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破对策_经济法论文(1)

行受贿犯罪的双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可以适用于一个简单的罪犯行为模型：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 .因此，任何功利主义者的行受贿行为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他们只关心一个人怎样在不同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对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不予关心（除了间接的）。换句话说，受贿方只关注个人在受贿前后的自身满足，行贿方也只关注个人在行贿前后的利益差别，两者的关注是单方的、直接的，尽管也不排除他们对另一方收益和成本的粗略估算，但核心思想还是本体的价值取舍，只是最终基于对利益选择偏好的不冲突才完成行受贿交易。

立足对这一犯罪模式的逻辑缺陷的深入考量，我们便能以审慎的态度对侦破行受贿犯罪做出一个全新的策略选择和制度反思。

一、“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是以侦破方案设计为基准而进行的客观性评价，而不是指普通视角下案件所呈现的一般性特征。在这一基准下，案件所体现的功利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和其他单方行为即可完成的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

1、行受贿双方关系存在一定的稳固性。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受贿的法律风险迫使双方在进行行受贿交易时必须谨慎。

因此，一般来说，行受贿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与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性相关。 图1 如图1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完成交易的可能随着双方关系稳固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

也就是说，双方关系的稳固度越差，行受贿的风险显示越高，行受贿交易完成的可能性就越小。

2、有利益的连接点。由于行受贿双方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因此双方的利益选择必然要有一个连接点。

在这个连接点上，行贿方过低或者过高的贿赂都不能促成交易的完成。如图2所示，行贿方和受贿方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两种本来就在不断试探的利益最终在连接点处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结合。

图2

3、行受贿交易过程的渐进性。一个行受贿交易的完成，常常要经历接触、试探、行贿、获利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都要求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支持，具有相应的连续性，并且在相关的事项上会产生对应的影响。

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缺损，都会加剧行受贿的外部表象，有时更会造成行受贿交易链的断裂。比如，获利阶段的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维系行受贿的利益连接点不再存在，很容易引起交易的暴露。

二、宏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一对一”行受贿犯罪由于存在以上的显著特征，据此而建构的侦查基础策略必将突出功利主义的思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双方关系的稳固度入手，着眼于利益的结合点，打破双方对利益获取的平衡，结合行受贿推进过程的相关信息，切断他们的利益链条，造成双方关系的崩溃，从而实现追诉意义上证据的法律真实。

1、模糊侦查理论的应用。 模糊侦查理论源于模糊数学 ，它是由侦查思维具有鲜明的模糊性所决定的。

比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某规划局长在批准某公司房地产建设项目当中具有受贿嫌疑。反贪局根据此举报信只能得出一个模糊印象，是否存在受贿事实、具体的受贿数额、受贿手段等等都存在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实践当中此类模糊的举报是很难查实的，原因就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根据模糊侦查理论，我们可以对此设定一个模糊的侦查方向，那就是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为行贿人，对有可能出现的行受贿方式进行模糊化处理，用模糊的形式表现精确的内容。

具体的办法是综合分析房地产领域的商业操作规则，初步判断出举报线索的模糊价值，然后再视举报是否署名进一步寻找案件的支撑点。比如，如果是署名举报，可以利用举报者的具体情况充分挖掘举报者的知情信息，先将信息点模糊处理，再从房地产业界内利益人的竞争对手中逐步印证。

如果是匿名举报，可以从举报信的行文、措辞、叙事的逻辑结构、对事件的了解程度等模糊地抽象出举报人的大概形象，得出举报内容的一个模糊的可信度、可查度，然后再深入到相关房地产行业，以竞争者的角度参与竞争。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个行受贿的内幕往往就是在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模糊处理的技术手段，才能逐渐掌握精确的一线证据。

2、博弈理论在侦查中的应用。 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标准的两人协调博弈。

如表1：受贿人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行 贿 10，10 -8，0不行贿 0，-8 4，4表1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行贿的同时受贿人受贿，双方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行贿人行贿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可能因此遭受到8个利益单位的损失。

