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

讲好中国故事是世界性挑战，因为从西方话语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无法将全球化时代中华古老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故事讲清楚。中国崛起只是其表象，中国的成功，更只是这种宏大故事的一个方面。中国成功，折射西方的成就，也会推动西方的振兴；中国成功，鼓舞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带领新兴国家成功实现可持续、全面崛起。一句话，就是要讲清楚中国梦的世界意义。要避免急吼吼去讲中国故事，而是要把我们来讲变成他们来讲，要让他们比我们更急切地去讲中国故事。我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你的困惑就是我的困惑；把你的困惑交给我，我们一起来讲好这个故事，这就是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

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四大任务，其中尤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我们做得那么好，不相信讲不好？！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树立传播的自信与自觉。

人们对中国故事的第一印象，就是人类古老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快速而持续崛起的故事。尽管其中也包含汲取中国经验教训的内容，但世界更多关注中国为何成功，中国成功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没有一个国家这么成功过，而且中国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日本的成就。毕竟，日本还是在西方的体系里运作的，迄今还生活在美国的保护下。而今天的中国梦，不简单是现代化的梦，这个梦已经超越了美国梦了，超越了现代化梦――中国倡导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就超越了过去赶超西方的“四个现代化”。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清楚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为什么要思考“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呢？第一，只要你道通了，你不会传播，别人也会帮你传播的。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没什么公共外交理论，也没什么新闻传播学，但是埃德加・斯诺远隔重洋，过来传播你的东西，因为红星照耀中国，道在你这里，所以道是最重要的。第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搞学术的，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道通了，我们有超过13亿中国人，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怎么讲不好中国故事呢？道通了，全球70亿人也会争相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要将我们要讲，变成他们要听；从我们去讲，变成他们去讲，这就是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

那么，道在哪里？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样的中国，其次才能搞清楚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从人类历史长河看，可概括为“四特中国”：

一是特长的历史。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而《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唯独没有中国。在耶稣诞生前的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秦开创的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国的历史这么长，是很难以想象的。笔者曾撰文《中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十大认知差异》，里面提及，历史上的帝国一战二战后纷纷解体，帝国里的民族纷纷独立出来，成为民族国家，而中华帝国被推翻后，西藏也应该独立出来，这是西方的历史经验，所以他们容易被达赖的“藏独”言论所迷惑。

二是特大规模。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才几百万人口，第二个实现工业化的是比利时，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那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在人口数量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在实现工业化。中国的手机用户12亿，网民数量6.7亿，微信用户就相当于一个美国的人口总数！现在的科学知识，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德先生、赛先生。这一整套知识第一是关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它开创了现代化的历史才几百年。从数量上，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型了，无论这个模型是多么的客观多么的科学。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三个神话，一是把它偶然的成功说成是必然的；二是把短暂的说成是永恒的――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远的领先；三是把地方性的东西说成是全球性的。因为整个世界都被欧洲殖民，包括美国，但是中国，只是沿海、沿江局部地方被西方殖民（租界）。文明未被殖民。所以世界古老文明里，只有中国没有被殖民。我们的规模不是西方普世价值所能涵盖的，换句话说，普世价值因为中国崛起而找了边界，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缘由吧。

三是特世俗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因为文化太发达，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占据支配性地位。世界多数国家是一神论国家（普世价值就是基督教一神论的产物），这就产生了很多疑问：第一，你没有宗教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崩溃呢？有什么秘诀吗？第二，你现在有这么多的权力，你怎么用你的权力呢？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会变得很可怕，你没有宗教，那么你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要回答好的根本性问题。现在对外传播要照顾他们的心态，避免给人留下中国必胜主义印象。中国是成功的，人家很羡慕，羡慕完了就嫉妒，嫉妒完了就恨你――凭什么你就这么成功啊？

所以说，讲好中国故事是世界性的大学问，因为从五千年中华文明里，也很难解释中国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而500年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理论也解释不清楚，其他的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中国的故事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共同的事情。只有你把“道”讲清楚了，他比你还要传播得更快。这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和近代的西方科学体系里都很难把中国的成功故事讲清楚。如此说来，讲好中国故事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简单用我们的东西或者他们的东西都很难概括，更多的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调整和更新的问题。

那么，中国为什么自己也讲不清楚中国故事呢？因为有“三个中国”“三个故事”。梁启超1911年写的《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了“三个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我借助他的概念，提出三种“中国”。第一种叫做传统中国，以文化为血液、载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说“中国是一种文明，假装成民族国家”，后来我们称中国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第二种叫做现代中国。比如说，我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中华以外，人民、共和国都是西方的概念，是欧洲的概念。第三种叫做全球中国。中国有6.7亿网民，这些网民一定是中国人吗？很多网民是中国人的外表，外国人的心。比如上海，已经不是一座中国城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种越来越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我们把它称为全球中国（global China）。 相应的，中国正在发生三大文明转型，一是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前者强调天人合一，量入为出，而今天空手套白狼是有道德的，有本事就去套利炒股。在传统文化里面，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从最大的农业国家变成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贸易国家――将来还会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和进口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二是内陆型文明向海洋型文明的转型。古人云“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一定是善的吗？只是淡水而已。如果古代中国人认识到海水的恶，就不会这么说了。三是由地区型文明向全球型文明转型。传统天下，仅指东亚，甚至不包括日本，并非真正的全球。中国现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五千年取得的成就。在古代，即便我国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谈不上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多大贡献――那时候也没有“世界经济”的概念。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只占全球的13%，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可能比当年的31%都要高。

