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文学的“经典构成”

略论中国文学的“经典构成”

文学“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概念是荷widdot;小说卷》中重排文学大师座次,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形成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新的排列顺序,原本享有盛名的小说家茅盾落选。在世纪之交,以经典化为主要内容,在港台都开展了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文学经典排序。台湾《联合报》评出“台湾文学经典30种”等。香港《亚洲周刊》更组织全球知名华人专家、作家,评选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今年众多学术名人与相关文艺理论家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关于经典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对于经典的标准、何谓经典、谁之经典等等问题,众多学者见仁见智。

何谓文学经典,是作品本身天生的具有构成经典的基本品格吗?那为什么《水浒传》自元末出现后,只是雕虫小技,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而在600年后却成为了经典?《红楼梦》也有与其类似的遭遇。西方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得到公众承认,也是其逝世几百年之后。可见构成一部传世经典不是只由文学本体这个唯一因素来决定，不是它本身自动地促使其成为经典，其背后肯定还蕴含着其它因素。正如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的注释中更加明确地解释说,“经典化清楚地强调,经典地位是某种行动或者活动作用于某种材料的结果,而不是该种材料‘本身’与生俱来的性质”。

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引入了文化研究后，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开始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

经典问题和话语权力联系在一起对探讨经典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在先秦之时,百家争鸣,各家皆有“经”,而所谓“经”不过是一种简册而已,并不带有后世的权威性、神圣性、规范性。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开始了儒家经学中心主义话语权力的统治。把《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设“五经博士”。这样,孔子使用的五种教材,就在政治权力的介入下,具有了权威性、神圣性、规范性,成为了今天意义上的“经典”。

一部经典,背后既然与政治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那么也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隐藏于政治权力下的话语权的激烈争夺。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的双簧戏也无非是为了巩固自我话语权。《学衡》杂志对《尝试集》的批评实际上使其也成为建构主导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和文学规范合法性的论争场所。新旧文化的斗争最终以新文化的胜利而结束，“五四”文学志士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碎了旧的文学经典，从而确立了自已的文学经典。

一部文学作品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也需要与主导话语权的部门相妥协，从而取得合法地位。如在1997年年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出乎意外地把奖项给了《白鹿原》的“修订本”，而不是原版。其中的一条原因是原版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一些见解,关于‘国共之争无是非’的一些见解。陈忠实随后进行了修订。从这一事件中不难看出主导话语权力部门在其中的作用，这势必会在《白鹿原》经典化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影响。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其背后的权力相关联，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境遇却不一般。那么文学经典构成要素仅仅是背后的权力因素吗？真的如西方某些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所言，它并非由于作品本身有任何内在的因素或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社会上少数权威人士的赞同，加上编辑、出版商等商业行为的促成,才攫取了经典的地位?这显然又变成了文本的虚无主义，忽略了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品格，以文学史上的事例来讲也是说不通的。

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汗牛充栋的革命文学作品，但那些作品内容干瘪，形式单调，呈现公式

化、概念化倾向，即梁实秋所说的“抗战八股”，在当时只充当了战争宣传的工具，中国抗战文学至今没有创作出一篇象前苏联《静静的顿河》那样不朽的战争经典作品。究其原因，最主要是那些革命文学没有艺术的审美价值widdot;宗经》中对“经”的解释与之类似:“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典在这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存在着。伽达默尔认为,经典“没有时间性”,因为它“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一部经典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对后人有历时性的影响，是它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描绘人的心理、情感、精神成长的历程，表现人性的方方面面，既有人性的真善美的一面，也有假恶丑的一面，使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都能够感受心灵的脉动，只有这样的经典才不会过时，不会躺在尘埃里勉强接受后人的拜祭。就像老舍对老北京市民社会和市民性格的生动描写,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大上海十里洋场没落贵族家庭的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艺术刻画,像沈从文所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虽然时间流转，这些作品仍使我们爱不释手。

以上，笔者通过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初步探讨了文学的“经典构成”三要素，但这三个要素并不能对个性化色彩非常鲜明的各类经典作品完全对号入座，文学作品自身的丰富性要求我们不能对任何经典作品进行模式化研究。经典化的研究只能是因文本而异,在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追求研究主体对经典文本的特殊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