行贿人不行贿而受贿人受贿（索贿），则受贿人有可能遭受8个利益单位损失。如果行贿人不行贿、受贿人不受贿，双方虽然在贿赂问题上不能获得利益，但是有可能各获得廉洁期待利益4个单位。

行贿人和受贿人选择的战略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对方怎么选择。如果行贿人确信受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受贿，则行贿人也将行贿；如果受贿人确信行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行贿，则受贿人将受贿。

每个人获利的兴趣不冲突，但只有在对方选择最优反应时才有效，而实际上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没有谁能确信对方会行贿（或受贿），除非事先双方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用P1表示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则1―P1为不受贿的概率。

不论受贿人以多大的概率P1受贿（或者不受贿），10×P1加上-8×（1－P1）的数值就会相应地决定行贿人是否行贿，如果这个数值大于4（行贿人不行贿的收益），即 P1的值大于2/3，也就是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大于2/3的话，行贿人就有可能会选择行贿。据此，我们可以在行受贿双方如何达成稳定的协议上寻找到侦查的突破口。

具体地说，需要综合分析影响受贿方受贿概率形成的因素，影响行贿方抛出行贿邀约的因素，以及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等等。

3、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的区别策略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不同，对应的侦查策略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达成完整的行受贿交易，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必须突破一个临界点 .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行受贿，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信任度太低会直接影响到前述博弈协议的达成，从而危及这一行为的安全。

我们所讨论的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都是指超越了这一临界点的稳固度。 有的行受贿交易虽然超越了临界点稳固度，但是基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功利性、非道德和违法性，这种稳固度不可能达到与血缘、近亲属相同的稳固度，因此，面对强大的法律攻势还是会不堪一击的。

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稳固度稍差的行受贿交易，往往基于对法律的有限认知，能够很快在隔离状态下做出如实供述，对应的侦查重心则是保护和巩固这种供述，不能造成证据审前的反复。

有的稳固度较强的行受贿交易，则不能轻易接触，必须要在充分掌握交易的核心内容后才能行动。

4、从证据到“证据树”的侦查过程“一对一”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方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的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是行贿人翻证现象的出现，就必须对证言和供述的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要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环环相扣的树状证据体系。

5、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的把握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对案件的突破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一起医药系统的行受贿案件当中，检察机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交易证据，就和行贿嫌疑方过早地接触，想通过向行贿人单方面施加压力达到案件突破的效果。

但是检察机关难以就关键环节深入震慑行贿嫌疑方，最终也不能迫其就范。结果行贿嫌疑方离开检察机关后迅速调整策略，很快和受贿嫌疑方加固了攻守同盟的关系，使得案件难以进一步推进。

因此，行受贿案件在立案前的初查工作要高度保密，只有真正掌握了至少一个行受贿交易的核心信息后，才能接触行贿方。接触行贿方后，要采取两种方案进行充分防范。

一种方案是通过核心信息的作用，达到了突破行贿方的效果，然后果断立案，立即跟上相应的强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接触受贿嫌疑方；另一种方案是做好突破不了行贿方的准备，则要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紧密监视行贿嫌疑方和受贿嫌疑方的接触行为，进一步控制事态的发展。

6、行贿人的争取与转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行受贿案件侦查实践当中，要充分使用这一法律规定，在掌握追诉的主动下，利用行贿人功利主义者的思维特点，争取行贿人的主动交待，从而割断行受贿的利益链条，形成对受贿人的证据封锁，最后迫其就范。

但是，在采用这一策略时不能贸然，必须是在牢固掌握追诉行贿人主动权的优势前提下才能进行，否则，一旦陷入讯问僵局，检察机关难以打破这种不利境况，反而容易造成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的被动局面。

7、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行受贿案件的侦查工作尤其要注重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整个侦查部署必须严格置于一个完整的侦查系统内，各个侦查步骤之间的衔接要紧密。在没有后一步乃至后几步的侦查方案之前，不要轻易启动前一步的侦查方案，否则有可能造成打草惊蛇的局面，反而将案件发展的进路逼近绝境。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著名论断，在现代系统学的视角下，这根源于整体中存在着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行受贿侦查的系统方法就是要始终把行受贿当成一个整体去对待，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行受贿的发展脉络，以此追求侦查的最优的整体功能，突出强调侦查的整体性、有序性和最优化。

