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怪圈”与“克伦威尔法则”

1644：幸运年

1644年3月19日，巍峨雄壮的北京城骤雪初晴，江山如画。

零星的炮声渐次停息，滚滚的浓烟正慢慢散去。在李自成大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北京城终于被一举占领。农民军战士青衣白甲，背负弓刀，威武雄壮地迈着铿锵的步伐举行入城仪式。

正午时分，农民军领袖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在牛金星、刘宗敏和数百精骑健兵的护卫下，一路踌躇满志地驰奔而来。一行人来到红墙黄瓦、雄壮庄严的承天门前，一骑当先的李自成面带矜持的微笑，顾盼自雄。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漂亮完胜，也是一次自信十足的精神宣誓。他抽出一支利箭，当着众人的面指着不远处高悬的“承天之门”匾额，斩钉截铁地朗声道：“如能安定天下，则一箭射中四字中心！”言毕一箭飞射而去，正中“天”字之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极善拍马奉承的牛金星灵机一动，立即大声拱手相贺：“中其下，当中分天下！”李自成听了十分满意，仰天大笑，扬长而去。

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1644年，同样是克伦威尔一鸣惊人锋芒毕露的幸运之年。在马斯顿草原上一场决定英国命运的大会战中，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和国王查理一世领导的王军展开殊死搏杀，歼敌三千余人，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大炮十六门。

这是一场改变英国命运的伟大战争。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使这次战役永载史册，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谁也无法想象，四十五岁的克伦威尔，这位一举扭转乾坤的最耀眼的英雄，仅仅是两年前才参加国会军的一名“新兵”。这位半路从军的穷乡绅既没有读过军校， 也未曾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1644年，幸运女神同时眷顾了东西方这两位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这一年，他们都是光芒万丈的领袖，都是万众瞩目的“救星”。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潮摧枯拉朽，惊天动地。李自成率领他的大顺农民军一鼓作气打进北京城，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历史紧接着上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五年后，在克伦威尔的主导下，英国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倒霉的查理一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过议会和民众审判并被处死的国王。

无论是崇祯皇帝主动将绞索套向自己的脖子，还是查理被迫将脑袋伸向断头台，都如同晴空霹雳一般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将东西方这两位大国君主送上黄泉路的人，一位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贫苦驿卒，另一位则是经营着农庄的英国乡绅。

没有人会怀疑，他们都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命运的逆转

历史风云波诡云谲，变化万端，无论谁也想象不出，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生前身后的命运，竟然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逆转。李自成“革”了大明王朝的命，他建立的大顺政权却运祚不长，兴亡转瞬，其后入主中原的大清仍然延续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英国则最终以一种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专制的命，逐渐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环时，克伦威尔则带领英国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发展轨道。十七世纪中叶成为中英两国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焕然一新，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而历经明末剧变的中国，却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被后来居上的英国用炮舰屈辱地轰开脆弱的国门。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万花筒般的1644年也许是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一年。这一年，在西安、沈阳、北京、成都四地，分别有四个不同的年号：“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大西大顺元年”;这一年，中国有四个皇帝：李自成、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张献忠。但是关于四方博弈的最后结果，刘亚洲将军曾经在《甲申再祭》一文中打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一切都只怪胜利来得太快，以至于连李自成自己都还恍然如梦。明朝仿佛是一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李自成挥斧运斤，汗流如雨，早已砍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想不到在最后不经意的一击之间，这棵巍峨的巨树竟然轰然倒地。这实在是令他措手不及，欣喜若狂之际有点晕头转向。当他带领那帮从血泊里爬出来的泥腿子兄弟们，扛着大刀长矛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进北京城时，无法想象他们内心汹涌着怎样的激动和不安？古往今来，多少历史教训告诉人们：把控成功有时远远比承受失败更加困难，就像正确掌控财富远比创造财富本身更重要一样。

旧社会处死犯人时，有一种死法就是把犯人饿上多日，然后给他吃驴肉卷大饼，要多少给多少。犯人饥饿多日，狼吞虎咽，终致胃涨而死。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军从德国集中营救出很多囚犯。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饿得像骷髅了。可悲的是，在享受盟军提供的大餐时，很多人无法自控，因为猛地一下吃得太多而不幸撑死了。

