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对于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对于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一、艺术创作主体———“生活、思想和传统的全面修养” 李可染认为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认真研究自然规律。50年代起,李可染数次出游,走遍大半个中国进行了多次写生。到大自然中进行写生和创作给当时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的中国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多次写生实践,他坚定地认为,要解决中国画笔墨程式化、不能反映现实的问题要靠深入生活,使中国画不断发展、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要靠深入生活。写生在西方画家看来是理所当然,但中国画画家背着画夹在野外一画一整天还是少见的。李可染当时能够走出书房描画大自然真山真水的风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他借助于早期学习西方绘画的功底,将西画的写实手法与国画技巧结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写生使李可染认识到,到生活中去,在生活实践中才能把握最深层的艺术美。他的人物画《观画图》就体现了他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画面生动地描绘出三个身着长衫的男子一起在观看一幅绘画作品。三人年龄、身份、神态各不相同,或捻须颔首或全神贯注。笔墨凝练造型简洁,人物形象极为传神。着名作家老舍先生曾评论可染先生的人物画说:“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4](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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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舍先生的评价质朴而又中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画家不注意观察生活,又怎能创作出这样生动传神的作品呢?由此看来,深厚的生活修养对李可染绘画作品形成成熟的艺术风貌和李可染艺术思想的完善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画一向追求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思想修养是国画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郭若虚曾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5]

李可染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曾经说:“持正者胜,容邪者殆。天下学问,为知谦虚、走正道而强毅者得之,机巧人不可得也。”[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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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总是正确而进步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思想的修养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才能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才能具有强大的创作激情,才能具备远大的艺术追求。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赢得人民的崇敬,不仅在于他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在于他伟大的思想品格。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首要标准就是,作品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就进一步说明艺术家要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不断加强自我思想修养,才能攀登艺术高峰。李可染认为,当代艺术家最重要的思想修养就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坚强的毅力。他认为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做到这三点。思想修养对画家的作用在李可染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严格的思想修养,李可染才能在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李可染还认为艺术家应该学习和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传统而提高艺术的表现力。他说:“传统包括古今中外,包括一切间接的经验,就是除了你自己直接经验以外的一切间接经验。传统是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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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深入汲取传统的营养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套独有的笔法、墨法、构图等技巧,这些都是历代画家们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宝贵经验。要想使中国画得以再发展,必须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在深入研习历代名家的绘画技巧基础上融入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没有传统的修养而奢谈创造无异于空中楼阁。李可染还认为,传统又分为民族传统与外来传统,相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和固守古人传统两种极端观点,李可染对于学习传统的态度是开放的,他强调中国传统和外来传统都要学习。但他同时又强调需要分清主次,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为主,吸收外来文化为次,目的还是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李可染提到的对两种传统的不同态度对于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修养应该是全面而深厚的,它不仅是影响艺术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还是决定一个艺术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条件。李可染关于艺术家修养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后代艺术家们进行自我修养的可行途径。

二、艺术创作源泉———“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

“师法造化”是中国画自古以来的重要传统,明代画家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也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历代大家无不重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李可染也阐述了“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观点。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坛上是以“四王”为正统的。“四王”一派的画家们多对古人师承不遗余力,致力于摹古,笔墨成就虽高但脱离生活。所以,50年代以来,革新中国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中国画家期望中国画也能直接描写现实生活。李可染对此态度鲜明,在发表于1950年的《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中,他提到:“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创作源泉,这源泉,古人讲是‘造化’,现在应进一步说是‘生活’。”[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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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之后,他又多次提到深入生活对于避免程式化倾向、提高艺术表现力的重要作用。李可染不仅提出了“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探索并形成了一条把创作与写生相结合的道路,为画家深入生活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李可染的写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观与勾画,而是写生创作,即写生与某种程度的创作的结合。李可染的写生创作有他独具的特色。

