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在人民法院系统的拨乱反正

1974年底，李先念找江华谈话，告知他毛泽东提名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事。江华答道：“我没有学过法律。”李先念说：“毛主席让你掌握好政策就行了。”197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年近70岁的江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此之前，江华受“文革”的冲击，已经靠边站了8年。从1975年1月到1983年6月，江华连任两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是8年多时间。

江华就任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人民法院系统进行拨乱反正。为了完成这项历史任务，江华顶住各种压力，抓住主要矛盾，先是批判“砸烂公检法”，“文革”后又大力进行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着力使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走向正轨，并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树立起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正本清源，挖掉“砸烂公检法”这个祸根

“文革”中，各级人民法院组织陷于瘫痪。上任伊始的江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意识到要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就要从思想上入手，挖掉“砸烂公检法”这个使人民法院遭受破坏的根子。

1975年10月，江华在一次学习会上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是错误的。此时，“四人帮”仍然在掌权。同月底，在一次会议上，他说：“这么长时间，人民法院没有进行正常工作，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还要不要？我看还得要。公检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所以不能削弱，只能加强，‘砸烂公检法’、取消人民法院是错误的。”江华的讲话，在人民法院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为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法院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1978年4月，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在江华的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是人民法院清除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名称中的“人民”二字，是江华提议加上的。他说：“会议名称要加上‘人民’二字，改为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表明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在开幕大会上，江华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宣传并实行“砸烂公检法”的罪行等，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颠倒过来。

“软硬兼施”，改善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条件

在推进正本清源工作的同时，江华十分重视人民法院的软件和硬件建设。前者是指干部队伍，后者则是财政经费、物资装备建设等。

1975年初，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面临着组织机构不健全，亟待整顿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一批干部，就势在必行了。1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小组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宣布高院没有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没有“五一六分子”和“五一六后台”。1979年，江华继续主持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一批含冤被打倒“靠边站”的司法干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也重新建立起来。

江华还十分注重培养选拔干部。在他的主持下，当时人民法院的司法干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批老司法干部，一批从中央国家机关调进的干部，一批从法律院校择优招收的干部。他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党性强，办事公正，有相当政策水平，身体健康。他说，审判工作没有相当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没有必要的社会常识是不行的，不能分析问题，连法律文书都不会写或写不好，怎么能提高办案质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子英曾回忆道：“江华在四川指导工作时，对我院选拔一些年轻同志到一定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给予很大支持，并直接与省委交换意见，得到省委赞同。对一些不赞成择优选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干部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反映，他说，要正确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知识和重视法制是一致的。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又怎么能重视法制，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保证四化建设呢？”

人民法院要开展正常工作，还需要办公条件的保障。1979年，江华给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建委写信，申请修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和审判法庭，并于当年11月获得国家计委、建委的批准。1983年3月，江华带队到西南地区视察法院工作，对当时严重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人财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给中央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基层人民法院的各种困难：审判干部量少质弱，基层法院干部待遇太低，业务经费严重不足，物资装备紧缺，交通工具普遍缺乏。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这个报告都及时作了批示。为了改善各级法院的工作条件，江华可谓事无巨细。在他的领导下，各级法院的工作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有错必纠，复查纠正冤假错案

然而，由于“文革”的复杂情况，复查工作中的大量“恶毒攻击”案件因涉及批评甚至反对党和领袖的言论而成为“禁区”，司法干部对此心有余悸，因此多数法院在“禁区”面前徘徊观望，复查工作裹足不前。江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着手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引导干部解放思想，一方面抓典型案例，以典型案例的解决来冲破“禁区”。

从1978年7月开始，江华用3个月的时间走访了黑龙江、辽宁、安徽、浙江、江苏5省。在这些省的司法会议或座谈会上，江华反复强调：对冤案不平反、错案不纠正，就是容忍继续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就是维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果，这是绝不允许的。他针对干部的思想顾虑，说：“把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被判刑的干部和群众解放出来，正是分清敌我，保护人民”，“要挺直腰杆，理直气壮，把复查工作抓紧抓好”。

江华的讲话，冲开了干部头脑中的极“左”禁锢，从而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了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全部刑事案件，从中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定。会后，在江华主持下，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并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各地贯彻执行。自此，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打破了坚冰。

不料，1979年春，复查冤假错案工作又出现了波折。有些地方说搞复查是右倾、“刮翻案风”，有的地方甚至说最高人民法院是“翻案院”，江华想当“翻案英雄”。各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工作受到各种干涉，不少干部的思想也开始产生新的疑虑。面对这种情况，江华说：“右倾帽子又来了，你们害怕啥？你就说，找我们法院的总头去吧！我就代表你们，没你们的事。他给我扣右倾帽子，我就回敬他‘左’倾，针锋相对。”

依法办事，树立新时期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人民法院的拨乱反正，是一段“无法无天”历史的结束，也是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代的开始。由江华亲自担任庭长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是这个新时代开始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时期法制建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