李自成带进北京城的，正是这样一帮眼睛发红的饿汉。

在亲眼目睹皇家帝室的豪华富贵， 这帮起自山乡沼泽的农民义军无异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最初几天装模作样的自我约束之后，开始争先恐后极尽享乐腐化之能事，恨不得连北京城的地皮也刮去三层。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说，大顺军一进北京城，就忙着拷掠明官，追赃索饷，四处抄家，搜索金银。大将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拷夹百官，夹打炮烙，备极惨毒，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加重，人心惶惶。各路将领就抢占明朝百官的府第，并夺其妻子。这“占其妻子”有时甚至是“执其夫人，褫其底衣，抱之马上淫辱，以为笑乐”。

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整日狂歌欢宴，召集优伶、娈童各数十人，佐酒助兴，环而歌舞。高兴起来则大赏其钱，一发怒则忿而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有的一不小心犯“闯”字讳，立即被处斩，欢笑场一下变成恐怖的人间地狱。而文官呢？牛金星春风得意，做起了太平宰相，天天忙着率领文武百官演练李自成的“登极大典”。甚至当李自成赴山海关迎战吴三桂的时候，留守京师的牛金星依然玉带锦袍，手摇金扇，坐着八抬大轿，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无事一般。 几十万将士在京城享乐，连一般的农民军战士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老百姓稍有违抗，即兵刀相向。所到之处，鸡犬不留，风声鹤唳，令人色变，搞得民怨沸腾，里巷罢市。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失去有利时机，必将铸成不可挽回的千古大错。当李自成以为吴三桂势必传檄而定、献关纳降时，山海关风云突变，吴三桂一怒冲冠，降而复叛。至此，李自成大梦方醒，被迫东征。而当李自成下达出征命令之时，大顺军战士已经是“俱珍宝盈橐、金钏累累满臂”了。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金银上路，完全不像是一支大敌当前十万火急开赴火线的队伍，而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土老财般的搬家大军。大顺军撤出北京之际，饱受其害的北京市民怒不可遏，奋起截杀，李自成四面受敌。有的老百姓甚至主动为清兵当探子，把大顺军的行踪告诉清兵， 使清兵迅速追踪到一些大顺军并将其打败。

四十天前那支人们夹道欢迎的“替天行道”的“义军”，四十天后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天壤之别，实在令人瞠目。

在一路惊慌失措的溃逃之中，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先后被俘。仓皇中，李自成迫使他的三个妃子投江自尽。

穷途末路之下，李自成走到了人生的绝路尽头。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5月，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李家铺，李自成又被清军追上。护卫李自成的卫兵人困马乏、士气沮丧，身边最后的二十来名溃卒也被冲散。李自成单枪匹马逃走，时逢大雨，山高路滑，他牵着马独自艰难地步行至九宫山西麓的牛迹岭下，正好遇上乡勇头目程九伯带人穷追而来。狭路相逢，李自成和程九伯奋力搏杀，辗转扭打于泥泞之中。李自成身经百战，程九伯哪里是对手，被打翻在地。李自成一只手拼死摁住他，另一手欲拔剑杀程九伯，谁知剑被血渍与泥水粘在剑鞘里面，急切中拔不出来。程九伯狂呼救命，他的外甥金某闻讯飞奔而来，急提手中铁铲朝李自成脑袋猛力一铲，李自成顿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时年仅三十九岁。

“虎落平阳被犬欺”，可怜李自成这样一位转战十余年、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英雄人物，多年来明王朝“万金之赏莫能购，十道之师莫能征”，竟在楚赣之交的万山丛中如此窝囊地死去，以这样凄惨的结局为自己悲壮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英国议会很快发现，他们又要面对一个比国王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新的游戏规则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曾经先后成立和解散了三个不同的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英国革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局：革命因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革命推翻了一个旧体制，却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新体制。

1653年4月，克伦威尔召开军官会议，要求解散议会。作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军事、外交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成为没戴王冠的国王。护国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军事独裁，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国务委员会的四十一名委员全部是他的亲信，为保持稳定，克伦威尔干脆把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各由一位少将担任行政长官。

在消灭了国王的英吉利共和国里，憎恨国王专制暴政的英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转身又生活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清教徒掌权的国家里。克伦威尔关闭了所有的酒吧和剧院，禁止所有的体育运动。但最坏的事情是他禁止人们欢庆圣诞节，甚至派兵去老百姓家里搜走所有的圣诞礼物和圣诞食品。清教徒统治下的英格兰的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