一是对写生对象的反复认识,他强调写生要对客观事物认识、认识和再认识。在不断的反复观察中寻找并发现写生对象的规律,创作出最美的形象。1956年夏天,李可染做了一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万里写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李可染有一幅着名的作品《巫峡百步梯》就是他对景创作的。画家经过四川万县时,突然为眼前景物所动,便在此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顺着万县城边走了几遍,发现县城内有四座桥,但却不在一个视点上。李可染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全面观察,多次走到每座桥下寻找最佳的角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对艺术表现对象进行反复观察、揣摩,才能发现对象最深层的美,从而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是从写生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中国画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前代画家们创造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出神入化的成就。“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破墨山水”、“米家山水”……这些在国画历史上犹如一座座丰碑,为后人所景仰。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画传统在此时并不十分适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了。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诚然。李可染也认为,古法一定要和客观事物相印证,凡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的感情的,就应当放弃或加以改造。李可染对绘画作品中光线表现方法的新探索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发现传统山水画大多表现的是顺光下的景物,从来不强调不同光线下景物的不同变化,这种千人一面毫无创新的表现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文艺发展的丰富性。于是,他从写生中挖掘出逆光下景物的表现方案。他不断地到大自然中去观察摹写,终于创造出李可染式的逆光山水图式。整体单纯、标准明确,强调绘画的整体感与空间感,强化层次带来的丰富的视觉观感,可谓一炬之光,通体透明。前人画水往往用空白表现,李可染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林荫下的小溪黝黑而光亮,于是他打破了前人用空白表现水的方法,画出了黝黑而又光亮的水。这些都是他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绘画技巧,这些技巧突破了绘画的传统表现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可染对于中国画的艺术语言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在写生中要酝酿新的意境。古人作画讲究“胸中有成竹”,在对景久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神与物游,下笔才能如有神。写生要酝酿意境对中国画来说不是新的课题,但李可染对意境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艺术又要求对生活进行高度集中和概括,要求典型化、理论化,从而创造出比现实更美好、更富有诗意、更理想的艺术境界,创造出革命时代新的意境。”[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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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可染的艺术思想一向是与时俱进的,在新的时代中应该创造新的意境,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高于生活的作品,表现生活和客观事物的时代风貌,形成适合新时代的新意境,这便使传统意境的概念得到了扩展,使山水画写生与生活联系更为紧密。

李可染在50—70年代不断提出关于写生的新理论,这些都体现了画家在生活的历练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不断丰富艺术思想。艺术源于生活,只有以生活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如泉涌,艺术生命才会长青。李可染以生活为艺术创作源泉的观点可谓把握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和根本。以造化为师,向生活学习的观念被20世纪的许多国画家所认同。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共同开创了20世纪中国画的新风貌,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李可染同时代的国画家傅抱石也说:“画家对现实生活所表示的热情和态度,也是画家赖以创作,赖以大做文章大显身手的无限契机。”[1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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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表明根植生活、取法自然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画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艺术价值观———“为祖国河山立传”

艺术价值观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往往会使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南北朝王微认为绘画作品的价值在于“畅神”,宋代郭熙要求山水画能满足士大夫“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精神追求,元代倪瓒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更是被无数文人士大夫视为绘画创作的圭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精神被压抑,人的价值被消解,大多数知识分子便通过寄情于山水求得精神的麻痹与暂时的解脱,内心的痛楚反而表现为表面的洒脱。绘画这时便成为他们求得精神解脱与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而且只要社会格局不变,知识分子们心中这种难言的苦衷和精神上的压抑就难以解脱,长期饱受这种精神侵蚀的知识分子只能走进自己构建的“可游可居”的意境,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暂时忘却现世的苦痛。传统山水画的价值观念往往构筑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心理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山水画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 对于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对于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祖国的壮丽河山激发了李可染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李可染认为,江山可以养浩然之气。人的灵秀智慧和高尚情操孕育于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壮丽山水中。李可染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他热烈真挚的爱国情怀和奔放豪迈的民族信心使中国当代山水画焕发出不同反响的时代光彩。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化作恰当的绘画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相呼应,创造了具有当代刚健豪迈精神的山水画作品。

