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岳阳楼记》之“古仁人”

《语文学习》（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刊载了《〈岳阳楼记〉之“古仁人”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文章对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岳阳楼记》“古仁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把“古仁人”注释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是没有深考作者的思想和置字义于不顾的结果。“古仁人”所指为何，这是个一向不大为人所深究，但又确有必要弄清的问题。《探讨》把它特别提了出来，以期引起语文教师的重视，这无疑对于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有益处的。

“古仁人”，到底应该作何解释才符合作者范仲淹的本意？恐怕首先需要弄清“仁人”一词涵义的演化。我认为这里的“仁人”不宜简单的理解为“仁人”，实则它已经过长期使用成为一个新词，且常与“志士”连用在一起，古人对其用义也不尽一致。《论语·卫灵公下》：“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朱熹注释“仁人”为“成德”之人，朱夫子是提倡修身养性的，所以着眼于“成德”的一面，所以后来释“仁人”为“品德高尚的人”或“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都没超过他的见解。《尚书·武成》：“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显然是着眼于立功的一面，而非以德见称。《左传·昭公三年》，载齐景公听从晏婴的话，为之省刑，然后称：“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表明“仁人”是济世利民的。《庄子·骈姆》：“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这里的“仁人”又是忧天下之忧的了。《汉书·东方朔传》：“故卑身贱体，悦色微辞，愉愉，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杜甫诗《古柏行》：“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等等，则大都是把“仁人”视为志行坚贞、济世利民的治国辅君之才。因此，把“古仁人”释为“古代品德高尚的人”，固然有点以偏概全，未能达意，可是，就如《探讨》那样，释“古仁人”为“古代仁爱的人”，也难免失之拘泥，忽视了词义发展后之丰富内涵。看来把“古仁人”解释为“古代有志济世，忧国忧民，品德高尚的人”，似较符合实际。须知范仲淹是位熟读古代经典的人，他对“古仁人”的含义不仅深刻理解，而且对“古仁人”的精神也是身体力行的。所以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中称道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⑴这里的“有大节”和“有志于天下”，可以看作是对范所谓的“古仁人”的特点的具体说明。自然，这一点也可从范的一生言行中得到印证。

至于“古仁人”是否如《探讨》所说“特指孟子而言”呢？我认为：不是特指孟子而言，而是泛指包括孟子在内的前贤而言。应该看到范仲淹并没有把孟子看作一心“与归”的“斯人”。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常常提到他所仰慕和效法的，是三代两汉以来的前代圣贤。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其《上资政晏侍郎书》里，在这封信中，当他向器重和提拔他的前辈晏殊详述自己的学行与志趣时，把伊尹、太公、仲尼、管仲、蔺相如、诸葛亮、陈汤、祖逖、房乔、姚崇这些人，都列举了出来，然后说：“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⑵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两点：其一，范仲淹所向往的“前代圣贤”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理想人物的“群体”，他们就是以伊尹、孔子等为代表的情怀伟大、忧国忧民的古之仁人，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中的一些优秀代表。这些人物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就是范仲淹的思想渊源所在。其二，范在信中没有提到孟子，至少可以说明，孟子并不是他心目中特别所“好”的前贤，因而也就难得出范的政治思想是“继承《孟子》当无疑义”的论断。诚然，范的“先忧后乐”的见解脱胎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不过对此前人早就说过。元代张临在《增修范文正公祠记》中说：“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生志也。”⑶可惜张临仅仅看到两人思想有联系的一面，而没认识到二者有区别的一面，那就是范仲淹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了孟子。早在南宋的王十朋在其《读〈岳阳楼记〉》一诗中，就有过评价：“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显然，孟子的“同忧同乐”是不能同范的“先忧后乐”同日而语的。再说范仲淹在他的诗文中，提到孟子的地方并不多；即使提及，也没有从正面歌颂，不象对孔子那样肯定。应该承认，孟子的“仁政”思想，确实对后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孟子在北宋时却并不怎么受人欢迎，乃至遭到非议，范仲淹的好朋友李覯（泰伯），就是一位有名的贬抑孟子的人。他曾尖锐的批评孟子只讲仁义，反对“曰利”是偏激。⑷对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在探究“古仁人”的问题时，也不能不考虑到。

总之，对范仲淹的思想渊源不宜理解得过于狭窄，更不宜把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看成是孟子个人。客观的说，范文中所提到的“古仁人”，应该是指前代那种忧国忧民，既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优秀人物集体，或者说，理想人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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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范文正公集》（二）《褒贤集》第三一五页，

⑵同上书（一）卷八第七○页。

⑶同上书（二）《褒贤祠记》卷一第三二五页。

⑷《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九《原文》：“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