然而，再强悍的独裁者也敌不过时间这个对手。1658年，克伦威尔因患疟疾在伦敦去世。“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可惜，克伦威尔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和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幻想着“护国公”制度能绵延万代，遗命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父位。但事与愿违，克伦威尔刚一咽气，他创立的英吉利共和国就出现了乱象。

克伦威尔的儿子虽然坐上了“护国公”二世的宝座，但是他寸功未建，也实在不是一个治国之才，桀骜不驯的军中将领没人买他的账，国家政权落到了你争我斗的高级军官手中。于是，失去了强人统治的英吉利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1660年，查理・斯图亚特在举国一致的拥护下，重登大宝，是为查理二世。“护国公”二世见势不妙，溜到法国。仅仅活了十一年的英吉利共和国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查理二世一登上王位就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克伦威尔被宣布为“弑君犯”，查理二世下令把护国公克伦威尔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里掘出来，并命人拖着穿过伦敦城。然后，遗体被送到了日常处决普通犯人的泰伯恩行刑场，在那里被吊在绞刑架上。然后克伦威尔遗体的头颅被整个砍了下来，挑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而尸身则被扔进了坑里草草掩埋。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没有人会想到，李自成和克伦威尔这两个身处同一时代的英雄，最后都以这样的悲剧收场。但他们留给后世的褒贬不一的名声，却耐人寻味。

野心家，还是大英雄？

李自成还在世时，对他的非议之声就已经开始了。 汤若望是给古老中国带来西方先进科技的传教士，历经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但这位给整个中国带来光明火种的西方人，显然对李自成和农民军并无好感。他认为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毫无疑问，但他无法理解李自成对大明王朝的“不忠不义”， 而且认定支配着李自成内心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和不见高尚的个人动机。因此，汤若望对李自成的“叛逆”行为进行恶毒诅咒。

而对李自成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说法：“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他认为李自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进京后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导致失败。

尽管现在已经证明郭沫若这篇雄文很不符合学术规范，多为所引无据的“思想随笔”，但可怜的李自成英雄一世，最终还是被伟大领袖作为反面教材而载入历史。无独有偶，克伦威尔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和李自成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翻开世界人物宝典，很少有人像克伦威尔这样拥有戏剧化的人生。从清教徒乡绅到叱咤风云的军事天才，从受穷苦士兵爱戴的统帅到爱尔兰战场上的杀人魔王，从封建君主专制的坚定反对者到实行独裁统治的无冕之王，他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太多鲜明的印记。

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颂扬他的人，将他视为一代英主，出将入相，不唯军功赫赫，政绩累累，而且功业彪炳千秋，是古往今来英国人中最伟大的人;不喜欢他的人，则将他视为弑君者、独裁者和野心家，视之为历史上最善编造谎言、最虚伪、最野心勃勃的坏人，说他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恩格斯说他是“兼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于一身”，而丘吉尔则认为“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的独裁者不是一种类型”。休谟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卓越的天才”，然而他却是“靠了欺骗和暴行才使他成为国家第一把手的”。

克伦威尔也许想不到，他生前集各种荣耀与尊贵于一身，虽非国王但却至尊无比，但死后长期不得安息，不仅被仇敌刨棺戮尸，悬首示众，而且还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人们评论是非，议论短长。

但不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克伦威尔在英国这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对此，即使克伦威尔的敌人和怀疑者，也无法完全否认克伦威尔过人的胆识以及雄才大略。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终持敌视态度的克拉伦顿，对克伦威尔的评价中似乎也充满了矛盾：

“他是一个勇敢的坏人，这个篡位者尽管罪恶滔天，应受到诅咒，打入地狱，但他仍有某些优点使这个时代的某些人对他加以称颂。他具有一种特别的通晓人的本性和脾味的本领，而且还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令人敬佩的慎重其事和远见卓识，以及一种宽宏博大的坚定性。”

同样，英国长老派代表人物巴克斯特对克伦威尔也感到困惑：“（他）本质上是诚实的，他一生中大部分的经历是虔诚的，有良知的，但在取得荣誉和功名后他堕落了。他的宗教热情完全为野心所取代，而且随着成功逐渐发展。当他的成就击败几乎所有对手时，他为那面临着他的最大诱惑所征服，正如他征服别人一样。”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则干脆将克伦威尔说成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狂热分子。

