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视野下的新文学路径及其走向

主题学视野下的新文学路径及其走向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结合体，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民族等话题一直是新文学的核心主题，它们之间颉颃对立、互动共生的结构形式不仅呈现了新文学的纷杂面貌，也规约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

一、启蒙与专制的尖锐对立

启蒙主题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从“吃人”和“被人吃”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启蒙先驱那里，民主、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明灯，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再通过其他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相反，无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要通过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李大钊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胡适倡导“易卜生主义”，告诫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鲁迅喊出“人之子醒了”的呼声。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则是人的发现和觉醒。

毫无疑问，“五四”启蒙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这种完全自觉的主体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是胡适、周作人所提出的“个体本位主义”。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我们的责任就是“使个人有自由意志。”周作人则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里，人的个体价值不再消融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知识分子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国民思维。“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郁达夫：《沉沦》)。如此这般地追求爱情，肯定自我，足以说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观念在当时青年心目中的至高地位。于此，我们说，“五四”启蒙在人的发现和觉醒方面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运动，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新时期得到了接续和发展，尽管这中间有着太多的波折和延宕。

新时期之初，人学标准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之于新时期启蒙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写人的命运也好，伤痛也好，其实都是在倡导人的觉醒。其次，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过，此一时期启蒙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它把人从专制暗影和造神运动中唤醒的时候，尚未意识到新形势下人的生存危机与价值悖论，尤其是物质需求与精神诗意、当下关怀与终极眷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问题。换言之，伤痕、反思文学只是将人从权威迷信中解放出来，未能向人们提供化解危机的备选方案，面对光怪陆离的欧风美雨，觉醒了的人们表现出异常的迷茫，这也为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私人化叙事盛行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影视文化、大众传媒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理想、崇高、正义等词汇在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叙事中变得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叙事圈套、欲望表达、语词迷恋，以及对幻觉、暴力、性爱、逃亡等反常状态的热衷。启蒙话语的终极性、超越性被无情消解，私人化叙事充斥文坛。这个时代可以宣称“不谈爱情”(池莉)；可以直白“过把瘾就死”(王朔)；男人的游戏是“请女人猜谜”(孙甘露)；女人的宣言是“你不来与我同居”(伊蕾)。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过度迷恋，不仅表明人文理想的悬置，而且暗示着文学话语的讲述者不再把自己当成讲述生活、还原历史的精神主体，他们毋宁说是寻求语言快感的叙述人、话语圈套的制造者。

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Sapereaude”就是“要敢于认识”。在提出“敢于认识”口号之后，康德又强调偏见对人的愚昧和戕害，他说：“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将启蒙与偏见、认识与批判相提并论，指出了启蒙的反思一路。启蒙的反思一路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承继，福柯说：“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须说，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文明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

今天，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启蒙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不过，从对启蒙要义的归位来看，未来的启蒙仍将循着康德、福柯等人的思想前行，在肯定理性、个体、平等的同时，也将理性的批判、选择的多元等因素考虑进去。英国思想家阿伦·布洛克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于此，我们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语，启蒙的行进与反思是同步的，也是持久的。

与启蒙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要求人们恪守“三纲五常”，不容也不允许“离经叛道”，文人们在“内圣外王”的旗帜下，不敢触动皇权专制的根基，有的还充当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士。晚清以降，这种情形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日益加重。为了疗治封建沉疴，挽大清于即倒，梁启超提出

