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北京的最后一个“乡下人”

半个多世纪以后，这句话依然炙手可热。从此，沈从文这个名字便向湘西风景如画、民俗淳朴的边城作永远的告别，而进入了北京城的记忆。

沈从文刚来北平的那年冬天，困顿在湖南会馆一间没生火炉的小屋，弹尽粮绝，连棉袄都买不起。幸而郁达夫根据一封信冒着鹅毛大雪找到了这位陌生的文学青年，发现他在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于是立即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出去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给了他……

沈从文20岁以前长期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沅水流域）毕的业。”北平对于他，不过是一座继续流浪的城市，只不过乡村流浪汉变成了城市流浪汉。

青年沈从文的性格魅力是流浪造成的，包括他大多数作品的素材，都取之于早期流浪的阅历，从旧中国农村的水路、陆路直到都市的柏油马路，流浪汉的心永葆青春……青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著名的流浪汉，有人曾拿他跟马克・吐温相比，根据年轻时相似的经历，笔者觉得他还有高尔基《在人间》及《我的大学》时期的影子。

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返回北平，因胡适的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随同清华、北大师生（当时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昆明。两度离开北京城皆为避难。

1946年，沈从文携家眷绕上海回光复后的北平，其后半生便完整地属于北京城了。

沈从文三进北京城，最终回到北京，是颇受欢迎的，子冈当即在《大公报》发表《沈从文在北平》一文，兴高采烈地告诉读者：“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在他眼中，刚刚从沦陷的历史中挣脱的焕然一新的北京城，亦将因沈从文的重新出现而增添那么一丝光彩。

沈从文生长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的文风与人格都带有蛮荒之地所孕育的淳朴与野性，如施蛰存所说：“……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理解的基础。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

沈从文一贯自称是永远的乡下人，甚至在向张兆和求爱时也诗意地表达“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心有灵犀地给他回了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弄得发报员好生奇怪，猜不出是什么暗号。

他移居北京后，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广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绅士气，但仍然带有乡村绅士的倾向：“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施蛰存语）

他成为北京人后，由于血统与身世的缘故，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北京文人。当然，沈从文自己意识不到这点，1933年他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诱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沈从文作为“海派”与“京派”之争的始作俑者，对自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京派文人不无自豪。

李辉转述过陈思和在《巴金传》中对20世纪30年代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文人的评价：“这些以清华、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几代由作家、理论家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形成的。”他进而联想到：“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是否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意：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在构造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将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结为一体，该是同样的美妙。这种不安分，后来被以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湮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

李辉把沈从文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称为“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这自然与沈从文生活在爆发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城，以及他个人努力弘扬京派文人的精神不无潜在关系。

沈从文后半生是寂寞的，简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两人，北京给过他辉煌，也给过他萧瑟。虽然他的后半生属于北京城，但解放以后由于一言难尽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别了自己的文学时代。他改行美术考古学，在故宫博物馆的青灯黄卷中浮沉，由文学转向学术，另一个沈从文出现了，并推翻了自己的前身。

沈先生的后半生，是在自己的文学废墟中凄凉地度过的。当然，他也在废墟中一砖一瓦地堆砌起另一座全新的宫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以说他并不是完全的失败者。黄苗子曾评价过沈先生后半生在文学上的荒芜（即作家身份的过早终结）：“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沈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幸好他后半生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称为“前无古人的巨著”。他不再剖析今人的灵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饰。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他在北京城里一段人生的结晶，可算献给这座作为其生命归宿的城市的一份厚礼。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

黄苗子也曾辛酸地描绘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沈从文：“天安门城楼上的男女厕所，沈从文认认真真地天天去打扫（后人如写‘天安门史’，应该补这一笔），他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一座马桶。”

“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留存的自己著述的样本被全部销毁，他好像并未感到可惜，更不加以回忆。云开雾散之后，沈先生的传记作者凌宇前去采访，惊讶地发现：“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许多作品及一些笔名连沈先生自己也忘却了……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却的笔名发表的作品，便请沈先生加以验证。”

据说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形，凌宇说出一篇待验证的作品名称，沈从文摇摇头：“记不得了。”于是凌宇便复述作品的内容。还不等他说完，老人便孩子一样天真地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他笑着，眼里有了泪花，似乎很高兴。

以《边城》为代表作的沈从文，是属于北京城的，又是永远属于湘西的边城的。他永远是边城的哨兵。沈从文的故乡是湖南的凤凰。他本人就是一只凤凰，一只能在烈火与灰烬中获得新生的神话之鸟。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从蛮荒的湘西第一次来北平时，肯定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他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来到城市后通过回忆写下的，主题依然是魂索梦绕的乡情民俗。因而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又是一个不断怀念着乡土的城里人。

他即使在干燥寒冷的北方城市，文笔仍然凝注着旧中国南方农村河流与泥土的气息乃至巫鬼诗情，仿佛刻意要为城市读者创造一个乡村的神话。沈从文不曾割舍自己灵魂的根须与远方广袤原野潜在的联系，他的乡土情感是真正的城里人（或城市文人）无法想象与比拟的。他既为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吟唱了一曲划时代的挽歌，又为缺乏想象力的现代城市生活馈赠了一首天外来音般的田园诗，炊烟弥漫的乡愁因为都市背景的烘托而愈显缠绵悱恻。

他不仅是乡下人，更是乡下的诗人，一位农民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仅是城里人，更是一个反复咏诵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的城里的隐士。至于他的后半生，又做了北京城里的文学隐士，告别文学而归隐，隐逸于秦砖汉瓦、青灯黄卷……

沈从文曾于20世纪40年代写下自我预言：“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笔者估计，随着现代大工业文明对乡村精神的蚕食与消化，又有谁敢于把乡土情感视若至高无上的精神财富，至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它已接近于没有传人的遗产了。

所以，沈从文，也将是中国文坛上的最后一个“乡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