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略谈

自火药在中国发明以来，对火药的研究便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研究者将镜头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火药的发明年代、流布，以及由火药而引起的燃烧性火器制作方面，对“烟火”的研究似乎不够。记得李约瑟博士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至今没有人写出关于中国烟火的准确历史。”笔者有感于此，故不揣谫陋，以近年搜集来的“烟火”史料，排列对照，加以分析，认为只有把宋元明清时期的“烟火”发展轨迹、概貌弄清，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为准确的《中国烟火史》来。

一

宋元，是“烟火”发展并奠定各项基础的青年时期。

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烟火”史料进行了网罗，作了不少精辟的论证，但是，迄今为止，宋代“烟火”史料中尚有一段相当重要的，完全可以说是标明宋代“烟火”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文字，却被长时间地遗漏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笔者现就将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二十《神霄宫醮》这条史料转录如下，以填补这一缺失：

林灵素于神霄宫夜醮，垂帘殿上，设神霄五青华帝君及九华安妃韩君丈人位。至三鼓，命幕士撤烛立帘外，初闻风雷绕檐，若有巡索，继见火光中数轮离地士许翔走，空中仙灵跨蹑龙鸾，环佩之声铿然可听。俄闻云间传呼内侍姓名者，全类至尊玉音，掷下所书符箓，墨色犹湿，已而寂然如初。始复张烛，先列酒满大银杯，至是罄无余沥，果盘壳核满地。是时都人相传灵素神异，虽至尊亦敬叹，不知所以然。葛楚辅丞相云：“绍兴末年，湖州旌林曹巡检，京师人，故隶名宿卫，能谈宣和旧事。尝言郑太师家命道士章醮，别有道人来，哂其无术，请郑扫洁廷宇，先期斋戒，盛具铺列。明日初夜，家人肃立廷下，内外警欬不闻。忽仙乐玲玲，从空而来，乘彩云下至祠所，伶官执笙箫合乐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虚而行，歌舞自若，而神官仙众逍遥于后。顷之，云烟蔽覆，对面不相见。一大声如净鞭鸣跸，随即寂然，道人不复见，供器皆用金银，并无一存。郑氏知堕术士计中，又畏禁中传说，谓其夜祭神，不敢诵言。盖此夕为奸诈者，尽散乐也。烟云五色者，以焰硝硫黄所为，如戏场弄狮象口中所吐气。女童皆踏索踢弄小倡，先系索于屋角兽头上，践之以行，故望见者以为履空。其他神仙，悉老伶为之，巡检亦个中人也。然则神霄之事，疑若此云!

这条史料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火药的主要成份，焰硝、硫黄的知识及制配方法，已被普通百姓所了解，所掌握，等于证实了北宋“甚危险骇人”的“吐烟火”等表演。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宋代的“烟火”的出现不是由于纸扇松香而造成的，而是由焰硝即硝石与硫黄(还有木炭)均匀混合，装置于器具，点火施放，遂形成“对面不相见”，和伴有“一大声如净鞭鸣跸”的声响效果。在公元11世纪，中国人就能够如此潇洒像演戏一样地利用“烟火”进行诈骗活动，这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文明角度，都可以最高成就载入世界编年史册。

可是，“烟火”的出现，并未马上运用于较为实用的军事等领域，只是作为一种眩人耳目的新鲜玩意儿应用于庆典、节日里。北宋首都东京上元灯节时，大宗娱乐节目是“添许多烟火”，商店也都歇业，纵人去看“烟火”。可惜的是，出现在话本小说中的此类“烟火”未写明其种类和构成。但是，从曾公亮的笔下我们寻觅到了“烟火”的真实痕迹。据曾公亮记述，北宋有六种“烟火”类的火器，它们是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假如再算入制法不同但作用相同的煅烧性火器铁嘴鹞、竹火鹞，那该有八种之多)。

笔者认为，这六种燃烧火器，除却其中的蒺藜、毒药等杀伤、窒息的作用外，均可视作“烟火”类火器。试以“霹雳火球”的成份、制作和使用来看：先将火药同铁片一类的杀伤物拌和，然后用多层纸裹上封好，糊成球形硬壳，待其干固后点燃使用。“烟球”则纯粹是用火药制造烟雾，以迷乱人的视野。这正像北宋末年众多伎艺汇演时，“忽作一声如霹雳”，“烟火大起”，“人面不相睹”的效果类似。如《朱子语类辑略》卷八中的一句话：“如装鬼戏，放烟火相似，只遮人眼。”也就是说，运用“霹雳火球”、“烟球”的原理、方法，制造“烟火”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了。

从曾公亮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发射燃烧性火器，是将它放进“炮”即抛石机的甩兜中，再用烧红的通锥、钩锥或烙铁，透入球壳，然后抛射出去，瞬间，球内火药由烙烧的球壳引燃发火，于是，燃烧性火器的发射也就成功了。北宋时专门发射燃烧性火器的炮就有14种之多，它们是“炮车”、 “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旋风炮”、“虎蹲炮”、“拄腹炮”、“独脚旋风炮”、“旋风车炮”、“卧车炮”、“车行炮”、“旋风五炮”、“合炮”等。

由于这些炮具备向上抛射很高的功能，也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北宋大型园林“艮岳”告成之际，特举行“烟火”晚会祝贺。其燃放场面就是：“烟火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这种“烟火”明显不同于伎艺表演中的“就地放烟火之类”，它能升入“艮岳”假山“腰径百尺”那样的高度，乃至天空中爆炸燃烧，当然属于大型发射器具——炮。