三、微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1、不同年龄的嫌疑人。 不同年龄的嫌疑人，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审讯策略也应有所区别：

（1）年纪较轻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浅，心理成熟度不够，对犯罪后果考虑不多，情绪稳定性差，对审讯会有害怕、畏惧的情绪出现。侦查人员应抓住他的这种特性，在第一次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时就快速切入主题，以强大的心理攻势将其脆弱防线一举击垮，并乘胜追击，促使其彻底交待问题；

（2）年富力强性的犯罪嫌疑人，拥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自身的犯罪行为会有较长时间的思考，对犯罪后果比较清楚，负隅顽抗心理较重，抗侦查能力较强。侦查人员在讯问这类犯罪嫌疑人时，切忌拍桌子瞪眼睛大呼小叫，这样只会使其觉得侦查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加重其负隅顽抗的心理。

正确有效的做法是不急着谈案情，而是从其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慢慢了解其心路历程，寻找突破口，从朋友的角度进行规劝，以渐进式的审讯方式逐步攻破其心理防线。并且突破后要迅速组织人力对其供述事项进行查证固定，防止其日后翻供；

（3）临近退休的犯罪嫌疑人，即年老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丰富，对待他们首先要以尊重的态度进行讯问。否则，会严重刺伤他们的自尊心、产生顽抗到底的逆反心理，不利于案件的进一步推进。

其次要找准其犯罪动机，与其交谈时要围绕其事业或家庭进行，并引导其回顾工作经历，唤起他本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类犯罪嫌疑人不易招供，但是招供后很少翻供，基本都会如实供述。

2、不同职位的嫌疑人。 针对不同职位的嫌疑人，侦查人员要有不同侧重：对待职位较低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除了要以胸有成竹的姿态进行审讯外，还可以适时抛出几个证据，让其心理失控；而职位较高的犯罪嫌疑人则疑心较重，中途突然出示证据的审讯方法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预期作用，侦查人员应将审讯重点放在着力营造一种深不可测的氛围当中，让犯罪嫌疑人摸不透侦查人员的底牌，越说越心虚，最后被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垮，不得不说出犯罪事实。

3、不同行业领域的嫌疑人。 不同领域的行受贿案件发案率有很大差别。

一些行业规范比较健全、运作顺畅的行业，工作人员行受贿的几率就比较低；反之，则可能成为行受贿案件的高发行业。侦查人员在审讯不同行业的犯罪嫌疑人之前，要充分做好案头工作，全面了解此行业的权力运行模式和运行环境，了解犯罪高发行业的人员的普遍心理，对症下药，找出案件的关键所在，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讯问，给犯罪嫌疑人一种碰上本行业专家的感觉，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初次犯和多次犯的区别性对策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初次进行行受贿犯罪，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往往最终会经历一个发展成熟期，而这之前则一般表现为处于犯罪心理的幼稚期。面对这类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必须快速行动，直接正面接触，争取在其犯罪心理的幼稚期形成面对面的强大攻势，同时配合进行迂回的疏导策略，不能单方面一味地激化其心理底线，造成鱼死网破的对抗局面。

还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多次犯，此前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违背发现而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这类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已经相当成熟，不能采取简单的打压策略，他们往往是“不撞南墙心不死”。

因此，对待这种犯罪嫌疑人，必须要慎重接触，千外不可打草惊蛇，一定要形成一定的外围优势证据才能正面接触。同时，一旦正式与其交涉，就必须从各种渠道切断其侥幸的心理，摆明其可选择的道路，充分运用功利主义者的心理弱点，让其主动地趋利避害，从而一步步地走进检察机关的侦查步调。

5、不同隐性犯罪目的的行受贿行为虽然从显性目的来说都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实践中不同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进行行受贿犯罪的隐性目的却不同。有的表现为爱慕虚荣，有的表现为贪图享受，有的表现为心理失衡，有的表现为利欲熏心等等。

