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关系未来在于相处之道

与翟相识已十年，十年间有过三次长时间的“坐而论道”，第一次是2005年在悉尼谈地区研究的方式方法，第二次是2010年在北京谈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共处，第三次则是今年5月某天在未名湖畔谈中国与东盟关系。此时翟已成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教学之余专攻全球视角下的东南亚地区及国别研究，间或参与“一带一路”以及我国边疆省区发展的参谋咨询工作。

接地气

东南亚问题是我们的钻研方向和业务积累的最大交集，但对于枝缠藤绕的对象国研究，我一直抱有敬畏之心，扎不进去。对谈从我的一个私人性质问题开始：中国成长得那么快，俨然成了改造“地球村”的力量，学术界逐“大”成风，钻大问题、谋大战略、讲大格局、推大博弈，你却反其道行之，择“小”而栖，会有寂寞感吗？

翟笑答：“不会。”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大”与“小”是一体两面的，前者提供骨架，后者创造血肉，一个成熟国家的成熟战略既需要有站得高、看得远的宏观布局，也需要扎实细致的微观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后，翟更忙了，每年都要下几次“南洋”，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配合西南边陲省份完善与主要邻国加强区域合作的指标数据模型和风险调控机制，协助当地高校普及东南亚学研究，以及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

谈到“一带一路”，我们都相信，这是一个必将对亚欧大陆地缘经济和政治面貌产生深远影响的宏伟布局。然而其最大的难点和不确定性并非在于规划，而是落实，这可能需要等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分晓，之后将是不可逆转的，关键则是要“接地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泛亚铁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济圈等轴心工程的成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各自“海丝”战略的对接，以及南海争端的管控，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前景无疑有着全局性的影响。

翟开展对象国研究的“地气”主要接自广西，对这个省份顺势而为、主动有为的意识推崇有加。200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定址南宁后，当地政府打破向中央等政策、要政策的思维惯性，在十年历练中大打越南牌、东盟牌，将其与地方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主动进行战略升级，终于把广西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龙头”省份，如今比较顺畅地接续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翟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对落实‘一带一路’有着极高热情，没有那么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是一些富有创意的合作思路的发源地。我建议中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多做些‘田野调查’，也到地方去寻找灵感。”

翟回忆起2004、2005年间越南高层提出“两廊一圈”倡议后的情景。那是一个旨在建立“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合作规划，得到中方积极呼应。广西则借势形成了“一轴两翼”构想，“一轴”是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两翼”分别是接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陆上合作之翼、接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形成的海上合作之翼。

广西和云南作为面向东南亚的两个重要边疆省区，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但也存在对外开放发展的竞争。2003年以前，云南省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走在广西前面，而今受累于中缅边境地区复杂状况和南亚东南亚交汇地带安全局势混乱、发展水平滞后等客观原因，遇到一些困难，一直在探索突破性的思路。

这种比较，在翟看来，属于“国内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起作用的结果。所谓“区域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中央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当作首要目标，并把地方官员的发展和辖区财政收入与其辖区发展成就相挂钩，使得地方官员做出反应，既致力于辖区发展，也主动参与辖区间竞争，极力谋求比其他地区更好的绩效，从而在宏观上导致出现区域内发展迅速、区域间矛盾突出的现象。第二个层面：地方省区发展战略的设计与实施越来越能与国家整体战略相结合，形成更加紧密的央地协同模式。广西和云南即为主动承担国家战略打造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内外要素的新集聚，从而带动自身发展。翟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背景下，依托中国整体，发挥相关省份的分工协同作用，全方位推进对东南亚的工作。

“云南之痛”应该不会再延续太久。最根本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将做大西南省份对外区域合作的蛋糕，有助于降低广西、云南两省份的同向竞争性。翟介绍，西南省份已在着手推动打通自甘肃分别至南宁、昆明高速陆路通道。如获实现，将意味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架起桥梁，中国与东盟合作将因获得“一路”与“一带”的双重驱动而形成更加普惠、共赢的内外格局。

行大道

“你持续关注东盟的‘大国平衡’或者‘平衡大国’理念，试图把‘小国大道’做成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理论命题，进展得怎样了？”我把对话引到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上。

翟承认“小国大道”的提法不够严谨，相关理论构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些东盟国家未必愿意被视为小国，而在拥有六亿总人口的“东盟共同体”建成后，继续把“小”的标签贴在东南亚身上就更不合适了。所谓的小国，是指与中美等大国相比的相对性概念，他们如何在大国间求生存、求发展、求权力、求道义，玩转大国平衡，的确有“道”可循。翟坚持把介绍东盟与外界相处之道作为教学重点，希望自己指导的年轻人通过加深对东盟的了解提高尊重的意识，主动拒绝大国沙文主义，以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心态看待日趋多元、平行的世界。