四、艺术创新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五代时期到宋元到达顶峰,明清时期盛行的“四王”过于注重摹古,多以古人丘壑搬前挪后,使山水画丧失了自然的血肉与神韵,形成陈陈相因的僵死画风。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曾表现出对董其昌和四王山水的厌恶。20世纪以来,许多国画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林风眠、徐悲鸿等绘画大师都在革新中国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李可染、傅抱石等则把大师们开创的革新道路继续向前推进。“五四运动”以来,革新国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画此时正处于一个不得不变却又不知往何而变的尴尬境遇中。一方面,中国画在历史悠久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一套绘画传统与技法不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西画细腻的表现现实的能力这时已深入人心,国画也需要在精神气质和题材意境上能胜任表现现实生活的要求。许多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国画家勇敢地担起了这一重任,接受了时代的挑战。李可染就是其中之一。国画大师傅抱石也曾经对友人说,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这种创新意识成为中国画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李可染早年便有心变革中国画,他曾经认真剖析了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形式主义倾向,指出:中国画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成绩,但对我们崭新的时代来说,它已经成为遗产。由于生活的不同,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不同,这就绝对不允许再死板全盘的搬用,否则就是继续走形式主义的死路。因此必须改造中国画,使它适应新的时代和生活,适应人民群众新的审美标准。他立座右铭激励自己:“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后来他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他又说,“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14] 第一,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源泉,同时也是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李可染认为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基本条件。他认定,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些新的内容,才得以产生新的形式。明清绘画之所以走入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状态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堵塞了生活这个创作的源泉,失去了作品的血肉。有鉴于此,他极为反对“伏案于南窗之下,不敢离开古人一步,甘做阶下囚”[16](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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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创作方式,而是把自己的画室搬到大自然中去,独辟蹊径创作出意境清新刚健的中国画作品。他生于苏北,定居北京,又长期在江南、巴蜀地区写生,阅尽祖国大江南北的秀丽风光。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气候相差极大,或湿润青翠或雄壮荒凉的特色给李可染极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他在自传中就曾提到他有感于巴山蜀水之壮丽,以至于他20多年后都不曾忘记。“一天,我刚散步到我居处不远的金刚坡半山腰间,那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回头一看,山下几十里地的水田,一块块都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像一片摔碎的金色的镜子,天边和远处的烟树千层万层,也沐浴在霞光里,真是令人心胸开阔的惊人奇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画。”[1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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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多年后,他的绘画作品《青山密林图》正是以此印象而创作的。李可染在别人还在沿袭传统文人画的死胡同里徘徊时,勇敢地把他从造化中得来的生动感受融入山水画创作中,赋予山水画以鲜活的生命感。这是李可染改造中国画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李家山水”,就没有此后生动感人的山水画作品。

第二,批判地继承前人传统。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革新者,李可染从未忽视过对于传统的学习,他极其重视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李可染常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的过程正是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过程。40年代,他相继师从于中国传统绘画大师齐白石与黄宾虹。他追随齐、黄二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他早期画风飘逸柔靡,从师齐白石后开始变得深沉厚重。他又从黄宾虹那里学习了山水画的层次、气氛、空间等的解决方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富于独创精神的大艺术家,李可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优点与局限,因而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分析有取舍的,正如他所说的“师学舍短”。李可染非常注重对优秀传统绘画的学习。他的画室曾命名为“十师斋”,意指他重点学习的十位画家:范宽、李唐、王蒙、黄公望、石涛、石谿、八大、龚贤、齐白石和黄宾虹。他曾评价道,石涛意境第一,石谿深厚第一,八大用墨讲究,龚贤积墨法突出,黄宾虹用墨前无古人,齐白石意境独创。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李可染对传统绘画做了反复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他取其长而避其短,才成功的把握了中国画革新的方向。

第三,吸收优良外来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外来艺术的刺激是推动民族艺术发展的有效动力。从美术史上来看,中国每次艺术发展的高潮期,几乎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50年代以来,在革新中国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有的要求全盘西化,有的要求继承传统。李可染既不盲目崇洋又不盲目排外。他从历史的高度着眼,提出:“在今天,一切外来的东西,凡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拒绝借鉴、吸收外来的东西的现象。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错误的。”[18](P1

90)东西方绘画在各自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西画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精细、明暗之微妙都是值得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的优秀之处。在此基础上改造中国画就是用外来美术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使之适应新的生活,形成更加现代的表现形式。李可染特别提出借鉴外来美术必须消化吸收,杜绝生搬硬套。他尖锐地指出了艺术界在借鉴西方艺术时存在的简单照搬的弊端,提出西方艺术要与中国传统相结合。

在此思想指导下,李可染完成了对绘画中光线的创造性运用。他把光和积墨法相融合,吸收了西画中光的画法,表现出了黑瓦白墙的反照光、瀑布水流的颤光和蒙蒙细雨下的散光等效果。立足于现代生活,从传统基点出发,借鉴吸收外来美术,这才是中国画革新的正确途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国画家的成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可染以其深厚的传统学养、对西方绘画的深刻了解和长期的实地写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画的革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真正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放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它长出中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