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与革命：政治选择的痛苦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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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我约关天茶舍的王怡、朴素、一听，闲闲书话的季米、读书论坛的萧峰筹划《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征文活动。缘起是因“九十年来，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垄断下已被两岸的御用史学家和官方教科书定性，成了证明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教条。与此同时，大量的史料或被尘封在档案馆里，或被当事人带进了坟墓，许多缺乏见证的历史事件成了千古悬案。而被灌输了‘历史必然性’思想的一代青年，或以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或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历史，放弃了对辛亥革命这一偶然性事件的探索和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追问，放弃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宪政进程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沉溺在抚今追昔、缅怀先圣的廉价的感慨之中。历史研究的向度被有意和无意地扭曲，成了‘历史学家’和民众虚妄精神的根源。”（见《征文启事》）鉴于此，我们想通过征文，倾听网友和体制外学人对辛亥革命的新认识。征文原定期限是从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十日，后因故推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次征文共有28位作者发表文章35篇（一篇文章分数次发表的算一篇）。另有数位海外学人惠寄的文章因故未能发表；还有几篇约稿因过了征文截稿期，经作者同意，未收入纪念文集；在此，我向这些作者表示感谢和歉意。

元旦过后，我就着手整理征文的文稿，本想赶在春节前编目结集，制成下载文本，但因工作太忙，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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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一位网友来电话拜年，闲谈之中，提到了辛亥征文。他是一名教师，他对“辛亥征文”发表的文章，感触很深，对学校几十年来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教材，对小学、中学、大学生灌输僵化的历史观念、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不满。

民国以降，特别是在1919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受中国传统儒学观念支配的传统史学体系崩溃，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各种史学流派的影响下，中国历史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选题和方法开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完全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和时事政治的需要进行解释和评价，以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论”史观。历史研究的重点只局限在很少几个所谓的关键问题上，如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而许多本该研究的重要的历史问题却成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空白或薄弱环节，既缺乏民间史料和官方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又缺少客观的论辩和分析，对外国史学界、港台史学界敏感选题的论著概不出版，对其研究成果更是讳莫如深。“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历史研究虽然向着多元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体制内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依然囿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大、中、小学的历史教材依然沿袭“文革”前的历史观念，对历史事件的选择、阐释和教学指导思想上并无多大的改观。并且，通过应试教育的强制性，依然用错误的历史观念误导学生，帮助当局推行愚民政策。

萧功秦近期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的选择、学术的生存方式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也是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是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应是多元化的。在我看来，体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们理解、支持和尊敬。人们要理解体制外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尊重他与学术主流保持相对的距离感。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边缘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同样重要。恰恰此类体制外研究，往往会产生很多思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他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话题，问题比较尖锐敏感，但却往往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领域的课题往往需要学者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萧功秦：《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书屋》，2002年第一期）

细读三十五篇文章，深感本次征文已达“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之目的。征文的作者并非个个都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许多人只是史学的爱好者，但可贵的是，他们都在认真的关注、思考这段历史。比起体制内“史学家”在当时的报刊上成群结队地发表的纪念文章，新意盎然。尽管“辛亥征文”的文章读者群只囿于“关天茶舍”和“读书”的网友，尽管网友的争辩无法让更多的读者听到，但毕竟为关心“辛亥革命”的网友提供了一个论坛，从这里可以发出来自民间的声音。这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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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人的伤心史，不堪回首。

中国落后于欧洲，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自何时起落后于欧洲？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时人论及此事，多以中国的落后始于鸦片战争，以为在此之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很大，此言大谬矣。

中国落后于欧洲，始肇于十五世纪明成祖永乐年间。

自秦、汉之际起，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劫掠和侵扰，一直持续到满清入关。在这两千多年里，导致中原汉族王朝崩溃的事件屡屡发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入侵，根源在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劣（高寒的荒漠、草原地区）诱发了他们对地处中原、华南地区温带、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稳定的农业社会的憧憬和对这一地区富庶物产的垂涎。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北方的满族战胜已经崩溃的明朝，建立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间最久的清朝。但是，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都是在自身政治、文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以武力征服开始、以被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彻底同化而告终，自元至清，概莫能外；绵延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根基，并未受到冲击和动摇。

