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因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作为社会人文科学一分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的变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向为显学，拥有数千年繁荣兴旺历史，传统深厚，在本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咸与维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体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在世纪末的今天，回顾本世纪古典文学研

究的百年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可以使我们对本学科在本世纪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同时也为下一世纪本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和依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内，总体上说，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着近代型不断演变的道路。学术的近代化，在这里成为百年发展的主线。近代化过程，涵盖着本学科的全体和各个方面，它包括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及作为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结果——学科成果的产生，还有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体现者——学科人才的养成。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化的学术观念，主要包括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如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等；近代科学观念，如进化论的观念等。这些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念，文以载道的观念，复古的观念。近代化的学术方法，是指近代科学的方法，它们也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的、文章学的方法。当然，近代化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还包括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传入的“现代主义”，80年代传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彼此性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情况很复杂，但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性的思想学术相对而言，它们都无疑具有近代的性质。

一

第一时期，是古典文学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时期内，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近代思想自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本世纪初，正是处于“西学东渐”的关键时刻。西学新思潮的传入，对当时维新改良派及反满革命派人士都有影响，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学术，也颇有触动。例如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推重小说的社会“群治”作用，指出小说有“

四种力”，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主张，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主要却是针对当时创作而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许由于这块古老的学术领地与时政的距离较远，所以影响还不大明显。本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基本上还是经学（包括清代“汉学”）与桐城派文章学的天下。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轶文收辑、文章评点、诗话词话等为主，其成绩当然不可否定，如孙诒让《墨子闲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但这已是千年传统学术的强弩之末，却也毋庸讳言。

然而新学侵入这块旧学的传统领地势不可免，当时有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将近代观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此即王国维。王氏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虽然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甚深，其具体结论未必十分正确，但重要的

不是此文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所以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国维之后，古典文学的近代式研究仍颇寂寞，仍然是“义理、词章、考据”之学弥漫于世。不过也有少数呼应者，这就是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林氏为京师大学堂教员，1904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黄氏为东吴大学教员，约1905年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中国文学史之举，无疑是受了外国学者的影响，当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英国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等，早已有《中国文学史》问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对象不明，体例混淆，书中文字学、书法、训诂学、经学、史学等与文学一道出入其间，黄史则大量抄录原著文字，浩繁芜杂。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这些新思想，同样也被用来作为审视传统文学的出发点，成为更新古典文

学研究的起点。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胡适与梁启超还对清代乾嘉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内容就是分析归纳的、重证据的方法。 这些基本上属实证性和形式逻辑方法，其近代性质亦甚明显。由此，“五四”之后不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

（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借助于对“文学”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学”中“文学”一语已非“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含义，而是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学”。由此使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

（二）出于对封建旧文化的痛恨和蔑视，疑古思潮大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对一切旧说都投以怀疑眼光，作重新审视，摘发其谬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诗经》作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古老、又被极端神圣化了的一部作品，成为“疑古派”的第一个解剖对象。当时许多学者都投入了对《诗经》的重新诠释，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

、刘大白等，他们对以《诗序》（尤其是“小序”）为代表的古代经师之说，完全推翻，弃置不顾，而从“诗三百”文本着眼，直接去探寻诗篇的含义，作出全新的解读。总之，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体现了鲜明的观念革新的性格。

（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运用分析、归纳方法，以及实证的方法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在一部分史学、古典文学工作者中，“实验主义”方法亦颇流行。此主要由杜威、胡适的宣传所致，胡适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其基本精神是实证的，对于规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提高研究者方法论上的自觉程度，起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对古代历史的辨伪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此皆体现方法革新倾向。

（四）出现一些研究热点，在这些热点上，新观念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显示学科近代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显著事例。尤其在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主要在小说、戏曲领域之内。《红楼梦》研究中“新红学”的诞生，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它以实证性优势，使得“索隐派”的“旧红学”立