还有史料可以佐证，南宋临安州府每年春季检阅军伍活动，“试炮放烟”是例行的一项。每逢八月十八日观潮时，都统司也要在潮来之前布置部队，乘战舰，于水面往来，施放五色烟火炮。一时黄烟四起，人物不能相看见。以上可知，用炮放大型“烟火”，在两宋期间已不可缺少。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北宋起，已能燃放色烟、声响兼具，有人物形象的“烟火”了。其燃放过程可以从宋话本《灯花婆婆》窥见大概：“吹得那灯花左旋右旋，如一粒火珠相似。”养娘笑道：

“夫人，好耍了，烟花儿活了!”话犹未了，只见那灯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儿般大的一个火球，滚下地来。咕的一响，如爆竹之声，那灯花爆升，散作火星满地，登时不见了，只见三尺来长一个老婆婆。

这“灯花婆婆”，可以视为宋代初期“人物烟火”的一个样式。

南宋时此类“烟火”则更进一步，“火戏儿”已开始与烧烟火、放爆仗、药法傀儡相并列。其样式为“钟馗捕鬼之类，内藏药线”的大型“屏风烟火”，一次点放，能达到“百余不绝”的地步。这种含有多种人物场景，提高市民欣赏趣味的“烟火”，传递出了“烟火戏”的早春讯息的来临。

此外，在异彩纷呈的艺林，“药发傀儡”颇有市场，否则，“李外宁药发傀儡”绝不会列入《东京梦华录》中。在东京四月八日“浴佛节”，曾展示过“药发傀儡”的生动性，“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众僧举扬佛事，其声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见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观者愕然。今之药傀儡者盖得其遗意”。加之傀儡演出，“或见端严奇特，或见丑陋不堪，动转行坐，青黄赤白”，可谓“如真无二”，“百怜百悼”，以此推及“药发傀儡”，自然烟云声响俱全，形象必然妙趣横生。

在南宋，这种“药发傀儡”在临安七十余种的“大小全棚傀儡”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药发傀儡”是很受市民热爱的。至于其他“烟火”样式，“起轮、走线、流星、水爆”等，已达到了“不可指数”的程度，在民间普及开来。如作为一种小商品出售的“药线”，临安市民将它买来放风筝用，“赌赛输赢，输者倾折三二两药线，每日如此”。

诚如潘吉星先生所言：

药线是引爆或串连烟火、爆仗、火箭装置的重要部件，由含硝量高的固体火药制成。它可控制起爆时间，提高使用火药装置的安全性。没有药线，就谈不上制造烟火和火箭。

而“药线”在临安市场上到处可见，市民们对“药线”的作用谙熟，能把它运用到最为一般的娱乐活动中，这意味着制造含硝量高、含硫量低的固体“烟火”的技术条件、社会氛围已经十分成熟。

此外，南宋已出现应召受雇于人而“呈艺”的专职烟火师。南宋詹无咎生动地描写了烟火艺人高超的水平：

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

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便当场好手路歧人，也须教，点头咽唾。

这种出神入化的“烟火”伎艺，在元代继续发展，近年来，被学者们反复征引的赵孟頫的《赠放烟火者》诗，亦相当生动地层示了元代“烟火”的水平，可使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元代典籍中却极少找到“烟火”的轨迹。记录元代文娱生活最为繁盛的大都的《析津志》中，只有一处提及“烟火”。假如大都不是首都的话，恐怕这一处也不会有。

笔者为此作过努力，但所获几近空白，只在陈元靓的笔下找到一条线索，其文云：

玄参三两，用蜜一两，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瓮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钱，重同研，*[月＋煞]干，以栀黄纸包，捻作线焚之，绝肖梅花。

这是宋代“药线”的余韵，类似今天的“滴滴星”，应算是“烟火”的一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元代“烟火”似应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可是为什么有关“烟火”的记载却少于宋代?较为可行的解释是元代战争连绵，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坚克锐，这样就使元统治者将火药主要投入征战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和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样，将火药的大部分投放到娱乐性的“烟火”之中。因为，制作“烟火”必像制火药一样，获得了“烟火”的秘密也就等于获得了制火药的秘密，所以，元统治者对制“烟火”控制很严，使之较少被频繁公开地燃放。

但不能因此说元代就没有“烟火”了，更不能因此说元代“烟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据已有的“烟火”相同于火药制造的原理去推断，元代“烟火”丝毫不弱于宋代的“烟火”。元代中国周边国家，不都是从中国获取火药的吗?如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谘问”，才掌握火药技术的。自此，高丽国“始设火*[火＋甬]都监，煎取焰硝”，当时能制造的火器达17种之多。其中当然不乏“烟火”品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17种火器均具“烟火”性质。

特别是在《元史》上，还有着这样的踪迹：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马因，随元军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药包的投掷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这种大炮抛射火药包力量是很大的，“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人地七尺”，使宋军极为恐慌而降。当时制造类似“襄阳炮”的工匠还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与亦思马因同时应元世祖之召，从各自所住国家来到北京“试炮”。

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元代中国的火药技术知识是流传很广泛的。不难想见，这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当然也包含有自宋以来的烟球、火球之类的燃烧性火药器，它当然也可以移于“烟火”的施放。而后来的“烟火戏”之所以把“襄阳炮”当成长久的保留节目，无非是从“烟火”的视角去看待它，是着眼于这种巨炮所包容的“烟火”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