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进入?“加时赛”

齐普拉斯政府能否获得欧洲的信任与选民的支持

尽管齐普拉斯团队竞选时在债务问题上表现极为强硬，但上台后齐普拉斯就意识到，强硬是需要底气的。对于希腊而言，如果拒绝偿还旧债，那么就不可能借得新债。也正因为此，齐普拉斯政府不得不放低姿态去谋求以德国为首的债权国的谅解。希腊在欧洲政治以及欧元区的边缘地位决定了齐普拉斯政府并没有多少筹码来与债权国博弈。在强硬的默克尔面前，齐普拉斯的讹诈行为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几乎都成为了自取其辱。为逼迫德国让步，齐普拉斯曾经大张旗鼓地追讨所谓的“战争欠款”，试图通过历史遗留问题来获取道义优势。但是德国不同于日本，其战后赔偿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其对纳粹历史罪行的担当与反省亦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希腊政府的翻旧账行为，除了能蛊惑国内的愤怒青年，几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回应，自己却陷入无人理睬的尴尬境地。

齐普拉斯政府这种任性的吵闹，除了恶化希腊与欧洲的关系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效果。2月4日，欧洲央行突然撤销希腊有价公债的豁免权，这实际上是欧洲央行对希腊新政府的当头棒喝。由于欧洲央行停止在融资操作中接受希腊债券作为抵押品，希腊银行业便不能再根据欧洲央行的融资工具指引来获得融资，这也实际意味着希腊的财政将迅速崩溃。在现实的重压之下，齐普拉斯政府被迫从不切实际的激进立场上大幅度后退，其减免债务的主要理由从“批判贪婪的债权人毁灭希腊”转变为“减免有利于希腊最终偿还债务”的观点。希腊财政部长、齐普拉斯的经济智囊瓦鲁法克斯，虽然仍然保持着语言上的强势，在《纽约时报》上强调希腊政府的底线不可逾越，但是他也不得不表示，希腊政府绝对没有赖账的企图，而只是要求再多几个月的时间来稳定金融，以使希腊重新回到增长的道路上，重新获得偿付债款的能力。

然而问题在于，齐普拉斯政府让步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以德国为首的债权人对齐普拉斯政府的激进色彩非常敏感，并不信任齐普拉斯政府做出的妥协，更倾向于将齐普拉斯的让步视为某种战术性的撤退，而非与欧元区加强合作、推进改革的真实意愿。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德国才始终拒绝对是否进一步援助希腊进行表态，默克尔更倾向于再等等看，并公开表示现在讨论对希腊的进一步援助还为时尚早。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亦表示，欧洲央行不会取消相关规定并允许希腊发行短期公债以帮助希腊避免融资紧缺，只有认为希腊遵守纾困计划条款并有望获得支持性评估，才会恢复向希腊银行业的正常授信。

为了打消欧洲的顾虑，进一步增强欧洲对希腊的信任，齐普拉斯政府不仅在3月5日提交了更为详细的改革清单以证实其改革决心，而且还从政府储备、国家养老基金和医保基金中“凑钱”偿还了部分到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应该说这一系列动作，的确有助于齐普拉斯政府获得总金额300亿～500亿欧元之间的第三轮援助，然而问题在于，这笔援助的获得并不是无条件的。一旦齐普拉斯政府在养老金改革、私有化及简化增值税等方面向欧洲央行让步，实际上就意味着齐普拉斯放弃了大部分在竞选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这对齐普拉斯政府而言可能构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二期救助协议延期之后，希腊街头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抗议，许多愤怒的希腊人开始把这位帅气的左翼政治家视为“骗子”与“叛徒”。民粹运动的悲剧性在于，它只能展现愤怒，却毫无建树。一旦重归现实，所有的梦想与激情就只能沦为虚张声势的荒谬梦幻，而在梦幻中通过画饼充饥上台的政治家，也难逃煽动民意却最终为民意所绑架的宿命。坦率而言，齐普拉斯政府的前途并不乐观，它或者被民意重新绑架上对抗欧洲的道路，或者在外部压力下低头从而丧失自己的统治基础。

默克尔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对于德国来说，关键不在于债务问题而在于改革问题。今天的欧洲债务危机，其实反映了欧洲两个根本的困境。第一是欧元区的搭便车现象。欧元的一体化带来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给高失业、低增长的东欧等国创造了较好的融资市场，从而使得原有的一国经济环境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物价机制的合理平衡被打破。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对称的结构下，一个国家不负责任的透支行为所带来的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负面影响为整个欧元区所稀释，从而刺激了各国财政超支的现象。尤其是对于处在经济境况不佳的小国而言，这种赤字诱惑力尤为强烈。希腊、葡萄牙等国的赤字问题在本质上都由此而生。

第二是欧洲社会中的福利与税收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通常应该与其税收一致。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公共产品的公平支付，体现了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重则福利高，税收轻则福利低。通常自由主义政党（右派）主张减少税收、削减福利从而增加市场的活力，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左派）则主张提高税收、增加福利以促进社会的平等与正义。左右两派的主张都各有吸引选民的地方，也通常通过交替执政而让国家达到税收与福利的基本平衡。然而问题在于，随着西方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民主参与的扩大，任性的选民越来越多。他们既喜欢右派的减税，也喜欢左派的福利，而且常常要求执政者同时提高两者。尽管有理智的人都知道，低税收与高福利如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在选举过程中，为了吸引选票，左右两派还是竞相贿赂选民。左派通过增长福利以吸引群众，却不愿同步提高税收；右派通过减税以获取民心，却不敢降低福利。如此循环交替，国家税收能力越来越弱，福利水平却越来越高。人民用政治权利“勒索”统治精英为他们提供本无法同时享受的高福利与低税收，从而逼迫政府以举债来维系生存，最终酿成民主的赤字困境。3月18日，在欧洲央行新大楼举行落成典礼之际，在法兰克福市区同时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欧洲央行当前推行的紧缩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默克尔在希腊债务问题上的强硬并不仅仅是针对像齐普拉斯政府这样习惯于通过“讹诈”与“投机”来搭便车的不负责任者，而且也是针对长期习惯于高福利的欧洲民众。在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今天，欧洲必须经历痛苦的改革才能重新获得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政治精英也必须承担起引导甚至对抗民意的责任，而不仅仅是靠空头支票来贿赂任性而短视的选民。问题在于，欧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不能在单一主权的基础上构建财政、货币、税收以及地方间的转移支付体系。今天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德国主导欧洲改革的一次机遇，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德国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的伙伴。对于希腊这样的国家，这是痛苦的、残酷的，一定意义上也是“不公平”的，但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质”上提升的惟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