现牵强附会、随意拉扯、游谈无根的弊病，从此一蹶不振；而一个回合之后，“新红学”遂执《红楼梦》研究之牛耳。

（五）一些体现近代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基础工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等，在本时期内草创，并且走向初步成熟。自国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书之后，至20年代后期，各类文学史竟产生三十余部，且内容体例逐渐规范化。到本时期末，文学史著作在对象的界定、叙述内容的安排、章节设计、评论观念等方面，较之世纪初诸文学史，都有很大改进，至少陈腐之说及混杂体裁已颇稀见；而各种专门文体及类别的文

（六）体现近代特征的论文、研究专著，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样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红楼梦评论》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专著《宋元戏曲史》之后，经过十年左右沉寂，至“五四”以后，新的论文和研究专著，终于接踵而至、蓬勃产生。近代形式的论文、专著（也包括一些考证著作），与古典研究形式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它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由于形式逻辑强，所以近代式的论文、专著等方式，具有更强的

说服力。

（七）大学的创办，大学文学院内文学系科的设立，是本时期内开始的事情，这为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教育机制上得到保证，使新型研究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大学文学系科本身，也成为新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地。例如北京大学文科，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的基干力量。

（八）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这批研究家一般都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判断能力；他们一般还拥有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能力，基本上做到中西兼通；他们多数人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或作家而兼学者。总之，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和能力既高且强，又幸遇学术转型关键时期良机，因此成就也大。其中少数几位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还成

为学术大师，为本学科近代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以王国维为例，五四时期形成的若干新观念及方法，其实在王氏本世纪初撰写的著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即已阐发：“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此实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之滥觞。王氏从美学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里寓含的近代眼光，甚至十余年后的五四时期诸“新红学”家也瞻望弗及。“新红学”家唯以实证方法为基本工具，虽然也属近代学术性质，但他们不知审美研究为何物，终不免与《红楼梦》的文学本质相隔膜。此皆显示王氏超越侪等、领袖群伦、独辟近代学术蹊径的大师风采。

以上诸方面现象，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在本时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学科初步实现了由古典式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

不过本时期既为学科近代化的初期，也就难免存在种种不足和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近代化进程尚显粗糙。表现在学术观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做法上，都有不够全面妥贴之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例如：

过分重视突出白话文学，轻视贬低文言文学。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称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唯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为此编撰了《白话文学史》，以贯彻其主张。这种以白话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做法，势必将古代许多优秀的非“白话”的文人作品贬斥为“死文学”，明显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且什么算“白话”，什么不算“白话”，事实上很难划清界线，对古代文学更难掌握尺度，弄不好就会自乱体例。

《白话文学史》只编了半部，再不见下文，原因恐即在此。

过分突出古代平民文学，贬抑“贵族文学”；对贵族文学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无疑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激做法。

运用文学进化理论，有机械死板倾向，流于公式化。不少论者在批驳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时是正确的，但提出的正面主张以为文学必定后胜于前，却是过于绝对化了，没有考虑到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历史曲折性。在这一点上，当时“学衡派”梅光迪等人对“新文学派”的批评，事实上具有补正意义。

过分强调实证科学方法，忽略人文方法，对学科的人文性质有所忽略。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本身并不错，但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实证性科学方法，它只是科学方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能运用于文学史料的研究处理，在考证作家生平、作品流传及版本等问题上比较有用，对于涉及古代文学中思想意识、感情变化及艺术表现特色等方面问题，实证方法就不一定能够奏效。因此，本时期的“方法论大师”如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方法”实际上主要落实到文学史料的考证工作上，“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皆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

过分否定传统。在转型期内对于传统守旧势力及其观念作必要的冲击，是正当的。

但当时疑古思潮有否定一切传统倾向，呈现某种程度虚无主义色彩，如屈原否定论、禹否定论等，皆于此种背景下提出。

以上种种，可以理解是学科新旧交替时期难以避免的矫枉过正现象，不能否认这里包含着不少片面性，有待克服。

二

在第二时期，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向深广发展，学科的体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期内，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向着近代化的多样性方向发展。其实，上一时期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它们的发源地欧美西方国家，已经是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甚至是

