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美国的接受与影响

【摘要】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美国的接受是广泛普遍的。19世纪中期前后对他作品的接受，在不同区域、年龄、性别、阶层中都获得广泛持久的一致欢迎。19世纪末期对他小说的接受具有分层化、多元化、集团化的新特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对美国英语的创新、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以及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异化 大众化 精英文化 民主制度 想象共同体

Abstract： Dickens's novels was widel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hole 19th century.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his works was welcomeamong different region， age， gender， class of American people，whil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differentiation ，diversity and collectivization， has formed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Dickens' novelshas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innova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ined community .

Keywords： alienation ；popularization ；elite culture ；democracy ；imagined community

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美国的接受是持久而普遍的，并且对美国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异常薄弱，对狄更斯在19世纪美国的接受和影响很少提及。因此重提这个话题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原貌，对于研究我国现当代文学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和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启发价值。

一

狄更斯小说可以说在美国的传播与英国几乎是同步的，当《皮克维克文件》在英国走红的1837年，它同样在美国各地为人们广泛熟悉，引起社会舆论和公众的高度关注，狄更斯在美国的接受是作为温暖的家庭记忆来看待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伴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美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素质开始出现下滑迹象，伴随城市化、工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熟悉的家庭环境和民情乡土，到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大城市去谋生打工，美国国家的人口流动趋势明显增强，成为国家工业化提速不可或缺的动力和亮丽风景。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经济市场化无孔不入的广泛渗透，人们传统宗教道德修养和人际情感关系的淡漠和疏远，美国整个社会的清教传统衰败和人和人之间的敌意关系在三十年代开始露头并越发明显。而1837年流入美国社会风行一时的狄更斯小说，使得在国内城市间不间歇流动的美国民众找到了温馨家庭的回忆，书中浓厚的人情人性、善意的交际交往、传统风俗和宗教节目的浪漫游戏、规模狭小缺少流动的稳固单纯的生活方式，成为背乡离井、动荡不稳、来回漂泊、世态硗薄中的现代人的家乡回忆。人们在对狄更斯小说的热切阅读中寻找过去温暖家庭和传统生活记忆，填补情感性灵的饥渴枯竭，抚慰疤结累累、僵硬冰冷、内在深处的孤独灵魂。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中期尤其内战前后被视为hearth（壁炉前小地毯）的代名词[1]，成为清教道德风情浓厚、传统生活秩序井然前工业文化方式的象征物，在美国工业化列车加速行进的隆隆声中，对人心起着熨平伤痛、找回温情、修残补缺的安慰作用，使得人们在重温往事、消除焦虑、休憩补充、恢复精神后，以新的饱满姿态再次投入激烈动荡的工业化竞争中。

狄更斯小说将井然有序、温情脉脉的宗法制旧生活方式美化为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他以对英格兰传统家庭生活的理想化渲染，起到了消解工业化异化物化人性、重塑鲜活的心灵的作用，这种以空幻的理想世界展开对工业化社会压制性灵、异化人性的直接反抗，以乌托邦世界的沉醉间接批判工业化社会对人的灵性的腐蚀与摧残，完成了对工业化社会的第一次反思和批判，体现了浪漫主义思潮反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正如亨克尔所说的“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2]。狄更斯小说于19世纪中叶前后在美国的流传阅读，真正起到了用乌托邦反抗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关键作用，是狄更斯小说在英国产业革命发挥反异化的作用后，在美国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反抗异化作用的延续与再现。