“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主张。应该说，梁氏开明专制思想确有其合理成分，如重视开民之智，包括启蒙理性之智、参政议政之智、思想解放之智。但是，无论怎样开明，专制终归仍是专制。既然是专制，就意味着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没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他。开明与否，全仗权力自身，没有任何一种外在机制的保证。换句话说，欲通过开明专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强权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国，这种强权人物不能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而他们恰恰又是革命的对象，怎么能作为“开明专制”的动力出现呢?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以及封建军阀的别有用心，注定梁氏的“开明专制”结局只能是与虎谋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蜂拥而至，尼采、叔本华思想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几乎人人都谈尼采，谈“重估一切价值”。陈独秀用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来佐证“人力胜天命”，得出结论：“抵抗力者，万物各执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谓也。”李大钊不仅认为生物进化史是生命为了达到“全生之志”而不断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牛顿力学的宇宙“阖辟”两种力量、叔本华哲学的“意志”、斯宾塞学说的“抵抗”具有“言不必相谋，理实有相通，森罗万象，各具意志”的力量。在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时代，任何呼唤抵抗、张扬意志的声音都会起到动摇、颠覆专制主义的作用。一旦这种呼唤与时人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要求相遇合，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也许源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抑或是启蒙话语的漫长，虽经“五四”大潮的洗礼，但专制主义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时有反复。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摇摆不定，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工农兵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者，承担着关于革命的全部想象，文学人物系列中的工农兵形象都是清一色的先进分子、革命英雄，而他们的对立面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要么是有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正面／反面、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被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为意识形态提供话语支持的同时，也将文艺界的权威主义引向了极致，引发新时期的又一轮启蒙话语。

二、救亡与翻身的协同一致

救亡主题由来已久，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争取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不绝于耳，紧迫的民族危机催生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反过来强化救亡主题。即使在“五四”，启蒙大潮风起云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响亮的音符。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都自觉地把救亡置于中心地位，思想启蒙还未来得及深入展开，便让位给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从“左联”解散到“文协”成立，救亡成为各时期文学的主声调。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敲地的前后方，战时文化环境在促使他们从思索转向行动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从知识分子转变为文艺战士。战争改变了“五四”以来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与民族主题并存的生态场，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国势，救亡主题尤为紧迫。文学不再是一种当然的职业，作家必须正视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神圣使命。

翻身主题的核心是劳苦大众的身份改变——从被剥削者成长为主人翁。“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就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劳工大众鸣不平。《贫民的哭声》中，陈独秀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指出官吏腐败。要求社会公正的阶级意识，在刘半农的诗歌《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中也都有鲜明体现。

如果说“五四”文学中翻身主题尚停留在同情、呼号阶段，指向仍是思想的公平、正义，那么解放区文学不仅把它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高度，而且把工农身份的改变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解放区工农大众。这些作品围绕土地改革、移风易俗、政权建设、对敌斗争等中心事件，全方位表现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其中，尤以婚姻恋爱与革命斗争题材为盛。

婚恋题材因为展现的是一幅安宁祥和、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契合了千百年来工农大众对“耕者有其

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由生活的向往，深为解放区人民所喜爱。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到王雁的《刘巧儿》再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不仅取材相近，而且故事绔陶、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的那段表露心迹的唱词基本上就是小芹那段《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翻版。这类作品因为在“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结构安排上迎合了解放区工农大众的接受习惯，极大地满足了青年男女倾心相爱的心理诉求。

革命斗争题材在抒写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同时，也将翻身主题孕育其间。两者互为比照，互为动力。一方面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打破了僵化的阶级秩序，实现了农民分田、分物的愿望，土改运动前农民郁积多年的仇恨感来了个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家国兴亡的责任感也激励着工农大众积极参战、援战，巩固土改成果，并跨越式地实现“农民-主人-英雄”的身份提升。《吕梁英雄传》中的武得民、雷石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荷花淀》的水生、水生嫂……有的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从贫弱农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经过革命熔炉煅烧，从苦大仇深的佃农成长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结为终身伴侣。与婚恋题材相比，这类小说以回肠荡气的英雄气概、丝丝入扣的情节脉络、传奇般的人物经历见长，作家把创造生活的激情宣泄了出来，读者心中潜在的创造历史的要求也对象化到英雄人物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一扫欺凌阴霾的中国人民空前振奋，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心理上、情绪上完全为“站起来”的喜悦所溢满，诗句“满眶热泪陡涨，周身血沸千度”尽管手法上夸张了点，却道出了民族解放的欣慰与自豪之情。宽泛地说，“十七年文学”都与“翻身”主题有关——强调表现工农兵生活，强调歌颂光明，强调文艺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更高、更美、更典型。与提倡“翻身”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描写日常生活、表现个人欲望、情感题材的蔑视和批判。1951年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流露出轻浮和不诚实的低级趣味”……在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夸张判词背后，隐藏着对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进行创作的文学类型的拒绝，对表现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的忌讳。

