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茜谈父亲梁实秋

梁文茜是梁实秋的长女，迄今生活在大陆的惟一一个梁实秋的子女。１９８７年梁实秋遽然在台去世，梁文茜急欲赴台奔丧，台湾当局不予放行，成为当时社会一大新闻。我那时始知梁文茜其事，结识其人是最近的事。我想为梁实秋先生编一本“别样”的散文集，为版权事宜专程进京叩访了梁文茜女士。

梁文茜原是北京参事室参事，业律师，曾任北京四海律师事务所主任。现已届八十高龄，在北京寓所安度晚年。她虽年事已高，但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强。在我们谈完书稿事宜后，话题油然转到梁实秋身上。

文茜说：我父亲首先是一个教授，编了八万多条词汇的英汉字典，作为学习工具。无论他早年在大陆，还是后来在台湾，终身从教，是个地地道道的教书匠，他桃李满天下；其次他是个文艺批评家、散文家和翻译家。谈到译事，梁文茜颇自豪地说：父亲除教书外，把毕生精力投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上，皇皇四十一卷。一个翻译家以他的“一支笔”用四十年的时间译完莎氏的四十一本书，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我问：为什么梁先生不找人合译呢？

梁文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青岛大学教书时，胡适提议，请闻一多、梁实秋等四人合译莎剧。因各有各的原因，其他三位没有动笔，只有我父亲一人动真的，译了起来。他越译越觉得莎士比亚的伟大，兴趣大增。尽管他人退场，翻译的难度很大，他还是坚持下来了。父亲勤奋又敬业。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作时叫人坐卧不安。可他一伏案工作就把这一切都忘了。一次他的痔疮复发出血，血水透过裤子洇到坐椅上，他一点也不知道，还是母亲(程季淑)发现了，为他缝了只棉垫，让他坐着舒服些。到台湾后，他仍继续莎剧的翻译工作，直到他七十岁时才将莎剧全部译完。

在谈到父亲的成就时，梁文茜多次提及她的母亲。她说家务杂事、子女教育全由母亲一人包揽，父亲是既不动嘴，更不动手的。父亲的成就有一半应记在母亲的账上。母亲去世后，父亲写悼文《槐园忆梦》时，在书桌上自悬一条警句：“加紧写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他是泪水和着墨水写的。

当话题转到梁实秋的为人，梁文茜说：父亲的敦厚、谦和是有名的。他说话幽默，心地善良，与人的关系融洽。特别是对家中的佣人们，他从不以主人的身份摆架子，而是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地位平等。梁大妈在我们家里一做做了二三十年，照顾过我们母女两代人。梁大妈的儿子要结婚没有房子，家中的房子本不多，我父亲硬是挤出一间给梁大妈的儿子结婚，还送新娘子一件首饰。八十年代，我父亲写信回来时还常托我问候北京的梁大妈。一次还寄了五十美金，嘱我买盒点心送给梁大妈。当我把点心和父亲寄来的五十美金送去时，梁大妈感动得不得了，直说“梁先生真好！”

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住在青岛。别人家的房租都是一月一月的交，父亲总是喜欢把一年的一下交清。一次，只租用了半年，我们就要搬家了。房东主动提出退还半年租金，父亲拒收，推拉多次。父亲还宽慰房东说，这是我违约，提前搬走，责任在我，就算违约金吧。房东这才没坚持。房东也很仁义，我们走时，他送给我们家许多礼物。

问起梁实秋先生有什么嗜好，梁文茜笑了：一是好吃。我们家好吃有传统。爷爷（梁咸熙，清末秀才）是有名的美食家，自号饱蠹楼主。父亲好吃有胜于祖父，他当年曾是北京厚德福饭庄的股东之一。他的一百多篇谈吃的散文，都是“吃”出来的，像他写的那篇《铁烙蛋》就是当年厚德福饭庄的招牌菜。再一个嗜好是下棋。梁文茜指着身旁的围棋对我说：“我们全家都会下，下围棋传代，传到我孙女王雨荍，她曾是全国少年组冠军呢。”当年在重庆，父亲常与我弟弟文骐下围棋，文骐喜欢悔子，父亲很恼火，两人常为此红脸，谁也不认输。在重庆雅舍旧居里，父亲书房有一张写字台，还放一张围棋桌。父亲把下棋当作一种高雅的休闲。

文茜说：父亲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来未能到北京看看，实在是遗憾。但父亲是爱国的。抗战时，他是国民参议员，不怕危险，到抗日前线视察，鼓励将士抗战。后来到了美国，有人要他入美籍，他始终不愿，只拿个绿卡。说到这儿，梁文茜拿出那张摄有雅舍围棋桌的照片对我说：当年父亲听到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消息时，他正在与朋友下围棋，一时激动，拳击棋盘，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再也没有抠出来。１９８１年夏天妹妹文蔷回北京探亲，我特地陪她到当年内务部街旧居去看看，好向父亲做个详尽的汇报。我发现父亲卧房后一棵枣树上结满大青枣，我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有颗青枣，妹妹把它带回台湾，作为送给父亲的礼物。父亲看了老泪纵横，把那颗青枣用酒精泡在一只玻璃瓶里，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不时看看。谁知没过几天，那颗泡在酒精里的枣子居然变红了，像颗大红玛瑙。谁说草木无情？大家都说这是“青枣传情”。

父亲的去世很突然，但他早有遗嘱，希望入殓时不穿西装，穿长袍马褂，戴中式帽子。坟地要选在高山坡上，好让他眺望故土。家人都照办了。方便的时候，我希望能移灵北京，叶落归根，完成他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