在内战前后，狄更斯的小说无论在南北方，还是在南方庄园主与奴隶间、北方工厂主与工人之间，都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普遍接受认可，在南方有的奴隶主鼓励有学问的人教授奴隶儿童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些知识，如两个奴隶主女儿在小黑奴间讲授狄更斯的故事受到奖励，一名老黑奴妇女终身以向孩子们讲解狄更斯小说的故事情节为业，并且以对角色模仿的惟妙惟肖影响了几代人。在南部宾州有个小黑奴取名查尔斯狄更斯，并且还有个博兹的绰号。美国内战后期，攻入南方的北军士兵曾在逃走的奴隶主书房内，发现书架上有各式各样的狄更斯作品。在内战期间枯燥的战地生活环境中，士兵们常以阅读小说度过难捱的业余时光，在图书资源匮乏的日子里，兵营里经常由一位熟悉狄更斯小说的士兵为大伙儿阅读狄更斯的作品，以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夜，在连队士兵集体听读狄更斯小说的深夜，战时灯火管制的命令从没有因为未被严格执行而受到警告或处罚。[5] 狄更斯小说因为其广泛的传播流通，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热衷阅读、谈论、学习、模仿的对象和话题。一些外来移民以他的小说作为学习英文的入门教材，将阅读其作品视为学习掌握英语、融入美国社会的指南与法宝。例如一位德裔的新移民通过查阅字典不断阅读狄更斯小说，从而较快的达到熟练读说英语的程度，并得以和周围居民进行畅通无碍的交往交流。狄更斯小说人物的语言也融化为人们社交场合心照不宣的日常用语，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美国的英语词汇和口语交际。如《奥利弗.退斯特》开篇的“I want more”（我想得到更多）、米考伯的“all the things will be changed”（一切都可能改变的）等成为当时美国人社会交往中引用最频繁的句子，如一位资本家在反对罢工工人的主张时，轻蔑气愤的驳斥到：“they always want more，”[6]人们遭遇儿童或朋友的过分要求时，也常常用“he wants more”来发泄不满和表示拒绝。当时的人们常用“一切都可能改变的”指代性格盲目乐观、说话无凭无据、行动靠不住的人。19世纪的人们由于对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熟悉和热爱程度之深，使他们热衷于在自身周围寻找和作品中性格举止相似的人物为乐趣，费金、董贝、米考伯、尤利亚、奎尔浦等人物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最爱寻找的性格原型。人们对在生活环境中寻找同狄更斯小说中相像的古怪人物乐此不疲，并以书中人名代称现实中的那些性格相似者。时人还以寻找同狄更斯作品中相似的社会情景和生活场面为乐趣。如《美国札记》出版后，人们如果在公众场合发现有人嚼着烟草大吐烟草渣时，就会揶揄的说：“如果狄更斯在，他会写出第二部《美国札记》的”。[7]

狄更斯的作品在19世纪的美国存在大量的模仿者，有人称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是对狄更斯创作的模仿时代，每一个作家无一例外都有对狄更斯创作的漫长的模仿期。这使得当时的批评家深恐对美国文学的独立个性和民族特征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对外国作家及其模仿者充满敌意和不满，对文化母国英国作家更是倍加警惕和排斥。然而种种防范行为丝毫抵挡不了狄更斯对19世纪几代美国公众、美国作家的深刻影响和吸引力，在民间祖辈父辈把狄更斯老版本传赠给二代三代子孙的现象比比皆是，19世纪报刊的社会调查也显示库柏、狄更斯等作家始终高居畅销书的排名前列，甚至19世纪末期的出版商也多承认，与经营其它作家作品相比，发行狄更斯的经典作品始终是有利可图的。[8]这足以证明狄更斯是19世纪美国几代人共同喜爱阅读的对象，狄更斯创作对19世纪美国公众阅读和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其他任何外国作家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狄更斯小说对19世纪发展中的美国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后培根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一些新特点，注重细致的观察，注重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用精确的细节描写来逼真的刻画自然，用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解释人的动机和社会运动机理，以至于科学主义的的写真实成为文学信仰的价值观。在追求科学写真的文学背景下，狄更斯喜剧式的扁平人物、夸张荒诞的情节、主观想象的构思方式、道德伦理拯救世界的主题，都受到了新一代美国文学家的批评和贬低。尤其是内战以后美国国内发展独立民族文学的呼声与日俱增，要求文学表现美国人民西部开发过程中坚忍不拔、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文学应具有美利坚民族国民性格的独特体现和豪放清新的艺术新形式，摆脱对外来民族文学模仿的阴影，使美国文学适应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公众和社会舆论愈发猛烈的倡导主张。从狄更斯去世的1870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狄更斯在美国的接受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这种变化与四、五十年代接受的广泛普遍、不分层次的一致性态度相比，呈现出分层化、多元化、集团化的复杂面貌。

首先，在美国民众的下层领域，对狄更斯的接收几乎没有明显变化，社会调查统计显示，狄更斯去世后的十多年间，狄更斯小说的销量不降反增，出现了纪念狄更斯阅读其小说的高潮，狄更斯小说在这十多年中销量达到400万册，其中《皮克维克文件》超过百万，达到120万册，在整个80年代，以及现代主义开始出现的90年代，狄更斯的小说始终是畅销的，一直保持着递增的趋势。[9]下层民众几乎没有受到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各种各样文学试验的冲击，对狄更斯作品一如既往的保持不变的喜爱与忠诚。

其次，在美国上层精英文化阶层，又分为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保守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两个集团。自由知识分子如马克吐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出于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独立性和深受科学主义对文学的影响等原因，对狄更斯作品一味的批评、贬低和排斥，他们以精确、自然、客观、真实的科学眼光，透视狄更斯作品的方方面面，认为他的人物是平板单一的喜剧式木偶，缺乏现实人物的真实感、多面性和复杂性，情节是荒诞无稽、夸张失实的道德拯救模式，充满把玩感情、主观随意的反现实性，他的理想世界更经不住科学实证和现实经验的考查检验。如豪威尔斯认为狄更斯故意凭空捏造贫困儿童的苦难遭遇，以赚取天真儿童读者的大把眼泪为快事，并为自己早年为这种虚假廉价的情节着迷沉醉抱愧不已。马克吐温成名后从未开口涉及狄更斯话题，几乎使人忘记他早年曾经是狄更斯朗诵模仿秀中的佼佼者。亨利詹姆斯抱怨狄更斯为读者提供了偏执狂和白痴两种形象，“因此狄更斯是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作家应该为读者创造自然健康的人格样本，描绘一般状态下人性的正常发育情况，“并且用哲理化的深沉叙述方式表现出来”。[10]