爱慕虚荣型和贪图享受型的犯罪嫌疑人往往犯罪手段简单直接，心理失衡型和利欲熏心型则往往犯罪手段复杂间接，突破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受贿犯罪，在侦查策略上必须有所区别和侧重，不能千遍一律地使用一种或者一类方案。

6、不同表现形式的行受贿有的行受贿犯罪仅在行受贿双方之间形成利益的分配，呈现封闭式的特点，第三方的直接利益直观上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比如，一方当事人为求得职位的升迁给上级官员进行行贿。还有的行受贿犯罪不仅在行受贿双方之间形成利益的分配，还造成了第三方利益的损害。

比如，相互竞争的建筑商为了承接下某个项目的建筑权，建筑商甲给主管官员行贿，最后获得了建筑权，建筑商乙的利益就受到损害。这种行受贿便是开放式的，但由于建筑商乙不知情而形成“一对一”的行受贿。

前者的侦破策略重点应放在行受贿双方的利益分配上，后者的侦破策略重点则应放在第三方的证据突破上。

四、难以回避的不足与探索

1、两点不足

（1）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不完善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很不完善，比如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通缉权等侦查权的下位权利的缺失，加上所能使用的侦查手段也是很难与日益专业和隐秘的行受贿犯罪相适应（例如检察机关无权对电话进行监听）。因此，仅仅依靠现有的侦查模式，很难形成对行受贿犯罪案件的实质性控制。

即使在个案上的一些胜利，也是以较高的司法成本为代价换来的。

（2）社会信用大环境尚未形成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时有效地将博弈参与人的社会信用情况进行统计，果断淘汰社会信用较低的参与人。同时，在社会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增加廉洁的社会期待利益。

如果博弈参与人对（不行贿、不受贿）的战略组合有着很高的期待利益，在提高信用准入门槛的基础上，参与人选择（不行贿、不受贿）战略组合的概率就会很高。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完善了，参与人的社会信用度往往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虽然他在某个局部的博弈当中获利不高，但是在其他的博弈当中他有可能获得的利益往往就足以弥补这种利益差异。

反过来，在一个局部博弈当中，参与人选择（行贿、受贿）的战略组合可能获得较高的当然利益，但是其社会信用度受损，就会影响到他参与其他博弈的期待利益，甚至于影响到他参与其他博弈的入局资格，这种一锤子买卖导致利益连续分散获取的损失是一般理性人所不会选择的，除非这种利益连续分散获取的时间超过了一个人有限的生命周期。

2、探索性构想

（1）行受贿的证据采信应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司法实践中行、受贿双方往往是一对一的两人秘密进行的模式。即使双方事先互不认识，但经过一方主动示意或者积极活动，基于对利益选择的互不冲突，也就是所谓的“双赢”，双方都能达成心照不宣的稳定协议。

除非是一方事后未获得预期利益而打破两者的“协议”导致问题的暴露，否则一般情况很难调查搜集到相应的行受贿证据。为此，有必要采取过错推定的原则来打击行受贿犯罪。

具体地说，博弈的参与人有非正常接触事实，一方参与人（行贿嫌疑人）又获得博弈的实际利益，在法律上应当推定行受贿成立，除非当事人能举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这样检察机关追诉犯罪时只需举出存在非正常接触以及获得实际利益的证据，当事人则必须对其非正常接触予以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这里的难题是何为非正常接触？一般来说，利益决策人和利益参与人博弈前互不认识，而在任何非公务场合的接触都应当视为非正常接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回避原因而未回避的也应视为非正常接触。通过这种方法的确立，博弈参与人无法揭开无知之幕而达成稳定的协议，同时也加大了参与人调查对方而付出的信息成本，而且使得双方最终因达不成协议而会选择（不行贿、不受贿）的战略组合。

（2）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建立强制作证制度要以强化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为中心，不断完善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赋以检察机关拘留执行权、逮捕执行权、通缉边控权等。同时要建立行贿人的强制作证制度，进一步赋以检察机关相应的求刑权，使得侦查人员对行贿做出从轻处理的承诺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