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与证据制度(4)司法制度论文(1)

探究专家证言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人证对科技事实最有效的还原——将间接的与认知主体相距较远的科技事实，借助其他有权威认知能力的主体来披露,既可防止当事一方因与证据的近距离(由一方的科技优势而来,比如高科技致害产品方)的披露片面性证明倾向,更可以使得专业说明以一种更为居中公正的视角来评述,这就隔绝了法官认证可能的被专业门槛带来的认知信息受污染风险.并且上述专家证言只是就法庭据此查明的案件事实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作出鉴别和判断,而不能直接对法律问题作出结论性意见③,进一步减低这种信息传递中可能的对法官公正听审与裁断(涉科技专业方面)的越俎代庖的风险。笔者认为专家证言的作用进一步地扩大表现在一种“专业”诉讼代理人的延伸上,随着诉讼种类的细分,专业律师或者有明显行业特征的律师代理人的出现,使得这种由于科技造成的对证明认知的影响，转向了更具诉讼主导权与参与能力的代理人身上.这种变迁将本来高高在上的科技真实从其背后颇为常人敬畏的科学神坛复归到平等的诉讼对抗空间下,借助双方代理人的专业性优势,让科技真实在交锋之中去伪存真,凸现其更为理性与正确的证明信息。

笔者认为,这是科技平民化的一种应有之义：在带来科技物化形态的使用和广泛触及同时,社会系统经由细化分工之后的自然反应.不但是当事人所依托的代理证明（诉讼）体系的细分, 也包括了法院系统内部的细分(典型的如知识产权庭之类的专业性法庭的分设以及审判人力资源使用的对口①),于是我们在诉讼证据这一的平台上看到了这种自然科技下社会自身的演进,这不也就是科技对于证据仍至宏观诉讼形态影响的最为显性的表现吗?

五、结语：科技的偏执与法律的理性在科技与商界所谓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种审慎地认识，在科技越来越具备人性化的友好界面的外表之下，科技主体天生的对于未知的揭示与探幽品质，也不时更为激烈地冲撞着人类自身神圣的隐私空间，不但是个人主动的：我们无法否认克隆技术专家孜孜以求的对于人类自身复制的执着；我们也无法否认黑客红客们在旧产权制度主导的互联世界激进演出的振振有辞，我们更无法否认科技所具备的迅速切换的时空的能力，将生人社会形态更急剧地推向我们每一个人；还有群体自觉的：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个人权利至上的美国人自动妥协了对个人电话和电子邮件和信件的绝对权利，使美国司法部可以借助间谍卫星等高科技手段对上述通讯进行监视审查。②而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了参众两院日前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更是使之固定化，该法律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执法机构窃听恐怖嫌疑分子的电话并跟踪其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使用①；人类的法律因此有理由反思，反思自身法律制度设计应有的理性品格定位：我们不想将法律背后的立法主体的人性元素张扬在法律之外，而只是将法律的应固有理性凸显，因为我们希望，法律品格如同证据一样，一进入司法阶段就被固化而不容变更。

这种理性的定位，不只是一次厚重的人与法的合法性的转变，更是一份微妙的规范与行为的合理性契合。我们更应该将法律视为人类社会的推动，而绝非只是人类的思维产物。

通讯地址：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刘志骅（邮编：362000），电子信箱：cwxing@sina.com.联系电话：0595-2781017， 013625006094*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律系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系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① 张翀著：《司法证明与科学发展》，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① 即在法庭上，法官要求被告人快速吃下一盎司的大面包与同样的一块奶酪，如果吃时没有困难，则可证其元罪，反之有罪。

在那种情况下，被告人由于害怕“神灵”报应，会心理产生压力，唾液分泌减少，于是口干舌燥，难以下咽。参见自张翀著：《司法证明与科学发展》，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①这是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的一种科学证明思维流派，参见[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N·休伯普著：《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②[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N·休伯普著：《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5页。①参见[美]马哈尼：《作为研究课程的科学家：心理必须因素》，（Baillinger,1976）, 第155页；[美]马哈尼、戴盟布伦:《科学家的心理学；分析解决问题的偏见》，《证知疗法与研究》，美国（1977）229－238页。

② 参见[美]吉彻：《即将到来的生命》，CSIMON AND SCHNSTER，1996，第170-172页。① Peter Murphy，“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2，P105② [美]摩根著：《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发行1982年版，第48页③ [美]Little E.B.Wilson:《科学研究学者论》，DOVER，1990,第232页④ 26 Cal.3d 588 , 163 Cal.Rptr.132 , 607 P. 2D924 . (19

80)① 77 N.Y.2d 377, 570 N.E. 2d 198, 588 N. Y. S. 2d 550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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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② 德国法学界将谢瓦本和汉斯.普雅庭等的观点称为“规范修正说" 详见Musielak-Stanler,G RUNDFRAGEN DES BEWEISRECHTS,S.121ff. 转引自陈刚著：《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4页① 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技术的垄断或者拥有诸如技术秘密的合法的法律保护壁垒。② 参见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3版，第418-419页③ 刘善春等著：《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页。

① 比如拥有其他专业背景的法律审判人员对涉及此专业的案件的优先审判制度的设立。② 参见张梦颖：《27天，美国怎样准备战争》，《经济观察报》，2001年10月15日A2版。

① 胡晓明：《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反恐怖法案》 http://news.sina.com.cn/w/2001-10-27/387149.html，2001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