三、个体与民族的左右摇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个体一直是受压抑的，皇权思想左右着社会心理走向，等级观念、群治纲常不仅是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渗透到文人的创作中，具有人民性、人本性的诗文少而又少，张扬个性、肯定个体的更是风毛麟角。及至近代，西方现代文明在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给国人带来莫大的耻辱感的同时，也通过翻译、传教、交流等方式把各种现代思潮带入国内，形成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进而引发民族国家和价值秩序的双重危机。

显而易见，比照老中国儿女遭受的封建专制、愚昧来说，西方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个体浮出地表的冲动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呼应于此的个性主义在新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即使是战争年代，林语堂式的“幽默”书写、沈从文式的“人性”书写，张天翼式的“暴露”书写、钱钟书式的“讽刺”书写也没有中断，从“五四”时期郭沫若追求“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女神》、郁达夫发现自我、呼号自我的《沉沦》，到40年代路翎在和环境、存在搏斗中“举起整个生命的呼唤”的《财主的儿女们》，再到新时期残雪、马原、苏童、余华等的人性恶追问，个体自我的发现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内涵也从“五四”时期国民话语的中间状态超拔出来，具有更多的自我成分，如人性的善良、温暖、变异、扭曲。象征强权、专制的“疯狗”早已跑远(食指《疯狗》)，“做一个人”的目标在穿越近半个世纪的迷乱烟云之后逐渐清晰，用诗人北岛的话来说，就是“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疏远宏大叙事，放逐群体意志，“一个自己的世界”的确为新时期文学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无不把个体奉为圭臬，极力书写人性的复杂和幽暗。当然，这之间也出现了粗鄙化、庸俗化倾向，私人话语过度放大“欲望”在人性中的存在，专注于“怎样写”的技巧展示，忽视了“写什么”的意义生成，在本能、死亡的强力裹挟下，出现了福柯所言的“人之死”现象。

个体价值秩序的重建之路曲折而漫长，民族国家的群体诉求又将如何实现?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

论战到20年代“科学与玄学”论争，再到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以致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思想批判运动，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启蒙的西来、个体的倡导而丧失领地，而是相反，民族主义成为众多思想中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面旗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主张的“德先生与赛先生”，陈序经的激进主义“全盘西化论”，国粹派、学衡派的保守主义“国故新知论”，张东荪的自由主义“多元文化论”，梁漱溟、张君劢标举中国文化主体论的“现代新儒学”，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论”……最终走向都是从“个人主体”转向“民族群体”。套用郭沫若的一段话来说，就是“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毋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文艺的生命”。梳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找到这条线索——民族主义。李欧梵认为，“现代中国的大部分诗人确实将艺术不仅看作目的本身，而且经常同时(或主要)将它看作一种将中国从黑暗的过去导致光明的未来的集体工程的一部分”。十七年文学中关于战争的史诗书写和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即是代表。前者如《红旗谱》、《创业史》、《红岩》、《青春之歌》等，凸显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艰难曲折，赋予民族以神圣的主体性；后者如韩少功、贾平凹、阿城、郑义、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小说，通过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试图激活其中的积极因子，重塑民族自信力。应当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寻根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本土等范畴，彰显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现代性有多张面孔，民族性是其应有之义。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站起来》、“中国形象”、“中国模式”等讨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民族话语，是这一主题的延续和发展。

四、英雄与民粹的分分合合

匆匆百年走过，新文学承载着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内涵，观念先行印痕十分明显，不光是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民族等主题，还有许多伴生性主题，如英雄与民粹。思想启蒙的艰巨、专制主义的根深蒂固、救亡图存的迫切使得我们的文学从晚清开始，就一直在呼唤英雄、战士。“五四”时期，狂人揭示“吃人”历史，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郭沫若笔下的匪徒等堪称这类英雄的代表——狂人英雄。“五四”以后，工农兵开始走上前台，担负起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使命，丁玲笔下的张裕民、程仁，周立波笔下的赵玉林、郭全海，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等堪称是这类英雄的典范——革命英雄。

