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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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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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

[70]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载《读书》2009年第7期。李昌平先生原为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自2000年他给国务院领导上书痛陈“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之后，“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李昌平先生著述《我向总理说实话》也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第1版），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也于2009年创办“农村版”。

我国某个农业大省的负责人就三农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三农问题症结在于“三低”：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和农民的非农化程度低。

因此，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是推进“三农”裂变：

（1）农业裂变，即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型向工业为主导型转变；

（2）农村裂变，即以农村为依托的县城和小城镇迅速崛起；

（3）农民裂变，即农民变市民、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其实，不难看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农业结构及其转化，这也涉及到农村产业政策问题。

不过，本人认为，三农问题还远非如此简单地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单就一个农民进城问题，就面临不少“进步的烦恼”，更不用说其中的政治因素了。最近，王梦奎先生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适应社会转型的重点是“三农”问题，而除了农业方面的努力以外，“从根本上说，要从‘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找出路”。

关于那位负责人的谈话，请参见李玉梅：《以新的思路看待三农问题——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答本报记者问》，载《学习时报》2009年10月28日，第1版；关于农民进城问题，请参见熊若愚：《中国农民》，载《学习时报》2009年10月28日，第4版；关于王梦奎先生的论述，请参见王梦奎：《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 [71]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1版，第4页。

[72] 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江泽民先生在1993年10月1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认为“振兴我国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继续推进农科教‘三结合’，全面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将“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作为一项重要的决定；同时，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依靠科技”，还提出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概念。

2001年3月15日9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第3章和第10章，对这些政策、措施和思想也均有体现。这些具体论述文献，请参见江泽民：《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93年10月18日），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

（二）：1992年10月――199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1997年12月，第68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

（二）：1992年10月――199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1997年12月，第91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下册）：1998年12月――2009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2009年2月，第231－233页；又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3页；又参见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2001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2－

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