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创作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他的诗、词和散文在北宋文学中都是成就很高的。

苏轼创作所触及的社会生活面比之同时期的许多作家都较为广阔。他长期在各地游宦，与种种不同身分的人物过从交游，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使他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面貌。他对词的题材领域的开拓，更具有突出的革新意义。苏轼也关心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诗词。然而对于这个主题的表现，一般说来，是缺乏广度和深度的。

苏轼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是他创作的共同特色。他称赞一位朋友的作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其实他自己的诗词和散文常常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正是对于这个特点的自评和自夸。他的七言古诗、词的长调和议论文字等，更是才情奔放，气势澎湃，而又能收能放，舒卷无不如意。他的许多作品又表现为婉转含蓄和轻灵流丽。风格的多样化是作家艺术上趋向成熟的一种标志。除了共同特点外，诗、词和散文还各有不同的风貌，对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和手段都有所变化和发展。

苏轼的诗保存下来的有四千多首。跟词和散文比起来，诗的内容较为丰富。

他写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其中大都和反对新法有关，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赠孙莘老七绝》、《寄刘孝权》、《戏子由》等。它们表现了诗人悲剧性的思想矛盾：他真心地希望人民生活能够有所改善，但又竭力排斥能给他们带来一定好处的新政。这是受了顽固的旧党立场的影响。然而，由于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这些诗中对生活现象的具体描写，主要不是落后的政治思想的简单图解，而是反映了某种真实。如“风霜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臥青泥”（《吴中田妇叹》）的深沉感慨，“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做基础，显出特殊的真实感。他的比喻是更具特色的。他不仅把辞别的旧岁比成游向幽壑的蛇（《别岁》），用历史人物的性格来比拟不同的茶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而且往往接二连三地用多种形象来形容事物的一种状态。如《百步洪》一口气用七种形象来写水势的汹涌，造成很好的艺术效果。一句中连用两个比喻，这在别人的诗中尤为少见。

苏轼自由奔放的风格往往又与缜密的观察和细致的表现结合在一起。他的优秀的咏物诗都可以看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答谢民师书》）的功力。他的七古长篇注意布局谋篇的完整，使之虽有一泻千里之势而又能“文理自然”。苏轼诗的特点还在于：作为诗人，他对事物的诗意的感受有时并不比他的观察和思索更敏锐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诗，可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但诗的形象往往不够鲜明和饱满，而以一种理趣见胜。即使像《题西林壁》、《琴诗》等，它们获得人们的喜爱，也并不由于其中有多少诗味，而是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突然揭示了带有哲理性的问题，说出了一般人心会而不易说出的东西。这种哲理诗虽然吸收了禅偈的机锋，但和他那些枯燥无聊的“禅诗”是有区别的。

苏轼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这是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也是宋诗的一个共同特征。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比之韩愈等人，也较少矫奇立异的弊病，如《凤翔八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子由论书》等还是可读的；但他同样无法克服议论化的根本缺点：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的损害，并且容易造成诗歌语言的松散。议论化又和他的矜才炫学的习气相结合，更是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创作的成就。一是用典。苏轼诗中虽有个别用典较能帮助意境的创造，但大都是典故的堆砌。像《贺人生子》、《戏张子野买妾》等，句句用典，有的甚至一句用两个或三个典故。有不少典故在他诗中重复使用。他几乎袭用了《庄子》所有的寓言和警语，又大量采用佛典。这就使作品变得滞闷和艰奥，人们往往被一大堆典故挡住去路，很难立刻进入诗的境界。另一是和韵。魏晋以来，诗人唱和本来是不拘体制也不袭原韵的，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皮日休和陆龟蒙等人稍开和韵风气。到了苏轼手里，每每与诗友“数往见之，往必作诗，诗必以前韵”（《岐亭五首序》）。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反而津津有味地当作写诗的目的。他不仅跟朋友们往返酬和，而且和自己诗的韵，和古人诗的韵。《滹南诗话》中指出，他的诗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者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在这大量和韵诗中，佳作确实不多，和他有成就有特色的诗相比，显得很不调和，难怪引起有识见的评论家对于诗人浪费才华的惋惜。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语言的革新。和这相联系，他创立了与传统的婉约词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这给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但是苏轼的诗本来就有“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他在“以诗为词”时，也把这些东西带进词的领域，这就是词的散文化和议论化。这方面的尝试，一般说来是不成功的，也是不大容易成功的。他也在词中开了用典与和韵的风气，还喜欢把别人的或自己的整首诗原原本本地“隐括”入词，更是不足道了。苏轼在文字技巧上的这些尝试，有的促使艺术发展，有的却往往作茧自缚。然而，这在词中还没有成为严重的倾向。他对词的贡献比在诗的方面是更为出色的。

词在五代和北宋初年，题材很狭窄，大抵不脱伤离别、男女恋情之类。其间范仲淹、柳永等人作了一些开拓，稍有进展。苏轼的三百首词大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山川景物、纪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感旧怀古等都大量写进词里。词从“樽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名的〔水调歌头〕（“时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最能代表这种革新成果的有：

明月几时有？把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

写中秋怀念亲人，写赤壁凭吊古迹，这在以前词中已经是不多见的。作者的“人有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和“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观念，又给这个题材以新的内容。这里自然有着苏轼个人的东西。前一首写于熙宁九年（１０７６），离京游宦已达五年，在家庭生活中，丧妻别子，也更形孤寂；后一首写于被贬黄州时期，经历了更严重的政治打击。然而，它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一切怀才不遇、有志无成的人们的普遍苦闷。作者面对无限的江山、悠远的历史和有限的人生，只能用“人间如梦”来聊自宽慰；或把生活中的不如意归结为自古难全、永远不能解决的人生之谜。因而两首词都不同程度地流露了消沉的情绪。但是，词的主要客观意义却是由一些最吸引人的形象来体现的。这就是“琼楼玉宇”的纯洁清景，乱石惊涛的瑰丽江山，“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雄姿英发”的英雄豪杰。词的基调应该说是健康乐观的。这里反映了作者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于历史人物的向往。这些正是豪放词风的思想基础。两首词都把抒情、写景和议论熔为一炉，结构动荡跳跃，也是词的新手法。

苏轼进一步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因而，与诗一样，他也在词中抒发慷慨报国的爱国主义激情。〔江城子〕（《密州出猎》）出色地塑造了一个洋溢着“酒酣胸胆张”的豪情、怀抱着“挽弓射天狼”的壮志的诗人自我形象。〔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帕首腰刀是丈夫”的从军壮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热烈呼喊，都表现了豪放派的精神。

苏轼差不多是第一次把农村题材引入词中。在他以前，只有五代词写到一些渔夫、浣女、莲娃的形象。然而，那里的渔夫实在只是隐士的乔装，而农村少女则是被当作民间美人来描绘的。苏轼在〔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等词中，虽然也不免渗入诗人自己的主观情趣，但他笔下的老农、村姑、幼童、渔人、船夫等，都有一种劳动者淳朴善良的品质。他写田舍风光和农村习俗，也较有真切动人的泥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