十

七、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进入20世纪后，欧美文化早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文化盛行，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正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发展蔓延。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打破封建专制愚昧落后传统文化的束缚，无疑是必要的，具有革命性意义。五四运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但是与世界文化发展状况相比，这无疑落后了一大段距离。进入本时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继续快速发展，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再迈出一大步，大体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其表现是，一方面，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角的近代文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连“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也有所渗入，有所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也在中国扎下了根，并迅速壮大。

与上一时期相比，本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在近代化道路上又取得了诸多进步，其基本特征是朝着深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一）基本上放弃了“打倒贵族文学”之类简单化的做法，而代之以对古代数千年丰富的士大夫文学作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

（二）不再以“白话”、“文言”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准则来区分古代文学，认识到白话或文言只是书写、表达工具，并不决定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胡适给新文学下的定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片面性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因此至本时期，“白话文学”的论调已经由高涨而低沉，再由低沉而衰歇。

（三）能够比较灵活地理解和运用进化理论，不再以进化理论去硬性套用在一切古典作家身上。本时期虽还有人在编写《中国文学进化史》（谭正璧），扬言“本书不但拒绝非文学的作者或作品，而且对于退化了的文学，也加以非议和忽视；以进化的文学为正宗，而其余为旁及”，显出一种生硬的态度；但大部分文学史家都能将进化的原理，以比较自然的方式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中。

（四）对古代文学传统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人少了，甚至对于《毛诗序》这样的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也能作冷静分析，肯定大《序》在诗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屈原否定论”虽还有人传其衣钵，至30年代尚有人作《〈离骚〉作于汉代考》（何天行），但学术界却涌现出好几位真正的楚辞研究家（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等），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愈来愈深入了，明显超越了前辈。

（五）在坚持科学研究精神的同时，也有人能够注意发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文意义，对于人性、人情、人道精神等给予相当的评价。做这种工作的人多是非阶级论的“人性论”者（如“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闻一多等），当时他们被左翼文化阵营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者，但事实上他们是作出了学术业绩的，对于在本时期内兴起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作了重要的补救。

（六）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从他那诗人的敏锐感觉出发，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

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七）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上，也更为全面，在学科领域的开拓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文学史上各时期的文学，少有遗漏，如辽、金、元文学，一向被忽略。而本时期竟颇受论者注意，仅1934年内，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两本有关研究著作，作者一为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一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对于各种不同类型杂体文学的研究，也少有忽略。此时期小说、戏曲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毋庸多说；此外对各种民间文

学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佛曲、弹词、鼓词等，各种杂文体如游记、日记、诗话、词话、笔记等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其中如沈雁冰对神话的研究，顾颉刚对民间传说的研究，郑振铎对各种“俗文学”的研究，皆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以上所归纳的前四点基本上为深化的表现，后三点则为多样化表现。总之，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化、多样化，意味着学科近代化的逐渐平稳成熟，是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点。

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但关于古典文学问题，双方又都无暇论及。而此时远避日本的郭沫若，却因客观环境限制，正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作者自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2〕书中运用唯物史观， 对商周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了研究，提出西周奴隶社会说。《尚书》、《诗经》为该书主要研究史料，也是研究对象，作者以唯物史观解读《诗经》，发掘出不少前人不可能认识到的含义，这是《诗经》研究史上一大突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一大突破。自此，唯物史观在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唯物史观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具体表现为：对于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能够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去寻找必然原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于古代作家作品，能够根据当时的阶级关系情况，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作出历史性的价值评判，避免以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去看待古人；对于文学的变化演进，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去加以统

摄和把握，去总结古典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些优点或长处，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他任何文学史观所不具备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少人在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不过时间先后，情况也有所差异。总的说，30年代是开创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尚显粗疏；而40年代后则有所改进，走向成熟。对此，只须将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两相对照，即可了然。谭著出版于1933年，为早期唯物史观文学史之代表作。书中完全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阶段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为纲，来设置章节，如第二章的章目为“原始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学”，内设三小节，节目分别为“封建制度的确立”、“贵族生活的反映”、“农民生活的反映”，全书大体皆如此。这就不能不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作者不是从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将古代文学往现成的规律里分门别类地装进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写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写成于1943 年， 出版于1949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水平。刘著同样贯彻着唯物史观，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阶段以及阶级关系等，大体上采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成说，而对于文学发展的复杂情况，也给予充分的注意，努力阐明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其论述既含唯物史观原理，又如实分析了“流品很杂”的历史实际状况，克服了简单化弊病，显示出较强说服力。刘大杰文学史的优点不止于此，但就在这一方面，已显出