三

狄更斯小说在19世纪的美国长达多半个世纪的广泛流传和普遍接受，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狄更斯小说的普遍持久的接受，对美国英语的形成发展有深厚久远的影响。这种接受丰富和改变了美国英语的词汇句式、语法规则、大众口语、社会交际、书面用语、文学写作规范和阅读习惯培养诸多方面原有风貌，这种接受是继乔叟、莎士比亚等古式英语、18世纪英国文学英语之后，对美国英语又一次深入广泛的创新改造，它使得美式英语向现代英语大众化、通俗化和社会普及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使得美国英语更能及时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日新月异的民族变革，充分表现美国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纷繁多样、丰富复杂的崭新内容，在美国英语发展史上其作用不亚于一场语言革命。

其次，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促进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从出版发行方面来看，出版商不但要考量某一地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而且三大出版商还要详细规划全国的销售线路，合理规划布局全国性的销售网点，以保证狄更斯小说在全国广大区域同一时间出版销售，杜绝当时日益猖獗的偷印盗版现象。这种全国性销售网络和流通线路的周密规划与合理配送，促进了美国民主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从读者阅读接受方面看，狄更斯小说从零售商店的寄卖代销，到流动图书馆的建立，再到国家公共图书馆和各州各类图书馆的建立，使得人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或免费阅读狄更斯作品。在1891年美国会通过《国际版权法》之前，无版权保护使得狄更斯小说在美国获得无限量的印刷和超低价格销售，如著名的“猛犸周”中，出版商在一周内印刷狄更斯小说5000册，并以超低价格倾销一空。再如《美国札记》在美国仅以十二美分的价格销售，仅及同期英国销售价格的三十分之一，[13]再加上三大出版商争夺市场互相倾轧，竞相推出不同版本、不同价格、不同装潢设计的狄更斯作品类型，如某公立图书馆有17种不同的狄更斯小说各式版本，这些都极大方便了不同爱好、不同阶层的读者购买和借阅。当时各发行公司对公立图书馆的销售给予优惠条件，一般价格均为市场价格的七成左右，这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对狄更斯作品的收集收藏，为狄更斯小说公共阅读的流通借阅提供了方便。又加上国内各种狄更斯协会、读者读书会、高校研究会的成立和活动举办，使得狄更斯作品中博爱、自由、平等、民主、爱与美的和谐社会观念广泛流传，在美国民众各阶层中深入人心，这也有利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孕育养成。

其三，对狄更斯小说的接受影响到美利坚民族想象的共同体（ficitive community）的建构。[14]狄更斯小说在美国内战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普遍接受，不能不影响到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1837年《皮克维克文件》开始在美国被普遍接受，内战前以报纸连载形式长达一年的《董贝父子》在南北双方同等受到欢迎，成为双方民众共同的社会日常交谈话题。总体上说，除了批判黑奴制的《美国札记》和讽刺西进运动的《马丁.翟述伟特》销量不景气外，狄更斯的其它十多部小说在美国几乎是普遍持久受到欢迎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场景、细节以及狄更斯轶事传闻成为大众公共场合广泛探讨和社会交际的话题，狄更斯小说使美国公众形成了一些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观念思想、生活态度、伦理价值，使得美国南北方、东西部广大区域的民众在社会事件和日常生活中达成了一些一致的理念看法和价值评判标准，并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想象共同体（ficitive community），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对填平内战后南北方思想伦理的鸿沟、弥合西进运动中东西部价值观念的差距起到了巨大作用，对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共同体不是政治共同体，而是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伦理审美、价值评判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共同点，它有利于各个地区的人们对社会事件和现实生活运用相似的思维方式，达成相互接近或统一一致的看法和结论。

注释：

[1]Lewis Bogaty.Dickens’s America[M].UMI，1954：15

[2]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77

[3]Lewis Bogaty.Dickens’s America[M].UMI，1954：45

[4]Robert Mcparland.Charles Dickens’s American audience[M].Lexington Books，2010：108

[6]Gene master Kie man.Charles Dickens and his American audience[M].UMI，1967：83

[7]Gene master Kie man.Charles Dickens and his American audience[M].UMI，1967：87

[10]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93

[13]Lewis Bogaty.Dickens’s America[M].UMI，195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