回顾历史对于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各种矛盾评价，不禁疑问重重：李自成和克伦威尔，到底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谋朝篡位的一代枭雄，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民族英雄？他们到底是推动了本国的社会进程，还是倒行逆施，误导了民族的发展之路呢？因为仅仅从结果来看，李自成和克伦威尔最终都未能创建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崭新政体，而只能转身奔向那张专制王权的陈旧宝座。革命如果只是流血的循环，王冠的更迭，那么革命本身还存在任何合理的价值吗？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他们身后留下的广阔世界，从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探讨他们革命的成败。

如果仅从结果来看，无论是草莽英雄李自成，还是革命斗士克伦威尔，最终都坐上了那把皇帝的宝座，只不过名义不同罢了――一个是建号称制的封建皇帝，另一个是遮遮掩掩的“护国公”，他们的革命目标似乎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是，李自成作为一个幸运的农民，推翻了另一个成功的农民朱元璋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时间却实在短了一点――仅仅在前朝皇宫的龙椅上坐了一天便仓皇撤出京城，而克伦威尔却能在护国公的宝座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五年。

然而，克伦威尔这个“护国公”毕竟不是封建皇帝，李自成这种梁山聚义式的农民军领袖也无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比，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最终起义失败，究其源头是仍然没有走出小农意识的怪圈。所以，就注定了农民起义最终只能充当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祭坛上的牺牲品，李自成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一个新生，而且李自成内心也远远没有这样宏大的目标及实现的能力。

错位的革命

历史似乎在这一相同的时空里出现了错位：李自成更多地具备了西方式的民主作风，而克伦威尔则深谙“外宽内深”式的东方权谋。结果是表里如

一、纯朴厚道的李自成，明显不如贯耍手腕、铁血无情的克伦威尔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李自成不如历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刘邦那样举重若轻，运筹帷幄，也不如朱元璋那样从容无情，心狠手辣，而是始终在艰难、痛苦及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彷徨挣扎，左右摇摆，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李自成与其他各路农民义军，起事之初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一军的。后来由于李自成不断取得胜利，出现了百川归流、众人来投的局面。除张献忠部外，各支起义军都是听从他的号令。但要把原来松散的同级关系，整合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则并非各路当惯了“山大王”的义军首领们所愿意遵奉的。 史籍记载反映，直到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集体议政方式，众将领平起平坐，可以自由地各抒己见。在进入北京城之初， 李自成每天早晨起来，骑马入西华门议事，或方巾，或白绒帽，无冠带仪从，唯四五骑为前导。他与牛金星、刘宗敏等二十余人均坐而议事， 凡有大事， 皆集众共谋之。甚至在吴三桂降清、山海关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是召集刘宗敏等大将共商讨敌之计。

在戎马倥惚的岁月，集体议政成为农民军领导层习惯的权力运行规则，它是一种义军首领的平等联合，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甚至包含了相当浓郁的江湖义气和情感默契。只要起义军将领的立场未变，他们在情感上就不会改变，乃至还会主动反对改变这种政治上的平等联合。（简修炜 章义和：《李自成起义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但在思想资源上，李自成和他的追随者显然是无法和克伦威尔的革命团队相比的。这也注定了李自成的队伍必然行之不远。

农民政权毕竟完全是照搬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基础。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真命”或者“天命”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在帝制大一统的传统中国政治进程中，所谓“天地君亲师”和“三纲三从”的封建礼教，如同牢不可破的铁律笼罩整个社会，成为不可挑战、不可更改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天尊人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的不平等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注定只能实行等级森严的君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这与同时代的克伦威尔所在的西方已经萌发的人文、民主、平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大敌当前的战争岁月中，保持着高度的团结一致性。但取得暂时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起义究竟按哪些人的意志、朝什么方向发展？到底谁才最有资格坐上义军领袖的“第一把交椅”？一方面农民军最后必然形成的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新的更集中的权威，反而产生了掣肘涣散力量。这使李自成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不管提出的口号是“贵贱均田”，还是“替天行道”，在最初争夺天下时，大都以“江湖义气”为革命纽带，大家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是笼络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必要时甚至还需要像梁山好汉那样神神鬼鬼地借助“天命”排好座次。但一旦夺取胜利后，当初的哥们义气在利益权势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崇高理想的激励和先进制度的约束，同室操戈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上演。