其高于众作一筹。由此可以说，至40年代，唯物史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已臻于初步成熟阶段。

本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全国大学数量比前一时期增加不少，出版事业也续有成长，尤其是30年代，为旧中国出版最繁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古典文学工作者人数较前一时期增多，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家，新一代研究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钱锺书、刘大杰，他们的治学性格和作风各异，专长也不同，但都表现了知识广博、功底深厚、富于才华、有创造力、学术个性突出的特点。他们

所取得的总体成就，未必超过前一时期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但就研究性格言，无疑近代化特色更加鲜明。这也是与整个学术发展阶段的性质相联系着的。

三

第三时期为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的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诞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学术思想言，自此进入了唯物史观一统天下的时期。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被纳入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早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3〕这一节论述为古典文学工作者熟知，但是就在这一节文字之前，毛泽东还提出了另外一点，即：“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4 〕其实，这后一点是观念性的前提，非常重要。而1949年以后的实际情况，也正是一方面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对古典文学做着“清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着批判唯心论的进程。这两方面几乎是交织着进行的。由于前者是日常的一般工作，后者却常以批判运动的方式进行，所以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

本时期总共近30年，几乎经常性地处于批判运动及其短暂间歇之中。这些批判运动和斗争，几乎都波及古典文学研究，有的就是直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展开。当时毛泽东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包括“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5〕这样的学术自由内容。然而实际上， 由于批判运动的频繁进行，这里所说的“自由讨论”没有可能进行；相反，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是用政治批判的方法去解决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典文学研究者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改造思想，批判唯心论，树立唯物史观，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即使如此做了，有时也难免受批判，因为批判实际上并不限于观念上的唯心论，还有其他诸多非观念性因素可以使古典文学工作者成为被批判对象。在本时期将近30年的时间跨度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成效与批判运动的紧张程度成反比：50年代前期较好，50年代后期较差，60年代前期因有三年自然灾害

，批判运动暂歇，文化学术环境稍为宽松，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又稍好，然而1963年末运动再起，且变本加厉，直接过渡到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展开，整个学科处于被取消状态，时间长达10年。

尽管如此，本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在50年代初，政府曾号召重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里包括振兴京剧和各地方戏曲，重视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包括整理和普及优秀古代文学遗产。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文学遗产》也就在那时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创办了。当时在国家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学习古典文学的空气颇为浓厚。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编选古典文学读本的热潮，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期，产生了一批质量

较高的选本。这些选本，深入浅出，既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又体现相当学术水准，当时影响很大，将古典文学精华普及到群众中去，实为史无前例，功不可没。

（二）古代文学史实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奋其所长，也作出若干成绩。因主要为史料处理工作，牵涉思想观念问题较少，以故受到极左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也小，其学术质量反而较有保证，如郑振铎等主持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五辑），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

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陶渊明卷》、《白居易卷》、《范成大杨万里卷》、《陆游卷》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等等。这些著作，因其材料丰富，切实详明，无论作为工具书或研究的参考资料，都颇有用，可以说在学科的基本建设上有添砖加瓦之功。

（三）对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认识有所加深。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曾展开讨论。讨论的总的出发点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所讨论的问题，有的理论性较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有的问题较为具体，如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关于曹植评论问题的讨论，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关于《长恨歌》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琵琶记》问题的讨论，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多少有所深入。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环境“左”的倾向相当明显，所以这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难免出现“左”的偏差；又由于“左”的倾向愈往后愈强烈，所以这些讨论到了后来，学术性逐渐淡薄，而思想批判甚至政治批判的色彩愈加浓重了。在那些理论性较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本来是一个学科理论问题，在50年代还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但时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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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64年，就几乎变成一个思想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也变成了思想政治批判。

