放在区里食堂旁，进出都在一个院子里，两个食堂相互协作，炊事员也住在一起。区里带头让房，区属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县驻区单位都纷纷让房。区林业站、洋坪中学千方百计让出房子，保证医疗办公和业务用房。区属各所、站，如粮管所、食品所、邮电所、农技站、供销社等都挤出房子做职工住房，还有少部分没有办法安排，给镇上的居民做工作，住进居民家，大家像迎亲一样，把他们接进单位或家里，尽量把方便让给他们。 "

三、爱国奉献，不怕牺牲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载人航天就是时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凝聚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艰辛和奉献。长期以来，广大航天工作者不计个人得失，不求名利地位，以苦为乐，无怨无悔，为航天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奉献了聪明才智，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书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敬可佩的时代英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智慧、热血和生命铺就了通往太空的成功之路。”这段话是对航天人说的，其实，完全可以用在三线建设者身上。

对三线建设者而言，三线就是“三献”，也就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儿孙。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的人悄然离开了三线地区。留下来的群体，好些人不是没有地方去，而是他们不愿意走。在816厂，有一对早年留学苏联的工程技术专家。按规定可以去成都定居，并且分了地址极好的四居室住房。两人去看了看，尽管儿子和媳妇又在那里工作，他俩还是回到了山里的工厂，他们离不开曾经奋战的热土。

三线建设大军，有的还奉献了生命。在修筑成昆铁路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隧道塌方等险情，铁道兵指战员、铁路员工冒着危险，排除险情，不少人光荣负伤，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成昆铁路上，几乎每个新建火车站都有一个烈士陵园或墓地，默默注视着来往的列车。

修建成昆线时所牺牲的铁道兵指战员、铁路工人和民兵的总人数，迄今未见权威详尽的统计数字，各种资料说法不一，从1000多人到3000多人不等。一般的说法，铁道兵牺牲达1000多人，根据《当代四川铁路》的介绍，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一个单位因工牺牲的即达600多人，另一个单位在两次洪水、泥石流中就有130人殉职。总之，为修建成昆铁路，平均每一千米铁轨就有两三名建设者为之牺牲，这一常见的说法并不为过。这其中，有工程复杂、环境恶劣、条件简陋的客观因素，也有为保证进度而对安全生产有所忽视所致。在紧张的国际压力面前，速度自然高于一切。超越时代的局限，对成昆铁路建设过多指责，不是客观的态度，但必须吸取沉痛的教训，减少生命的代价。

牺牲的三线英雄们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薄一波认为：“在加强三线建设的过程中，集中了我们国家一大批优秀干部、优秀科技人才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三线企业中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的青春和聪明才智。他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攀枝花工程项目的亲历者高扬文在遗稿中说：“前几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会在攀钢开会，我曾讲过一次话，我说，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比较起来，攀枝花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比大庆更困难一些。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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