明成祖永乐年间，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同时，地球另一端的欧洲人，云帆高张，驶向浩瀚的大西洋，劈波斩浪，前往东方寻找绿洲和财富。他们是驾御海上铁骑的成吉思汗，他们幸运的发现了南北美洲、澳洲大陆、太平洋上的岛屿，征服了那里的土著居民。欧洲人的远航与探险有着与成吉思汗相似的动机——征服新地和财富，但他们手里握有远比成吉思汗更为强大的东西：比战马和刀剑威力更大的战舰和枪炮；还有蒙古人手里从未有过的东西：思想、宗教、科学、文化、工业技术和商业组织。从一定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入侵，只是绵延了几千年的北方异族对中原汉族王朝入侵的继续。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再也无法战胜、同化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征服者，他们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文明程度比我们高几个等级的外星人，初次交手，其科学、文化、军事、经济水平就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事实上，中西方文化交流、商业竞争和军事对抗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实力非常悬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欧洲人从十五世纪初即致力于从海上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航路，以开辟全球贸易的新市场，并怀有探寻、开发新殖民地的目的。此时的欧洲，已经将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竭尽全力地攫取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土地、资源、市场，充满了豪迈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中国不逊于欧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水平也不低于欧洲；那时，中国与欧洲国家尚处在一条起跑线上。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如能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契机，勇敢地把国际贸易的航路延伸到欧洲，通过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和科技的交流，走上正常的国家邦交与文化融合之路，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占据保" 障海上贸易航线的海外战略要地，保护海外市场的安全和利益，跟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潮流，在政治上逐渐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以改变暴力型的王朝更替模式和倾轧激烈的官僚升迁模式，维护国内安定的政治局面，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失时机地积极开拓海外新地，鼓励移民，抑制国内人口的过速膨胀，经过五百年的发展，中国恐怕早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汉联邦国家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很有可能像如今的英语一样成为国际通用语言。遗憾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既无欧洲人强烈的征服欲和冒险精神，又无他们的果敢与远见，让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昏庸君主的歌舞升平和王朝更替的浴血内战中失之交臂。等到英国人的炮舰驶入长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西方列强早已划定了全球的势力范围和战略格局，它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也已主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更严重的处境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或是成了列强中的一员（如俄国和后来居上的日本）、或是成了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朝鲜、越南、印度），中国向外部拓展的空间几乎为零，本身又沦落到了外衅频繁、内战不断的悲惨境地。到了一八四零年，世界棋局的布局阶段早已结束，中盘之战完全围绕列强之间既得利益的再分配进行，中国只能在列强的虎口中苟活，在列强争斗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

历史进程是严酷的、非理性的，理性的分析加诸于非理性的历史进程所能得出的结论尽管并不十分可靠，有时也颇显牵强，但毕竟可以描绘出历史事件在时间坐标上投下的轨迹。循着这条轨迹，不难探寻出晚清政府面对亘古未有的时局，由义愤、慌悚、痛苦、手足无措，到抵抗、挣扎、觉醒、被迫变革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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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愈深、人口愈多、国土面积愈大、与异国文化分隔时间愈久，其历史惯性冲力就愈大，而体制变革所受到的阻力也就愈大，需要借助的外力亦愈大，改变自身状态的变革所需的时日愈久，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失败愈多，旧政治势力复辟的可能性愈大，变革之路愈迂回、曲折。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历史便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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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零年清朝对英战争的失败，极大伤害了这个自称中央大国的尊严。战败的屈辱使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督抚疆吏、举子文人，都要重新审视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要他们正确认识世界、摆正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了解、学习、接受的过程。虽然，在传统文化惰性的影响下，清廷和上层官僚集团最初的反应有些迟钝，但并非麻木不仁。而士大夫阶层的醒悟较早，他们为求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强调以切合实际的学问为国家的强盛服务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抬头，经过一批杰出人物的著述和活动，对道咸以后的知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批学者和官员以其对历史变革的敏感和远见卓识，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注一]

1840-1850年（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期间，清朝对英战败后，清廷在外交上的应对基本上是稳健、节制的，侧重于修补国际贸易体制和通商章程（1841年允美国通商；1843年耆英与英人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人民开矿，福州、厦门开港；1845年允比利时、丹麦通商，订《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英国伦敦教会在上海设仁济医院；1847年允瑞典通商……在没有经验、没有成例、对西方国家缺乏真实的了解的窘境中，清廷小心翼翼地与英法俄美西方国家周旋，摸索应对的良策，虽然谈不上有高赡远瞩之举，但平心而论，清廷也只能做到这等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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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道光帝始，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1850年6月，洪秀全的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遂后盘踞南京，涂炭半壁河山、蹂躏东南十五年。捻军流窜黄淮，至1868年平定，令清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持续近二十年，对政府和国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定是天文数字，无法计算。其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继而是1883-1885年清法战争，1894年的清日战争，1900年“义和拳”叛乱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外衅内乱，接踵而至，且常常同时而来，令清廷应接无暇，真如天遣劫数一般。

查阅道光、同治两朝的上谕和王公大臣与督抚疆吏的、奏疏，可以厘清在内有北捻南发之乱、外有强列逼迫的生死攸关的时期清廷的内政外交应对举措的全貌。要言之，在全力平定国内动乱的前提下，以谨慎、开明的态度和西方国家周旋，先从健全政府机构入手，逐步解决沿海沿江口岸的国际通商、关税、地方政府涉外、外语教育和收集各国情报问题，然后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开矿建厂兴办制造业、振兴商业，掊养工业技术人才，制造兵器战船，组建训练新式军队，巩固海防，富国强兵。