（四）文学史的编写。50年代后期，与全国“大跃进”同步，曾兴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讨论。在讨论中，对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史的规律”、“民间文学主流论”等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论点，有所克服，何其芳的论文《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6月）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阐释，说理较透彻，带有总结性质。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产

生了两部分别由游国恩等编写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产生于批判运动的间歇期，也是本时期内学术环境最宽松之际，所以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精神，能够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本时期的学科人才，大体上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前一时期即解放前过来，他们多是大学教师、编辑等专业工作者，有的早已是知名教授，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进入本时期后，他们一方面工作、生活得到较好安置，另一方面却被视为“旧知识分子”，成为长期改造对象。虽然当时有明确的政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

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6〕然而在迭次运动中， 他们鲜有不受到这样那样批判和冲击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颇为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不被认可，直到70年代还被称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略作比较即可发现，许多跨越了前一时期和本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前期多而本期少。原因当然不是他们前期努力著述而本期疏慵懒怠，实在是思想压力大而运动又频繁，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一些优秀专家正当盛年，却成果不多，甚至处于半搁笔状态，这是惊人的人才浪费，令人扼腕叹息！

另一部分人才为本时期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至本时期末亦已不年轻），得益于1949年后教育事业大发展，这部分人数量较多。他们虽然年龄较轻，在新的教育体制中接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但他们自己还是被定性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须改造世界观，仍须不断地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有不小的精神负担。这部分古典文学学者

不乏有才华者，但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弱点，主要是知识面褊狭，专业基础不够深厚，外语水平普遍较差，不能跟老一辈学者相比；而部分人还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形成了用简单化了的唯物史观观察问题的思维惯性，以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应付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他们提高研究水平形成不小的阻力，此时代使然，非个人之咎也。

本时期有一位比较突出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不能不提及的，他就是何其芳。在本时期学科统一的大背景下，何其芳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发表过一些相当大胆的言论。比如他曾说：“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7 〕他在论述典型问题时还多次强调“典型性并不完全等于阶级性”〔8〕。看得出来， 他总是努力在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法之中，寻求一种灵活性和中间地带。他还常常在一些讨论问题的场合，充当“纠正”极左思想的角色；在他所作的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报告中，也总是强调对文学遗产的实事求是态度，如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1960年），就以主要篇幅，批评某些“偏向”，而“偏向”中以“左”的东西为主。为此，他常被某些人目为“右”的代表，而遭到攻击。何其芳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以《论〈红楼梦〉》（1956年）分量最重。这是一篇长达9万字的论文，也可以视为一部专著。 文章全面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分析了书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评价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文章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但论证是严密的、切实的，而且还指出《红楼梦》中寓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着他特有的理论上的灵活性。这也正是他的研究个性所在。在本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中，《论〈红楼梦〉》达到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难能可贵。

四

第四时期为学科多元化发展时期。所谓多元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重新认识和阐释，确立其作为社会科学观念的应有地位；同时那些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吸纳，使本学科的研究方式多样化，真正体现“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本时期总共20余年，又可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阶段指1985年前，后阶段指1985年后。前阶段稍短，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阶段，实即多元化发展的准备阶段；后阶段较长，可以说是正式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 是与政治大局相同步的。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发生大的变化，极左路线受到清算，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此背景下，文化学术事业重新萌发生机，古典文学研究也在多年消歇之后获得新生。首先是在量的方面有所恢复。随着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古典文学重新被确定为大学中文系重要基础课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恢复和扩充加紧进行。1980年《

文学遗产》以杂志形式复刊，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从此古典文学研究又开始走上正轨，学科的重要性质再次得到社会确认。 也就在1980年后，与相邻学科情况相仿佛，古典文学领域也开始成立各种学会，通过这些学会，学者之间的横向联系有所增强，研究队伍重整旗鼓，学术活动也次第展开。全国各地举办的有关古典文学的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每年总有10次以上。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也已开始。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成果也相应增加，出版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激增。

