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家具装饰审美

白族家具装饰审美 白族家具装饰审美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各自形成的家具体系和风格都不相同,有充满了藏传佛教特色的藏族家具,呈现古朴清丽气息的纳西族家具,散发着热带质朴清凉风格的傣族、景颇族家具等,云南大理白族传统家具与白族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一样,也有着千年以上的悠远的历史及文化背景,以及独特风格。其既有红土高原的少数民族粗犷之色,也不乏江南的清丽。但今天白族传统家具由于研究与开发的不足,长期以来因循旧制,受到汉族传统雕花家具影响较重,严重阻碍了白族家具传统装饰艺术的传承。近年传统白族家具中的彩绘艺术正在逐渐消失,因此对白族家具的研究与开发应该给予重视。

一、大理白族传统家具

现在较为常见的白族家具以木石结合结构的雕花风格为主,以贵重木材进行雕刻加工基础上再配以当地独特的水墨花大理石,形成木框石心为主的白族木雕家具风格。白族木雕家具在白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上,将多种佛教、道教、穆斯林等宗教文化艺术与中原汉文化相融汇,再融合进白族本主文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今天的白族家具可以看出,白族家具在大量吸收了内地明清家具结构工艺和装饰纹样上的制法,与内地家具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今天白族家具在艺术风格展现了既与内地家具有着密切联系,又富有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风格特点。这种多元文化特色的家具艺术在众多的家具工艺中是比较独特的。白族木匠常在家具的靠背、护手、脚止等部位均雕龙绘凤,非常考究。其图案如凤穿牡丹、百鸟朝凤、双凤朝阳、卷云游龙、梅雀争春等,不仅充满了生活气息,且经过油漆或彩绘,更使家具显得古色古香,熠熠生辉。同时又结合了天然大理石的水墨花纹,形成自己独特的木框石心风格的雕花家具艺术。直到清代中晚期,大理石在云南地区依然作为一种名贵的物品,可以想见其装饰应用的范围还不是很广泛。同时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白族传统家具来看,作为现代白族家具主要特点的木框石心风格在近代以前还尚未完全形成。应该是近代开采技术的进步才导致这种家具风格逐步成熟的。在此之前传统的白族家具和其建筑装饰相一致,多是在雕花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彩绘装饰,而这类彩绘装饰的家具在今天的大理白族聚居地区很少见了。

二、大理白族传统家具彩绘艺术

彩绘是白族传统家具中常用的装饰手法,是指在雕花的基础上根据纹样进行彩绘装饰。白族传统家具彩绘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庄跤入滇为当时的云南地区带来了先进楚文化艺术与生产技术,而其中楚国漆器艺术当时在诸国之中最为出名,其传入对后来白族家具彩绘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南地区此时白族尚未形成,但是当地的彩绘家具应是从这段历史时期开始出现的。大理国时期完成的《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是对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切实的反映,画卷中出现的家具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家具彩绘手法已经多种多样,已经很成熟,并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并沿袭至今。二是历史上数次民族大的迁徙与融合,为云南大理地区带来中原汉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如汉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南北对峙,内战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南中大姓乘机崛起,……此时社会相对稳定,内地汉人为逃避战乱,不断迁入云南,并将大量汉文化带进云南[1]。此后明代、清代的几次内地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徙至云南地区,为白族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发展都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将内地的家具制法和装饰手法融合到白族家具中。三是由于云南白族地区从古至今就与藏族地区相毗邻,在文化交流上非常密切。白族人民不仅在文化艺术上,同时在生活、宗教信仰等等方面都展示出了许多藏文化的影子。其中藏式的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的彩绘装饰风格对白族建筑、绘画、家具等艺术的影响也非常大。在今天的白族建筑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点。