新文学选择狂人英雄作为现代化诉求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从狂人的言语中，我们知道，狂人之“狂”，一方面迫于传统文化惰性的存在及其强大，现代化代言人只能被逼为“狂”，以狂人、狂语进行反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困惑——没有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输入，延续二千余年之久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从自身中获得新的再生资源。而输入现代化同时又意味着承认殖民主义的若干逻辑，意味着武力侵略而造成的对抗心理的隐藏和因文化输入而造成的奴化心态的暴露。因此，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入现实层面反抗西方、文化层面又不得不接受西方的两难窘境，狂人正是这类知识分子自身的写照。

革命英雄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后茅盾、胡适、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丁玲等人笔下的车夫、农民、戴旧毡帽的朋友，之后，革命作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他们，使其成为现代化诉求的新载体——革命战士。革命英雄在解决知识分子现代化困境方面是有效的，首先，他们是反帝的先锋，对殖民统治、经济掠夺深恶痛绝，用阶级斗争理论对抗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其次，他们是反封建的中坚，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高举镰刀和斧头，砸碎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他们要在批判传统与反对西方之外，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化国家，这个国家的雏形在1949年以前是解放区，1949年以后是新中国。在解放区，火热的战斗生活、军民一体的鱼水深情、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使他们由衷地唱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 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赞歌。在新中国，翻身做主的人们用最热烈的方式赞美新生活，“凡是泉水潺潺流过的地方，就有荷花和稻花齐飘香”(公木：《难老泉》)；“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邵燕祥：《到远方去》)。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献身精神的英雄群体，我们的现代化诉求才迈出坚实的一步——建立了新中国。

与英雄对应的是民众，在中国革命史上，工农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新文学史上，民粹主义占有很大比重。“五四”时期，蔡元培、李大钊喊出“劳工神圣”、“庶民胜利”口号，在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致成为作家“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行动纲领。革命文学兴起后，围绕大众化问题，左翼文艺界进行了三次大讨论，要求有志青年到群众中去。抗战时期，为了动员民众，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新中国成立后，“与工农兵结合”成为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唯一选择，新生活、新秩序的君临使他们忘记了自我，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变而为“准工农兵”。就这样，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中经抗战期间的“全民动员”、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直到“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民粹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一条从信念到价值的道路。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民粹主义表现出来的作家主体缺失、艺术水平降低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考

虑到百年中国的社会处境和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这一取向能够不断传承又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工农大众无疑是革命的主力军，虽然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多为知识分子，但清醒的领导者都会认识到革命所必须依靠的是工农大众，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其次，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存在差别与矛盾，如何调处两者关系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革命形势由城市转向农村之后，工农兵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为了保护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激发他们参战、备战的决心，在指导思想上必然会适度地抑制知识分子而迁就大众，宣传战线尤其如此。无论是革命队伍的数量构成，还是对敌作战的勇猛刚烈，知识分子都明显不如工农大众，何况武装斗争是那么迫切，改变国民劣根性以启蒙思想照亮他们进程缓慢不说，而且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进行鲁迅式国民性批判也是不可想象的，倒是郭沫若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诗人式呐喊最容易成为时代的主调。在战时文化语境下，要求作家和文学的，不是自由民主的宣言，而是服从抗战救亡的行动。这既是革命的功利需要，也是历史的无奈选择。

不过。知识分子的工农化进程充满着矛盾和纠结。一方面，为工农的献身精神感召，他们有一种找到“家”的归属感，不然，就无法在心理层面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青年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千辛万苦奔赴延安，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口口声声宣称，要与工农兵结合。另一方面。与工农相结合是主流意识形态不容拒绝的要求，这又和知识分子长于理论而疏于实践的人生选择相互出入。于是，无论他们出于哪一方面的需要投身工农，都失去了退路。由此，在新文学史上便衍生出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知识分子怎样与工农结合?角色转化的临界点在哪里?思想立场上的同化与文本实践中的回归两者能否一致?思想改造到何种程度才算完成?……这些在主流话语那里通过小组学习、思想汇报、下乡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似乎解决了问题，一旦面对创作实践，又卷土重来，重新成为问题，甚至酿成不断重临起点的话题循环。

当然，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与工农大众的集体话语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百合花》等表现工农大众生活的作品，因为做到了作家自我与工农大众的有机统一，就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佳作。不过，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的自我呈示，作家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而去体验他者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去获得他者的立场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