《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就有大顺将士对李自成当皇帝感到心中不平的记载。李自成称帝，刘宗敏很不服气，说什么“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这种非议之声自然会形成对李自成向封建帝王转化的阻碍力量。再加之李自成秉性宽厚，不擅权术，使他在政权组织问题上左右为难，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新的矛盾。

原则和纪律在感情与义气面前，一下变得如此苍白。李自成对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很快就失去了威信和约束力。农民军既形不成领导核心，也树不起核心领袖的必要权威，最终只能导致集团分裂，各自为政，人心离散。

李自成并非没有尝试通过高官厚禄拉拢人心。在未入北京之前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封。但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这种滥封滥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直接明显的，即官兵的离心离德和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原来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大将，变成了享受荣华富贵的公卿大臣，原来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刀枪来保护首领的士兵，成了无人敢管的霸王功臣。原来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时兄弟父子般的那种感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中官僚与骄兵的沉沦，大臣间产生矛盾和隔阂，上下间不再令行禁止，言听计从。

据一些资料记载，李自成召集众将开会议事时，“诸贼出入宫闺，奔突禁阔，同坐同食，嬉笑嘈杂，全无统摄”，他们之间“无上下之别，极尊为将与其兵丁皆席地并坐”，直呼李自成为“大哥”“老李”。李自成置酒宫中，召集文臣武将聚餐敬酒时，牛金星、宋献策等文臣还算恭敬回应，但刘宗敏、李过等武将却“举手而已”，刘宗敏张口闭口只喊李自成为“大哥”，李自成也无可奈何，不敢计较。

表面看来，是李自成与部下关系融洽，民主气氛浓厚，但实质上，却完全是小农的散漫意识，缺少共同的理想，不能树立起绝对权威，而导致群龙无首。在起义军战士眼里，“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有的甚至恶言秽语中伤李自成，说什么“我等汗血杀来天下，不是他的本事”，因而出现“时聚族殿上，谑浪笑傲，秽亵不堪”的场面。

大顺政权的领导核心，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可谓李自成的左右手。但牛金星却大树个人权势，四处拉帮结派，广结同党，凡是同乡故旧，皆得重用。李自成要刘宗敏停止夹拷百官，还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宜酌放之”为借口。领导层中各行其是，李自成对各路神仙都难以形成约束。

李自成的个人权威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他自己本身先天存在的思想矛盾性。

黄金收买的革命最不可靠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具备先进的指导思想，从坚定的革命信仰中汲取奋勇前进的动力。

克伦威尔的母亲于九十四岁那年去世。虽然这位老母亲并不希望儿子出将入相，还成天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但对他的生活目标却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临终前她还握住儿子的手，含笑为他祝福：

上帝用他的光辉照耀着你，在处于逆境时抚慰你，使你能为了最崇高的上帝的光荣进行伟大的事业，拯救他的人民。我亲爱的儿子，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晚安。

克伦威尔虽然是一个狂热而坚定的宗教信徒，但他的信仰却是建立在深邃理性基础之上。在当时英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人们如何去判断什么才是上帝真正的“旨意”呢？某些清教徒声称上帝的旨意能直接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并往往将他们个人的看法假说成是“天意”。克伦威尔从不搞这一套。他在一次意在获得上帝旨意的祈祷会上说：“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到了可以代表上帝讲话的东西。”他相信有些人可能是“按上帝的精神讲话的”，但是当“神的意志和神的发现”被用作为政治活动的依据时，为了防止自我欺骗出现，人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们，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很容易把某些东西称为信仰，而这可能仅仅是世俗的幻想而已。”

至于克伦威尔自己，他更多地相信“天命”，而不是“神示”。既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那么政治家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真正意图。因此每当遇到复杂的政治危机时，他总是宁愿多花点时间冷静地观察再作处理。这种迟缓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的思考和判断。一旦下了决心，他就立即如同策马扬鞭驰向战场一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而反观李自成的信仰，却显得那么虚无缥缈。