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国的成功里面已经包含了西方的因素，马克思、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宪政，这些都是西方的，我们从来不避讳这一点。我会对西方人说：“我的成功折射了你的成功。我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因此中国的成功不可能闭门造车，它是与西方的资金、技术、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合作的产物。我们要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传达好中国成功背后的西方因素，让西方乐于接受中国的发展和成功。中国的成功经验还蕴含着西方发展的解药，蕴含着突破制约西方发展的突破口。

不仅应该讲好过去，也应该讲好将来，即中国文明能够对世界文明的延续做多大的贡献。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成功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成功的。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成功了，其他的新兴国家也会崛起的，西方也是会从中获得机会的。如果能够把这个故事讲清楚的话，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你。但是现在我们却不是这样讲故事的：我们过分强调成功的历史必然性，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讲好传统中华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故事为此尤其关键。复兴和转型很容易让人理解，关键是创新。今天中国从事的工业化不能是简单抄袭西方的，而更多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化，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要开创一种可持续化的工业化文明。不能重新重复先污染后治理、殖民地式的老路。所以中国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一个国家带动更多的国家成功，正如“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所展示的。中国文化是善于疏导，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对立。像美国在中东，以这个敌人打那个敌人，以至于陷入“敌人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明已经超越西方文明。现在所讲的“命运共同体”，指的就是同甘共苦，要和发达国家同甘，又要和发展中国家共苦。

因此，什么是中国故事？一句话，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华古老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故事，其中又包含三个故事：一是传统中国：文明复兴与转型的故事――从未中断，未被西方殖民且世俗的人类古老文明在全球化时代是如何复兴、转型的？二是现代中国：现代化故事――中国从量上、质上如何创造现代化奇迹，并开创人类现代化新模式的？三是全球中国：全球化故事――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转变的，以及如何帮助西方摆脱全球化困境的？

这三个故事对应了三种类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西方国家。我们要跟发展中国家说：“我成功了，你也能成功，关键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路线比美国那条路线高明。美国人说他们是代表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要成功就选他们，没有别的道路。不然只能提供大棒或者胡萝卜。而中国的政策却不一样。中国的外交是，你喜欢吃豆腐，我们就可以为你做豆腐，想吃宫保鸡丁，我们可以为你做宫保鸡丁甚至面包。我们不会只提供大棒、胡萝卜两种选择，别人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这才是服务型大国。中国成功了，会对别国说，你们要成功不能学我，要自己摸索，要成为自己；我们要跟新兴国家说，中国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也会帮助、鼓励其他新兴国家实现类似目标，带领新兴国家成功实现可持续、全面崛起；我们要对西方国家说，中国的成功中经历了风雨，得益于正确、适时和恰当汲取西方经验教训，并且在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乃至开创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西方的帮助，也会更好回馈世界，帮助西方走出发展困境，继续与西方实现互利共赢、尊重西方模式、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中国故事并非只是成功的故事，也包含挫折和失误，乃至错误。它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复兴、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新兴国家实现崛起的宝贵财富，也折射出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帮助。中国故事之所以能持续讲下去，源于中国的三个自信与自觉，不是回到中国过去，也不走西方老路，而是探索出一条复兴、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新路。中国故事已经在开创人类文明遗产，推动世界多元共存、包容互鉴、和谐美好。

就以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为例。“一带一路”在历史上是有共同记忆的，无论是基督徒、儒家徒，我们都通过这个丝带连接，拍丝绸之路这类片子就会让人有找到“妈妈”的意识。我们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本来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后来西方搞了民族国家，把世界搞混乱了，把各个国家变成各种各样的“斯坦”。我们要把这共同的几千年来的故事讲清楚，我们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能不能把治理故事变成更宏大的故事，说清楚我们本来就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包括将来的日本，中日将来的合作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

一、传播之道首先源于传播之性。传播之性在于自己想明白，有更大的理论体系包容他人。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孙悟空。我们老是想做唐僧，给孙悟空戴一个紧箍咒。为什么要做唐僧呢？要做如来佛祖，无论孙悟空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不是非得用紧箍咒限制他人。现在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紧箍咒，不能碰，这不能被人信服嘛。没有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思维，更大的包容，做不了如来佛，所以才有人不断地捣乱。第二，舍国家之短，取文明之长。如果将中国视作一个现代国家，那么我们的历史比西方要短。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几百年了，中国在1911年才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中国是一个文明体，所以要取五千年文明之所长，舍近代国家之所短。这说明，讲好中国故事，要淡化国家概念，多着眼于文明。

总之，讲中国故事，要把我们来讲，变成他们来讲，要让他们比我们更急切地去讲而不只是听中国故事，这才是真正高的境界。我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你的困惑就是我的困惑。把你的困惑交给我，我们一起来共同地讲好这个故事。这就是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