“他们通过地区合作与大国平衡塑造新的地区安全结构;他们通过争取做轮轴国家来塑造新的地区生产结构;他们缔造东亚合作的初衷是为建立能保护小国的地区性金融结构;他们通过完善和运用‘东盟方式’来构架新型地区规范结构。而结构产生权力。”这段话引自翟多年前一篇介绍东盟的小文，受到英国新现实主义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和“结构互动”理论的影响。斯特兰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权力来源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这四大结构的互动。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大国定乾坤，小国无外交，大国天经地义地比小国拥有更多权力。这种认识往往会蒙蔽我们对小国能力的观察，把我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俯视的角度上。而东盟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大国改变世界如风生水起，重造势;小国改变世界如风行水上，重借势”，翟说。“东盟国家不可能不让大国赢，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而东盟国家的根本宗旨则是实现地区赢，在大国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壮大，这是地区政治的现实。”

回避矛盾、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既能对内缓慢培养地区意识，也能对外谨慎周旋于大国之间，在建立地区规范时也创造了大国愿意遵守的国际规范，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于同宗，共同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芒。

这是一个步步升级、基本上每隔十年便有一次跃升的过程。相互理解、尊重、包容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必须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从东盟组织和一些东盟国家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对全球化、区域化的认知，多边外交、地区合作、自贸安排、治国理政的经验，甚至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遭遇的挫折对中国来说也是可引以为鉴的。而中国作为大国在学习、交往过程中展现的谦和风范则为东盟对华信任的不断增长提供了重要基础。

然而，当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第五个十年，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现象是，中国在东盟心目当中的道义形象并没有随实力迅速上升而同步增长。一些东南亚国家官员对所谓中国“自傲情绪”、“必胜主义”的滋长颇有微词，认为中国开始居高临下，“不易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形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东盟内部个别国家在争议问题上要挟、欺负大国，向中国身上泼污水;二是双方综合国力差距越拉越大，相互战略利益结构和心理状态发生变化，一方更加自信，一方更加敏感;三是我们自己一些官员、学者在与东盟国家打交道时确实变得不够尊重，表现出令对方难以忍受的强势;四是来自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的竞争、干扰。

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既是利益融汇的平台，也是制度建设的平台，更是权力竞争的平台。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需要确立持久的感召力。而这，靠即便在国力迅速增长期也要放平心态、降低身段、保持谦和;靠提高向东南亚邻国提供与国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的能力;靠在争议问题上切实展现管控分歧的能力和对话谈判和平解决的诚意;靠与美国等其他力量协调利益，谁也不要谋求绝对安全、绝对势力，避免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的二元对立格局，二者互不兼容。

翟把这些必须通过综合施策才能争取到的结果叫做“适应性共赢”。他喜欢引用秦汉时期道学家黄石公的一句话：“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中国与东盟打交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大国沙文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歧路什么时候都不能走，而战略手段当中经济与安全失衡的局面则需要有意识地加以改变，否则，不断透支“发展红利”，却换来对方防范意识的上升，最终整体失去东盟，就太不划算了。

谋新局

正在进行转型的缅甸是反映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变化的一面独特镜子。中缅长期友好、互称“胞波”（缅文“兄弟”），中国支持缅甸以渐进、稳定的方式实现转型，曾经在缅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然而，随着军政府推行改革、外部势力纷纷进入缅甸，以及缅北局势的动荡，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缅甸的战略优势逐渐发生了易位。

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翟对这种“易位”表达了担忧，并且借用德国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通过分析内外力的共同作用来推断缅甸转型的前景。他指出，缅甸自身对民主发展和民族和解的追求是推动转型的主要动力，东盟一体化建设以及大国的作用力则是缅甸转型在地区和全球体系层面的两种辅助性动力，这三种力量相互交织，汇聚成推动缅甸转型的历史合力。缅甸能否继续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其政府能否驾驭和协调好这三种动力。

东盟又何尝不是正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受到“正反合”的作用力？而经过这些年的经营，中国既是东盟无法回避、不可忽视的最主要外力之一，也已成为深度参与到“东盟共同体”建设中去的内力。既然如此，能否防止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东南亚方向上战略优势易位便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又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道行。

我们都做不到全然乐观，希望为理顺中国与东盟关系当中的“正反合”之力做些事情。翟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能够锻造出一种“交流文化”，为此正在广西大学筹建基站。这一新概念虽然在字面上同“文化交流”相比只是颠倒了词汇顺序，但内涵却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让交流成为一种习惯，理解成为一种文化，难道不正是中国与东盟彼此相处之道的题中之义？

近三个小时的聚谈很快过去了，一些话题来不及触碰。毕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中国周边战略的推进则与世界体系的变革同步。对相关话题的探讨永远是开放的、发散性的，铺开了就很难收回来，也不可能一夕谈透。握手道别之际，我在想，再过一个五年，我们再次“坐而论道”的话题和心态又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