质的方面情况更堪注意。本阶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对前一时期尤其是“文革”中的有关种种谬误进行廓清，包括理论观念上的以及具体文学现象评论上的。理论上的，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性质，怎样继承文学遗产，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怎样看待古代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怎样评价他们的文学贡献，如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及作用，文学遗产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之关系，等等。具体文学现象评论方面的，则牵涉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一些前时期被强加上的错误结论和说法，本阶段先后予以纠正，这也是为古人“平反”。如关于李白与杜甫，《红楼梦》问题，《水浒传》问题，等等，一些明显错误、缺乏根据的说法，被一一否定舍弃。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也比较多，“文革”前十七年及“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本阶段几乎都有文章，对它们一一清理。拨乱反正方面还包括对上一时期所发生的某些批判运动的重新评价，如对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都曾刊出文章，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回顾和客观评论，对于其中是非功过的分析，比较令人信服。拨乱反正的结果，一方面消除了种种遗留谬误和弊端，清理了学科的“地基”，使研究工作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展开；同时也使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从上一时期的“学科统一”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作好思想理论和心态上的准备。

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大抵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反复。不过总体上说，还是在向前发展，至90年代后期接近世纪末之际，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说已经大致确定。这种格局的内涵是：

（一）经过重新阐释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念。此时的唯物史观经过几年“拨乱反正”，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新”唯物史观的优点在于，它在解释文学的生成、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的演变发展、文学的时代特色、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家文学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又不再具有封

闭的、僵硬的、唯我独尊的、排他的特性，而具有了开放的性格，能够灵活处理与其他学派学说的关系，能够与其他学派学说并存兼容。

（二）人性论又悄然返回人文学科诸领域。人性论、人情说、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本是人类生活和情绪的表现和反映，具有超时代的普泛性。文学中的这种客观人性存在，自然会引发出文学研究中的人性论。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曾有过多次剿灭人性论的战斗，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鲁迅挂帅的对新人文主义学者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批判，4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延安文艺界的人性论的批判

，50年代6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也多次涉及人性论问题，“文革”中更是不容人性论有一点残存的余地。人性论之所以难以扑灭，就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人性。也许这道理太过普通平常了，所以80年代这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竟没有造任何声势，连一篇豪壮的宣言亦无，它只是悄悄地潜入进来，不久就几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感染有轻重不同，轻者将它当成唯物史观的一种补充，重者则以此为基本观念来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如有学者即从人性论出发来重写中国文学史。人性论自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在分析理解创作意图和作品意蕴，作家人格精神，以及文学的流传和影响等方面。总之，在世纪末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至少已不再讳言人性、人情，至于是否将它作为研究的基本观念，则因人而异。而在研究论著中字里行间透出人性的有关说法，则已随处皆是，不胜枚举。将唯物史观与人性论并用互补，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最风行的做法。

（三）现代主义思想学说的引进。现代主义学说早在本世纪第一第二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发生过一定作用，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叔本华学说、弗洛伊德学说等等。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这些思想学说，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反映。例如弗洛伊德学说，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有人拿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郭沫若就曾以精神分析理论批评过《西厢记》等古典名著，

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9〕。当然，在本世纪第三时期， 现代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在中国没有存在之余地，所以80年代的卷土重来使不少人感到新奇。还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例，此时又有人拿来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如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母无端迫害虐待刘兰芝，是出于“恋子情结”，因为兰芝的品格行为，即使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衡量，也无可挑剔，是一位完美的儿媳妇，焦母驱媳时也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所以只能从焦母的寡妇心理去分析云云；不能不说这也有一定道理。现代主义学说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其发展前景及成绩的评估，尚需假以时日。

（四）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引进。这是一些新奇的东西，包括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大，成为文坛时髦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偶见有论者运用“接受美学”、“文本研究”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甚有新意，启人思路；然尚未形成系统，有些生硬，且在思维方式方法上与传统方法距离甚大，因此尚未为多数同行接受

，影响有限。

（五）当代新科学理论的引进。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最有代表性。这些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科学对宇宙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新发展。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些识者将它们介绍进来，甚至还有人尝试着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能开人眼界，诚所谓多闻多益。19

8

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受注目，但其后便难以为继，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科性质对象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欲沟通两类距离遥远的学科，尚须下更大更多功夫；主观上则论者不具备打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识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论，不亦难乎！

