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

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人格特质上应当具备在内心深处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关心公众利益和公共幸福，具有较强的道德自律和约束能力，具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现阶段，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正确解决是建立社会信任、坚定发展信念、建立共同愿景的基本前提。因此，深入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这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公共管理水平所面临的崭新课题。

一、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的研究现状所谓公共管理伦理，是指与公共管理行为相关的基本伦理要素及道德规范的总称。现阶段对于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公共管理伦理涵义和基于全球公共管理伦理这三种不同的角度。

1·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国传统伦理观念造成了公共伦理观念缺失的思想和意识困境。一直以来，主流文化观念对公与私的关系缺乏辩证认识，具体表现在以公私对立、崇公抑私、公私两无为典型的公私关系的错误定位，以重个人修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私德关系而忽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德关系为典型的公共道德的理解偏差，以私人关系的亲情伦理被泛化为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符合情理而不合法理、送礼文化、礼深情重等为典型的公共伦理的理性缺失和以历经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导致的权力崇拜、与世无争为典型的公民参政意识的淡漠。[1]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内因在于管理主体既有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同时又掌握着公共权力，因而具有双重人格;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外因则在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2]

2·基于公共管理伦理涵义的研究。在理论上，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在作用路线与表现特征方面不同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它的作用路线是由个体到群体，因而其表现形式具有显性化特点，这种伦理关系强调人人平等。[3]但是，在现实中伦理决策的标准差异及非伦理行为的标准差异，往往使公共管理者非伦理行为的产生存在多种原因，并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和社会道德风尚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4]，因而通常难以对非伦理行为的性质做出准确判定。对制度的过分强调和依赖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这一结果导致了公共管理主体性丧失。道德责任感、良知和信念作为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自觉意识，是人们履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内在动力;制度性责任内在化和伦理责任外在化是体现公共管理责任完整性的重要途径。[5]主体性的丧失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目前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

3·基于全球公共管理伦理的研究。公共管理伦理缺失在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现象并不为发展中国家所独有。作为一种对世界经济政治均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道德规范，公共管理伦理应当有新的标准，尤其是区域性或世界性标准，以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打击公共管理领域犯罪。每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人员都面对着腐败和贿赂的诱惑，与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作斗争是国际性任务，为此必须在自决权、自由、诚实、信任和稳定等各类价值观上达成共识。[6]

上述三种不同研究角度虽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思路，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一是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何从约束公共管理者行为的角度来讨论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而很少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探讨如何约束公共管理机构的权力;二是把公共管理伦理观念缺失归因于文化落后，对腐败问题的批判并不是主要针对违法犯罪主体，而仅是针对它们所依存的文化环境，这显然没有触及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的实质;三是通过公共管理伦理的涵义这一角度分析问题，而不与中国社会发展特点及其公共管理伦理发展现状结合，则显得过于理想化;四是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角度来探讨公共管理伦理缺失及相应标准建立等问题，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缺乏现实针对性。

二、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的态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的态度。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社会心理根源在于人们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于公共利益的淡化与侵占的动机，而这种动机的产生是以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水平低下为前提条件的。这种伦理道德水平的低下状况通常由组织及其管理者所奉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所决定。组织的是非观、价值观受组织创办者所秉承的信念及组织发展历史的影响，而管理者的是非观、价值观的形成则受其个人家庭生活环境、受教育情况和社会工作阅历的综合影响。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人格特质上应当具备在内心深处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关心公众利益和公共幸福，具有较强的道德自律和约束能力，具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所采取的不正确态度，从内因层面分析，一方面是公共管理组织的目标、使命、宗旨与社会要求出现严重偏差，比如管理者任用方面的失策，只重视能力、勤奋、业绩等指标考核，而忽略了对其进行德性与廉洁方面的考核;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管理者在具体管理工作中对自身道德约束要求的降低。一般而言，人们都有获取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欲望，但是持有不同是非观念、价值观念的人群，在具体获取方式上却存在显著差异。个人在对待私人财富和公众财富方面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自己不经过努力就获得的非份之财，是否会面临良心这个“公正的法官”的审判[7]，是否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这些都是公共管理伦理中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因此，私心和私欲是导致公共管理人员道德败坏的心理根源。如果公共管理者缺乏一种自省自律意识，那么社会转型和市场开放就会为这种不良欲望演变为腐败行为创造条件。社会上存在的公共管理伦理缺失行为，在本质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它同时又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群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等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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