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城记》中表现的浪漫现实主义的仁爱精神

摘要:作为忧患之作，《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借古喻今地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义视野下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并提倡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化解仇恨、改变那些被扭曲的心灵。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压迫与反抗问题的理性思考、对轮回式的阶级斗争的忧虑和对美好人生的企盼。小说体现了狄更斯对人性与社会的严肃探讨,也因其优美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含蓄悠远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现实主义的风格赢得了读者。

关键词:浪漫现实主义;仁爱精神;革命的合理性;复仇的疯狂性;悬念小说

Abstract: With the French and the English society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background, A Tale of Two Cities by Charles Dickens shows effectively the novelist’s aim to point out the injustice of oppress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Dickens shows his strong criticism on the excess of bloodsh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pecially in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innocent(like Charles Darnay) being punished along with the guilty. He feels that the old ways of oppression must be changed, and that much oppression and much misery inevitably lead to revolution, but when the revolution actually comes, he thinks that it is too violent and that the less bloodshed the better. The chief and the best portrayed figure is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Madame Defarge. She has less sympathy for the innocent,and she incarnates the author’s logos thinking about the extreme vengeance.

Key words: romantic realism; benevolence spirit;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 the unjustification of the extreme vengeance; involvement novel.

一、借古喻今:合为时而作

二、人道主义视野中的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

《双城记》的创作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史背景的。英国19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1795 - 1881) 深深影响了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一批重要作家,对他们作品的社会倾向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些作家中,没有谁能够像狄更斯那样诗意地表现卡莱尔的写作的,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狄更斯那样卓越地转化这种影响。卡莱尔是狄更斯真正喜欢的唯一抽象思想家。毫无疑问,他对卡莱尔的深深崇敬是他在众多的革命中选择法国革命的一个明显原因;另一个原因无疑是他对法国十分熟悉,尤其是巴黎。我们将《双城记》与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 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书为据。狄更斯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素养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1848 - 1849 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 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实行报复。

两个相当不同的监狱———纽盖特监狱和巴士底监狱,主导了《双城记》中的头两部,背景是在十八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的伦敦和巴黎;小说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转向了描写推翻旧压迫和引进新压迫后实行刑法惩治的后果。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法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封建贵族的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作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飞扬跋扈的结果,是下层人民长期仇恨的总爆发;小说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和“朱古力爵爷”的荒淫奢侈与残暴狠毒、梅尼特医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难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揭示了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平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首先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肯定了它摧毁法国强固封建堡垒的赫赫伟业;他一定感觉到了法国革命在欧洲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英国反动派具体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个社会,他们极为野蛮地反对这一诺言的实现———对他的时代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狄更斯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充满恐惧,在他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兽性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杀戮必将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

《双城记》被誉为“书里有上帝的真理”“, 更能表达那个时代的良知”“, 所塑造的人物比人们本身更为深刻”“, 使人奇妙地感觉到了人的深度”。狄更斯在小说中塑造了路茜、梅尼特医生、代尔那和卡尔登等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圣诞精神。最能体现这种仁爱精神的要属英国律师卡尔登,纯粹为了爱,他无条件地实践着“我愿意为你和你所爱的人而做出一切牺牲”的诺言,帮助路茜的丈夫逃出监狱、安排路茜一家远离险地,而自己却代替他人上了断头台。当小说写到卡尔登从容就义时,反复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意在强调卡尔登的仁爱和利他精神永存人间。