（练海陆精兵十万人，勤行教练早明军法半年在陆半年在海以备缓急之用。设北东南三洋水军提督，统大小兵船四十八艘，半年学习会操一次。在三洋精设三大制造局每局设三厂，一厂造轮船，一厂造枪炮火药军器三厂造耕织机器并负责培训相应的操作技术人员。

（参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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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体制本是一种最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它把立法、司法、行政、军队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建立在帝王和官僚集团对全体国民的专政基础上，毫无民意基础。皇权体制与暴力革命是一对矛盾体，开国皇帝凭借军队推翻前朝的皇帝（禅让的背后亦是武力的逼迫）后建立的政权，在承平时代，皇位可以凭着高度极权统治代代相传，一旦遭遇内乱外患，天灾人祸，国民因生计与政治改革的诉求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话，国民必将选择暴力手段推翻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皇权体制与民主共和体制更是格格不入，即便是建立在政党政治下的三权分立的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清朝的皇帝和官僚集团也难以接受，因为中国行帝政两千多年从未听说过三权分立，官僚集团也根本不懂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如何运作，若非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逼迫，清廷不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不会向维新派做多大的让步。但到了一九零五年，经过“义和拳”暴乱之后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无力抗拒来自体制内部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官吏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压力，提出一个包含了激进维新派“戊戌变法”时期曾经提出的一些“新政”举措和实行宪政改革的时间表，做出了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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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日无时不在进行某种政治选择。作为选择的主体，执政者既想获取某种选择的预期收益，又要承担放弃另一种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任何选择" 都是有代价的，仅管并非任何选择都能实现预期收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该国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一系列政治选择的结果；通常的情况是：统治者选择了当时对他们有利的政体并因此获益，遂将代价遗留给后世子孙。在政治选择上，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例并不多。即便是站在统治者对立面的“革命者”也不例外，他们受着某种激进的政治理念的驱使，将国家和国民作为他们乌托邦的实验场和试验品，非但当代人不能受益，而且徒使后代为前辈“革命者”激进、轻率的政治选择承担无穷的灾难。

时至今日，我们恐怕很难精确计算晚清七十年间帝后与皇室贵族、保守的官僚集团、激进维新派、稳健改良派、君主立宪派、革命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袁世凯的新军对各自的政治选择模式付出的代价。但从这些政治团体所作的选择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来看，可以肯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拳的叛乱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它们带来的是灾难，于国于民都是一场浩劫。维新派（不管是激进的还是较为稳健的）的选择旨在通过向朝廷施加压力、用渐进式的改革迫使清廷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向英国或日本式的宪政体制转变，康梁的维新党人和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及后起的袁世凯虽然政见不和，但对改革所持的根本态度却是一致的。[注2]清末流亡于国外的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则首先是一群以“驱逐鞑虏”为己任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以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既不关注也不去推动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是从民族问题上萌发出一种“革命”的政治理念，根本否认清政府的合法性，必欲驱逐、推翻而后快。[注3]他们利用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后的成果，日益扩大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并用暗杀、暴动等恐怖手段直接向清政府宣战。

维新派和革命党所进行的政治选择其目的大相径庭，前者要在现存政体的框架内进行宪政改革，改革的进展虽然不可能太顺利，障碍很大，困难重重，但它是在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稳妥的举措，是一种可控的政府行为。后者则要用暴力推翻现存政体，按其政治理念（多半是激进的和乌托邦式的）建立新的政体（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它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将会出现的动乱、战争和无政府状态对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考虑革命的理念是否能被绝大多数国民所接受，他们要用武力挟迫国民为其政治理念做牺牲，完全不计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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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应从三个方面考察：

一、它对推进民主制度的改革效果如何；

二、革命的结果是否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切实利益；

三、它为国家今后的政治运作树立了何种有益的模式。

如果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相信不难得出有启迪的结论。我把作此结论的机会留给大家，无论在学术还是思想方面，“关天茶舍”和“读书论坛”自有高人，见仁见智，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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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批学者和官吏有：龚自珍和包世臣，地理学家姚莹和萧令裕，还有在鸦片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1838年任鸿胪寺卿，奏请严禁鸦片），以及后来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问题的专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P169-181）

[注2]托马斯.F.米拉德：《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纽约时报》1908年6月14日专电

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日清战争的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吸取了教训。他认识到，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清国的国情。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下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在谈到对比日本和清国的改革时，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强烈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的过于严厉和苛刻。”

（参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1版，P134-145）

[注3]孙文：《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