三、大理白族家具彩绘艺术审美

白族家具彩绘艺术作为白族人民生活与情感世界的直观的反映,展示着丰富的色彩世界和多样的艺术风格。在今天现存的白族传统家具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以下几点: 2.多宗教寓意在生活中的展现云南白族地区早在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就受到许多外来宗教的影响,逐步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文化特点。这种多宗教特点这对白族的文化艺术,乃至家具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中,可对当时大理地区的家具发展水平与艺术风格可见一斑。画卷中出现了多种几案、椅子、榻等家具,虽然经过画师的美化,但这些家具图样依然是当时云南大理地区的家具发展水平及其风格特点的一个缩影。出现在画卷中的家具,有部分受印度、波斯一带,以及吐蕃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呈现着典型的异域风格[3],同时也有许多典型的中原地区汉族家具,展现了当时大理地区文化的复杂程度。例如在画卷中出现与唐代内地的胡牀结构基本相同的家具,有着一样的壶门,可是大理地区家具受到内地家具艺术影响很深。同时由于此时与印度、西藏等地文化交流较为密切,因此在装饰上也深受密教的影响。家具在一些部位的装饰是典型的密教风格,在边角的装饰及线条上带着明显的印度波斯地区特色。同时还根据雕刻的曲线样式进行相应彩绘装饰,这样的手法在唐代内地家具中很少见。而在《历代帝王像卷》中出现的唐代时期的胡牀有着同样的壶门结构,而装饰上就较为素雅简单。而白族的牀沿就许多莲花雕琢装饰,在脚腿部位大量采用曲线装饰,最后加以彩绘,使得整个家具表现出浓厚的密教装饰风格。当然在画卷中还出现了一些与内地较为接近的家具,装饰不多,基本上与内地的差别不大[2]。如此多种风格家具同时出现在画卷之中,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大理地区文化宗教信仰的复杂。宗教对白族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家具彩绘艺术的影响也是很严重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佛教艺术。佛教思想传入后立即在大理地区迅速得到推广。“密宗最高法师被封为国师。‘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出家为僧和颂读佛、儒经典,已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大理国21个国王中,有9个逊位为僧”[1]。由此可见当时大理地区佛教的普及性,下至民间群众,上至统治阶层都笃信浮图。于是将佛教艺术融入日常的文化艺术装饰中也就成为了自然。各种宗教类型的传入都对大理地区文化艺术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白族传统家具上依然能反映。如现在白族传统家庭依然几乎家家都设置供桌,雕刻着各种宗教图案、故事以及各种传统吉祥图案,并供奉着来自不同的宗教的神灵等。在传统的白族生活中,罗汉床使用也较多,主要在传统习俗保存较好的地区居多。罗汉床从内地传入,是一种三面设围栏的床,又称作弥勒榻,古时常为僧人谈经论道之用而得名。由于大理地区百姓自古崇尚佛教,因此在历史进程中,罗汉床逐渐进入百姓家庭,成为常见的家庭家具陈设之一。同时顺应普通民众的审美习俗而加入了许多的新的装饰元素。今天在各种外来文化习俗的冲击下,罗汉床的使用比例已经很小,装饰也变得简单且平民化,仅在一些传统习俗保留较好的地区,作为婚嫁装饰时使用。由于受到密教,以及后面进入该地区的藏传佛教的影响较重,因此白族罗汉床在色彩上与藏传佛教艺术对比鲜明浓厚的色彩体系较相近,用色都很鲜明,对比强烈。通常在床屏上用透雕和浮雕手法结合,雕上云纹、卷草纹衬托一些传统吉祥或者宗教图案,如莲花座、喜鹊报喜、双龙戏珠、龙凤呈祥、五福临门、鸳鸯戏水以及一些如石榴、大象、牡丹、梅花等带有吉祥祝福寓意的图案。在深色底漆上根据精心雕刻的花纹施以对比浓厚、鲜明的彩绘。

3.自由平和的艺术表达白族家具的彩绘装饰的表现手法与周边民族地区,包括藏传佛教的彩绘以及中原地区的彩绘都有所不同。藏式家具雕花较少,大多在空白部位作些佛教彩绘装饰,或者在浅浮雕的基础上进行彩绘装饰,色彩体系较为丰富、对比强烈而厚重,其形象较为具象,多为佛教法器、吉祥物或人物。而中原地区的彩绘则色彩对比上较为雅致,多以深色为底,其他少量色进行彩绘。白族传统家具借鉴了内地和藏区彩绘艺术的色彩体系,并将两者的色彩揉会,不仅在藏传佛教浓厚、对比强烈的基础上,融合了内地传统家具比较素雅的色彩。同时在色彩的运用上更加的鲜艳和奔放,弱化了藏式家具的神秘感。展现了白族人民自由生活的思想意识。此外白族人民在吸收了大量内地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在刻画形象上也不再局限于与佛教相关的事物,在图案装饰中佛教、道家、儒家,以及民间各种各样的吉祥寓意的图案都大量的运用到家具装饰中,充分展示了白族民间“有用既是好的”的实用思想。图3是一张传统的白族彩绘八仙桌,桌子有两层 白族家具装饰审美 白族家具装饰审美

,可分开使用,上桌面木框嵌以水墨花大理石。下桌面则采用木框结合木格网状。桌子整体以暗红色土漆为底,也有许多以黑漆为底。桌面下为束腰结构,透雕、半圆雕与浮雕手法相结合,雕以卷草衬托的莲花座,在纹样上面绘以绿色、红色和金色来表现。束腰以下的牙板则雕刻着植物抽象的简单线形,并延伸至整条腿。腿部则为典型的兽形腿,整个腿部将狮子扑绣球的形态加以变形,金漆剔红,逼真动人,充分将狮子威猛的气息中结合了民间吉祥表达,整体威武而不严肃,充满了生活平和韵动的气息。这样的造型表达了白族对勇猛动物力量的崇敬,并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此形象中并沿袭下来,并展现了本民族自强不息的性格。整个双套桌无论是在雕花纹样上,还是彩绘装饰上都不局限于特定的文化图案,雕花上施以鲜艳的色彩,整体形态和装饰上富丽堂皇又不失热情奔放,充分展示了白族人民自由奔放的生活与思想。

四、结语

大理白族传统家具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家具的代表之一,在全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在今天,传统白族家具受到内地和沿海家具风格的影响,其中的一些艺术手法,如彩绘装饰开始逐渐消失。白族家具中的彩绘艺术受到内地彩绘、藏式家具彩绘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多元文化、多种宗教艺术以及少数民族自由思想的表达的艺术特征,造就了独特的白族传统家具文化。在现代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如何挖掘白族家具传统元素,是关系到其传承与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