（六）学科的拓展与打通。这是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打破划地为牢的做法，真正体现开放的精神，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打通，这是改造学科体质、提升学科水平的重要措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

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文化学的特点在于覆盖面广，整体性强，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的“联姻”，使本学科避免局限于一隅，作封闭孤立之研究；同时也给本学科提供了更多因大见小或因小见大的可能性。总之，使古典文学研究向着“融会贯通”的方向发展。

本时期学科人才状况，以年龄层次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从本世纪第二时期（1949年前）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老一代学者”。他们进入本时期年事已高，大多已届古稀，而陆续谢世者亦不少，至世纪末尚健在者已不多。他们以优秀学力根底和丰富治学经验，成为本学科的“人望”。他们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其中钱锺书、程千帆堪为代表。钱氏以多年厚积为基础，写出煌煌巨册《管锥编》，以及论文《诗可以怨》等。《管锥编》的写法一仍《谈艺录》，唯贯串线索则以先秦《诗》、《书》、诸子，以及严可均“全文”等，格局更近于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书中再展其古今兼精、中西贯通、学识渊博、睿智警策的学术风采，显示老而弥健精神。钱氏两部学术巨著，分别产生于本世纪第二时期及第四时期，颇含象征意义，即本时期的学术精神，实质上与三四十年代遥相呼应。程氏于本时期亦有多种著作问世，如《宋代文学史》、《文论十笺》、《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于老一代学人中甚为突出；而程氏又充分发挥传道授业优势，在培养年轻一代学者方面付出心血，并取得卓越成功，自80年代中期以来，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

第二大类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中一代学者”（事实上他们至90年代多已年届花甲）。这一代学者的特点已如前述，作为学科人才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他们在本时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本时期前半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就由他们来做，此为一大功绩；后半的学科多元化建设，他们也参与了一大部分工作，而在培养新一代人才方面，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最多。至于本时期一些重大学科项目，他们也多担任设计筹划者和主持人。可见“中一代”是本时期学科发展的主力。当然他们中一些人在思维方式上及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学科统一”时期带来的若干局限性，对于学科发展也不免造成一些影响。具体表现为：本时期虽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学术大环境有很大改善，学科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从成果上看，平庸之作似乎多了一些，能与前代学术大师和杰出研究家媲美的大手笔、大制作，几近于无，而在创立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方面，似乎也颇滞后。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机制上仍然存在问题，有待改进，但与人才素质无疑也有很大关系。

第三大类为本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青一代学者”（事实上80年代初毕业的研究生中，有一些人至世纪末亦已年过知命）。这一代人在拨乱反正和创造多元文化的氛围里成长，传统因袭的负担较轻，因此思维方式上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知识结构也有所改进，尤其是90年代毕业的人才，他们年龄更轻，传统因袭更少，更具有当代型性格，思维活跃，对当代学术思潮领悟较快，求新求变的欲望强烈，创造力更强。

再者，他们的外语程度也较好，利于了解国外学界信息和作比较研究。他们从事学科工作虽时间不长，但已经显示相当的能力，取得不少成绩。但他们也存在若干弱点，首先是专业基础尚欠深固，现行教育体制决定了他们读研究生时才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这与上一代人相同），这无疑太晚了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学术心态不够专精，生在市场经济时代，多少沾染一些市场心态，受利益牵动，或急功近利，或旁骛过多，或为外在目的而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较少关心内在学识的养成和积累，这就易于出现浮躁作风。

要之，本时期虽已进入学术多元化时期，体现更多近代性质，研究成果也多于以往任何时期，但从学术史上看，仍带有一定过渡性质。以故直到世纪末，仍未见学术大师的身影出现，此为时代之遗憾。

百年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四个时期，次第相替，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然而总体上说，时代在前进，学科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本世纪是中国数千年来本学科取得最大成就的世纪，学科的近代化就在这百年内得以基本实现，而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涌现了许多位学术大师和杰出的研究家。这是我们20世纪古典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光荣，也是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份丰厚遗产。

注释：〔2〕《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4〕《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7〕《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何其芳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8〕《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何其芳文集》第6卷，第379 页。

作者：徐公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