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穿耳”的演变与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

【论文关键词】穿耳；女性地位；礼教

【论文摘要】在我国，“穿耳”从产生伊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人们对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会中盛行的程度，都经历过了数度演变。这些演变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尤其是礼教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穿耳”习俗发展至今，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妆饰行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明社会或是未开化民族，在穿耳戴耳饰上，都有着惊人的默契。但殊不知，“穿耳”习俗源远流长，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其象征意义以及在人们生活所处的地位，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我国历史上，“穿耳”从产生伊始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完结，也经历过了数度演变，如若稍加考证，便可发现，这些演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以下笔者就此略作简要探讨(本文仅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国主体社会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不包含边疆少数民族)。

1.“穿耳”在性别间的分化与性别制度的形成

根据山顶洞遗址所发现的各种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等饰品，在男女少长间无大差别，表明氏族成员的同等关系和血亲感情，也大致意味着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子不仅盛行装饰，出于某种原因还可能在装饰品的数量方面高于妇女。据此，便可以发觉“穿耳”之风初始时与性别无关，甚至出于某些原始宗教的用途，“穿耳”在男性之中更为盛行。那么，“穿耳”之风何时开始在性别间分化，转向女性?这种转向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有什么关系?

在上古社会无所谓家族也。人类之生，同于禽兽，男女无别，亦无别称。所以，“穿耳”在性别间的分化，必定是男女分工确立之后的事。我国公认的文明史始于夏代，要考证确切的“穿耳”习俗，便必须得从此时开始。

在夏商时代的考古成果中，“穿耳”习俗屡有体现。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蔚县古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铜质耳环，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耳环实物，这个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夏朝，距今约有4000多年。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穿耳戴耳饰的习俗已经和后世差不多。而“穿耳”在殷商就更为常见。如在陕西清涧解沟寺嫣一墓出土过6件金耳饵，与之隔黄河相望的山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土一对，与永和相邻的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桃花庄及洪洞县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现过。而且，佩戴耳饰的男女都有。但是夏商时期，“穿耳”习俗却并没有达到普遍的地步，它存在着地域性。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头玉人就没有穿耳，也没有耳环耳坠之类的实物出土。阎从以上考古成果也表示，在夏商时期，穿耳戴耳饰为特定区域的贵族风俗。并且“穿耳”之风却仍旧没有在性别之间有明显的体现，大致是因为夏商时期虽已进入父系社会，却仍旧留有母系时代的残影。在夏商时期，女性地位尤其是贵族女性，在社会生活这种仍旧有着重要位置。据考，武丁之妻妇好曾率军南征北战，为武丁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时候，女性间的等级是阶级和血缘等级形成的，不是性别等级的划分。

而进人两周时期，“穿耳”之风逐渐开始倾向于女性。《战国策·齐策》之《赵威后问齐使》“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填，至老不嫁，以养父母”就是说的女性穿耳戴耳饰的习俗。而在周代，“穿耳”渐渐从之前贵族阶级中盛行的风俗转为了一种为礼教所看轻的行为。在当时影响极大的儒家思想对于“穿耳”就十分不赞同，这可以从儒家经典《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看出。除此，在《庄子·德充符》中 “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更是揭示了当时人们对于“穿耳”的轻蔑态度。而值得一提的是，周灭商建立的以“周礼”为标志的父权制，确定了华夏族性拐」制度的基本内核，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制度。阴从此，女h}地位较之商代之前可谓是一落千丈。《礼貌·交特牲》“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后世整个建社会妇女纲常信条的“三从”的理论源头。由此，地位较高的男性渐渐摈弃“穿耳”习俗也就不足为奇，“穿耳”成为两性分化的标志之一。

2.“穿耳”象征，义的转变与女性地位的降低

到了封建社会的开端秦汉时期，“穿耳”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女性专有的妆饰行为。当时“穿耳”的习俗是:皇后、殡妃、命妇皆不穿耳，而士庶女子则须穿耳，穿耳与否，在当时是区分贵贱的标志。从前文所引《释文·释首饰》对琪挡的解释中所包含的轻蔑之态，可以看出此时的“穿耳”真正演变成为了后世所说的“贱者之事”，比起西周对于“穿耳”的态度，更加被排斥在了上层阶级之外。而与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贵族盛行“穿耳”之风相比，意义显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秦汉开始，穿耳戴耳饰成为了一种封建社会女性的珠玉枷锁，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侧续见。

作为封建社会开始的两个朝代，性别制度已经十分牢固，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女性，地位更加卑贱。秦代在周礼的基础上，更加增重了礼法。秦始皇重视贞节，几次刻石头都曾提及。泰山刻石有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也就是说，秦朝开始，女性已经完全被排斥在公事或者政事之外，妇道成为女性生存标准。汉代，由于“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是封建丰哪形成的重要时期，儒学对于女性平哪陀常更加重视。其中最为代表的体现便是刘向的《烈女传》和班昭所作《女诫》。尤其是《女诫》，更是封建社会女训书的典范，全书七章系统池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

但是，在秦汉时期，女性地位的低下又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上层阶级女性在很多方面又有着相对的特权。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才女蔡文姬，其最初为卫仲道妻，卫死后在与平之乱中被匈奴掳走嫁给左贤王为妾并生有二子，后又被曹操赎回再嫁给董祀。蔡文姬一生三嫁却并未遭到社会贱视，而且最后与董祀十分恩爱。可见，当时的贞节观念其实还未到达后世封建社会的严苛程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从宽泛到严格的过渡阶段。而这种宽泛却大致又仅仅只是存在于上层女性之中。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秦汉时期，“穿耳”只盛行于士庶女子之中，而贵族妇女皆不穿耳的原因了。

3.“穿耳”的没落与女性地位的回归

“穿耳”习俗自秦汉之后，反反复复。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贵族妇女不见穿耳戴耳饰，但是在乐府诗《日出东南隅行》中“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头上楼堕譬，耳中明月珠”却表现出了“穿耳”习俗。这大概与当时人们对“穿耳”的看法有所转变有关。《三国志》“母之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聆仁?”就是这种缓和的体现。此外，魏晋南北朝朝时，汉风和胡风渗人明显，也是“穿耳”得以存在的原因。但总体上，“穿耳”在这几个朝代确实是呈没落之势。这大致与魏晋至隋朝之间，因为战争连连，礼制较为松散，对女性的栓桔有缓和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