牛金星依附李自成之后，举荐了一个叫宋献策的卜卦人。宋献策身高不满三尺，精通河洛之术，见了李自成之后，就呈上谶记，上面有“十八子主神器”六个字，意思是将来的天下必定姓“李”。李自成大喜，封他为军师。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李自成在函谷关被官军围住，损失惨重，就连妻子女儿也都散失，身边只剩下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等十八人。

李自成的手下刘宗敏骁勇善战，本来是蓝田县的锻工，后来一直跟随李自成。他看到贼匪的势力越来越小，也想归降官兵。李自成察觉出来后，就私下里对他说：“有人说我能当天子，不料竟然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我们就来卜上一卦。如若不吉利，你就砍了我的脑袋，去投奔官兵。”刘宗敏听了这话，就与李自成一同卜卦，谁知三卜三吉。刘宗敏于是痛下决心，回营杀掉两个妻子，表示跟随李自成到底，至死不变。其他人也被他煽动，一多半人杀死了妻妾。李自成把所有的军资全部烧毁，轻装上阵，成功突围。

主导李自成和起义军的，正是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信仰。

封建时代，正统的儒家思想是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难以成为农民斗争的思想武器。而替天行道、天父下凡以及刀枪不入之类臆想中的传说，才为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源泉。李自成唯一可以利用的仍然是民间信仰进行政治号召，他们的斗争因深信天命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李自成深信“十八子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他们的斗争方式也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应该是团结革命者的最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是历次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和有力号召。李自成和所有农民领袖一样，没有能力提出更明确清晰的政治纲领，就没有办法进行坚定有力的政治号召。他团结招纳部属的手段多是利益收买，和当年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事业往往是最不可靠的，“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乐》）

小生产者的极端自私性，是难以满足的。那么，李自成是如何继续巩固团结农民军将士的呢？大顺政权在西安创建起始，李自成就封刘宗敏等十一人为侯爵，刘体纯等七十二人为伯爵，三十九人为子爵，五十人为男爵。高官厚禄给他们带来了荣华富贵，也暂时成为凝聚大顺军人心士气的利益纽带。“贵贱均田”是李自成提出的起义口号，但起义军内部却贫富悬殊，甚至连马匹的分配也有严格等级区分。《平寇志》载： 李自成起义军“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有二三十骑”。连马都当作私有财产，而且占有不平均，可见农民军敛财求富到了何种程度。

在进攻北京之前，为激励官兵，他就像一个大掌柜一样和将士们提前“约分京师财物”：皇宫的内藏归他自己，皇亲国戚的财物归刘宗敏等人，明朝文臣的财物归牛金星、宋献策，小家富户的财物归各路小兵小将。可是，李自成进京后，并未兑现封赏承诺，当见军心动摇时，才“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结果，让一心暴富的大顺军将士“皆大失望”。面对这种赏不慰贪的局面，李自成只好放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大顺军更借拷掠前明京官而大搞株连，甚至连僧房饭肆也搜刮俱尽。

一时间，那些起义军战士们身上各怀财宝，斗志全无。他们认为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掳掠腰缠，多者千余金，最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临敌必至怯亡，平日渐将溃散”。而起义军内部则出现“上下争利、文武争权”的乱象。从上到下追名逐利，纸醉金迷，李自成软弱无力，难以驾驭。由于义军内部无法整肃， 以致那些降将降兵闻风而动，出卖了旧主还想出卖新主，随时都准备着“弃暗投明”， 百万义军几乎成为“乌合之众” 。

历史也为此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大约过七百余年前，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爆发了，正因为李自成的党项人祖先追杀黄巢有功，被唐僖宗赐名李继迁。想不到七百年后，他的后代李自成以比黄巢还悲惨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自成的悲剧又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有帝王之志，但无帝王之才。何况那个时代没有给李自成提供让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条件，也注定不会产生一个让中国改天换地的李自成。不管李自成是否会坐稳江山，保住皇帝的宝座，最后都必将以悲剧的形式收尾。李自成即使坐稳了皇帝的位子，并且代代相传，但终有一天，这个政权还是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推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李自成的悲剧，实质上也是所有农民起义共同的悲剧。

两千多年治乱循环，不过就是由这些悲喜剧连接而成。于是，以李自成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两场群众运动为标志，十七至十八世纪末的东西方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向：东方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进行封建王朝的循环，而西方则发生了一个质变，开始了更高层次上的历史发展。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发展大势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