三、浪漫主义色彩的悬念小说

人们一般把狄更斯看成现实主义作家,而忽视他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因素,法国文学史家卡扎明却认为狄更斯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把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归为理想主义者、把萨克雷称为现实主义者;卡扎明的这一论点对后来的狄更斯研究很有启发。英国小说家吉辛和杰斯特顿也意识到了狄更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吉辛认为狄更斯与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直接将狄更斯的创作方法命名为“浪漫的现实主义”(romantic realism) [8 ] (P72) ;杰斯特顿认为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不是人而似“神”,他把狄更斯称为英国“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9 ] (P4) 。英国现代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也认为“狄更斯的人物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物一样,都属于诗的范畴”[9 ] (P4) 。确实,理想主义精神使狄更斯永远不可能排斥浪漫主义手法:在他的作品中,爱情描写往往是浪漫的;善战胜恶的斗争是浪漫的;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往往是浪漫的。具体到《双城记》这部小说,卡尔登和普若斯在完成他们的高尚行为时就极富有浪漫色彩,连克软彻在奋勇救人中焕发出的那种改恶从善的决心也极富有慷慨激昂、令人振奋的浪漫主义气息。《双城记》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冲突与不和谐、怪癖、压抑、活力及其不同寻常的丰富。尽管狄更斯的细节描绘独具特色,对人物的外部特征观察细致敏锐,可把他说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则并不妥当。 狄更斯是制造悬念的大师。《双城记》是经过狄更斯精心安排的艺术佳构,通过气氛紧张的社会历史背景,它特别成功地戏剧化了个人的困境与人格的冲突。小说的开始,作家对造成梅尼特18 年牢狱之灾的原因只字不提,留给读者一个巨大的悬念。可是狄更斯一次又一次让读者探奇的心悬着。当代尔那请求梅尼特医生同意他娶路茜时,曾表示愿意全盘托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梅尼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恐慌不已,连连制止代尔那,要求他在结婚的那天早上再说;当天晚上,梅尼特再次犯病,其精神又迷失在巴士底狱的日子里。此刻读者就更加纳闷了,然而,狄更斯仍不作交代。代尔那和路茜举行婚礼那天,梅尼特得知代尔那的身世后又失去理智,并持续了九天九夜。读者不禁要问:代尔那的身世与梅尼特医生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直到书的结尾,当法庭将梅尼特医生在狱中写的血书当作起诉书宣读时,人们才知道梅尼特被迫害的原因、才知道代尔那的身世与梅尼特的联系。正是通过悬念的运用,梅尼特医生的苦难经历一旦这层神秘色彩被揭开,读者不仅感受到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和作品艺术上的美,而且从梅尼特医生身上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体会到作品深刻的主题意义。

狄更斯是运用写作技巧的艺术大师,他善于使用不同的技巧突出主题。在《双城记》里,他多次使用象征手法,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狄更斯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独出心裁的创造力创作了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譬如以不停编制毛线活的德伐日太太象征命运女神;以圣安东区流淌成河的红葡萄酒象征革命爆发后流淌的人血;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回乡下时的夕阳残照象征贵族统治的末日;小个子锯木工的嚓嚓锯木象征吉洛汀的砍头动作。《双城记》还使用了不少对比手法来刻画人物和描写环境,以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譬如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的邪恶、残忍与梅尼特医生的善良、宽容形成鲜明对比;又如在乡村里,一边是封建贵族的豪华庄园,另一边则是村民的破败小屋;而在城里,读者一方面看到贫民窟的儿童和成年人脸上都深深镌刻着饥饿的标记,另一方面又看到贵族爵爷喝早茶时要四位服饰辉煌的男仆伺候的豪华奢侈场面。总之《, 双城记》将富人的骄奢淫逸与穷人的饥寒交迫勾勒为一幅鲜明生动的图画,给读者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狄更斯在其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始终严肃地思考和探讨人性与社会;他批判人类社会中的不公正,抨击人性的丑恶,宣扬人性的善与美《, 双城记》完整体现了狄更斯的仁爱精神和人文思想。狄更斯的缺点是英国性格的缺点,他的优点是英国性格的优点;这些优点和缺点,狄更斯以其蓬勃丰饶的构思、无比充沛的创作精力和广阔无边的慈悲之心,都充分地予以表达了。在这方面,英国文学史上也只有伟大的莎士比亚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3] Nornan Page. A Dickens Companion[M] . Londo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4] [ 英]约翰·格劳斯. 双城记[A] . 狄更斯评论集[C]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5] [ 英]乔治·桑普森. 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A] . 狄更斯评论集[C]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 梁实秋. 英国文学史:第3 卷[M] . 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7] [ 英]乔治·奥威尔. 不朽的狄更斯[A] . 狄更斯评论集[C]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9] 罗经国. 前言[A] . 狄更斯评论集[C]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