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困惑的“焦虑”

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引 言

艾朗诺（Rnoald C.Egan）是美国汉学界优秀的学者，其研究对象和路数往往不同于北美汉学界的主流。他关注文人笔记，关注士大夫的审美观念、思想情趣等，将钱钟书的《管锥编》翻译成英语，着实是一件嘉惠学林的义举。近来，笔者因研究欧阳修的需要，拜读了艾教授的大作《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中的有关章节，根据翻译者杜斐然的理解，“因为与传统观念有所冲突，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他们对美的鉴赏和追求是‘有问题’的，从而引起心理矛盾，以及试图克服矛盾的曲折表述”，照此理解，用“焦虑”来表达书名中的problem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然而，仔细研读这本书的内容，笔者却每每有期待受挫的感觉。因为研究的重点在欧阳修及其《洛阳牡丹记》，所以这里仅针对第三章“牡丹的诱惑”中的观点做一检讨和回应。

全书的逻辑思路其实在上文引杜斐然的话中已经可以明确把握，即北宋士大夫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或审美情趣做辩护。然而问题便在于，审美真的一定产生焦虑吗？撇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普遍共识不论，早在白居易的时代诗人就已经意识到，审美是带有极大偶然性和个人性的心理特征，“彼因稀见贵，此以多为轻。始知无正色，爱恶随人情。”（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可见，唐人已经初步意识到，人视觉、感受、印象当中的“美丑妍媸”其实更多体现其个人的审美感知，这种感知甚至随着心情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让笔者对于艾教授的论述前提和逻辑进程多少产生怀疑，至少是不能完全认同。细读艾文之后，窃不揣，认为艾教授在有关欧阳修创作《洛阳牡丹记》的研究中存在着前提上的先入为主、例证上的偏颇不确、阐释上的过度失准等问题，而其中最值得检讨发覆之处，是艾教授所举例证因有失偏颇和理解不当故而无法有效证明他有关欧阳修的焦虑感的存在和辩护的论说。

一、何来焦虑？

然而令笔者不解的是，艾教授为什么置士人牡丹审美意识的流变事实于不顾，以至于造成逻辑上的明显缺陷。他在专题的开篇就径直声称“即使有无数反对理由，他们毕竟还是意外地写出了专论”（第82页），并一厢情愿地代替欧阳修发现了因创作《洛阳牡丹记》而不得不面对的障碍、问题以及帮助解决它们的“巧妙的理由”（第83页），这显然是代古人立心声。因为无论是从当时欧阳修周围士大夫对《洛阳牡丹记》的态度，抑或后代各类目录著录的情况来看，作者实在没有焦虑的必要。《洛阳牡丹记》的写作既是作者心中未偿之夙愿，与他平生的洛阳记忆紧密相连，又深深地映现出欧阳修的博物趣味和审美冲动，在欧阳修生前就广为传抄，书家蔡襄手书并刊刻藏于其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跋尾》），此后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蔡君谟书之，盛行于世。”且从后代文人对《洛阳牡丹记》的态度来看，显然是褒奖远多过批评，且批评的矛头往往指向欧阳修“误记”“错记”的问题，并没有对他作《洛阳牡丹记》的任何不满的声音。正如路成文先生所指出：“作为一部随笔杂记性质的作品，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不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而且内容充实、丰富，体现出理性、科学的态度，是宋代博物学的典范，对后人影响极大。”（路成文《咏物文学与时代之精神关系》，第82页）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便完全依照《洛阳牡丹记》的形式体例而完成。如此来看，当时并没有如艾氏所谓“无数反对理由”，欧阳修也就不会因此而背负道德罪名，那么他的焦虑又从何而来呢？

二、不必焦虑

艾文带着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展开论述，其阐释难免有失准的。这集中体现在艾文进入正题后的论述当中。在论文第二节，艾氏先后举《洛阳牡丹记》“风俗记”“花品序”以及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诗》，对其进行“精读”，但可惜的是，艾氏因先入为主地陷入“欧阳修作为一名初涉官场的年轻官员对牡丹栽培进行详细叙述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应该知道这会造成一种坏印象”（第82页）的潜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精读”的客观性和结论的有效性。艾文在举“风俗记”后做了如下的案语：“通常士人阶层会避免表现出他们具有如此专门的实践类知识，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合宜的。与欧阳修同等地位的人唯一乐于展现的是跟精英与经典的学问有关的传统知识。”（第86页）根据艾的逻辑，这或许可以成为欧阳修焦虑感的来源之一。然而，这样的判断显然过于武断，他或许是受到孔子“吾不如老圃”的说法的影响，然而孔子此处之意不是轻视农桑稼穑之事及从事此类劳作之人的意思，而是出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审慎，本着对学生樊迟负责的态度，希望他请教那些“懂行”的专家。对于古代中国的士人君子，学问优博是立业之本，欧阳修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北宋士大夫，他的学问取径优博正是践履孔门“博闻强识”的遗教，至于博于何物，则又系乎具体个人的情趣。

为强化“焦虑”的存在印象，艾文举《洛阳牡丹图诗》为证，并认为“当他写那篇洛阳牡丹的文章时，是一种非正统的行为，相对来说他所受到的那种自然胜过人工的传统想法制约比较小。而当他用比较正统的题材（诗歌）来写作的时候，传统的观念就凸显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第98页）窃以为，用何种形式来表现牡丹是欧阳修的自由，且古文和诗歌在欧阳修的时代亦难以判定它们在文人心目中孰为正统、孰为非正统的地位身价，而且，在今天所看到的欧阳修的文字中，无法寻觅到艾氏所谓欧阳修思想的前后转变。因此，艾氏此处的判断纯属臆测，而没有任何阐释根据和文本内证。正如艾氏也承认的那样，欧阳修“以前所欣赏过的牡丹同样也是园艺师人工培育的产物”（第97页）。因此，在这首诗的理解上显然艾氏有迁就己说的成分在其中。据上面分析看来，欧阳修这首诗所要表达的主题恐怕不是“自然胜人工”的看法，他只是感慨光阴流走之迅速，10年前所目睹、记录之牡丹一晃被新的名品取而代之，其背后是对时间悄然而逝的感伤，与艾文所引申和阐发下的自然与人工之辩尚有着一定距离。

最后，艾文对《花品序》的解读也存在上述先入为主和过度阐释的问题，这都影响了他议论的准确性。他认为欧阳修既承认牡丹在元气论方面的偏病，却声称这种偏病不至于“对人有害”（第89页），从而成功化解了因为牡丹作“记”而可能引发的焦虑。不得不佩服艾氏的精读之功，然而当艾氏将精读置放在其事先所立的前提下时，他的精读亦难免出现“偏病”。 其实，欧阳修在“花品序”中只“破而未立”，他先是反驳了有关天地偏私于洛阳之牡丹的观点，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洛阳牡丹之美的独特成因，欧阳修以“不可考也”四字作结，这也正体现了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待学问知识的负责任态度。接着，欧氏指出自己对于牡丹的倾赏非事出有因，同样作为天地之“异类”，比起臃肿的瘿木，欧阳修更愿意钟情于妖艳的牡丹。这也就是唐人所谓“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徐凝《牡丹》）面对人间尤物牡丹，大多数有着正常审美水准的人恐怕都倾向于情不自禁地怜爱吧。换句话说，欧阳修似乎没有为单纯因审美冲动而产生的行为、心理做辩护的必要，自然也不会因热爱牡丹、书写有关牡丹种植的相关技艺而产生焦虑。

类似上述先入为主的阐释和偏颇不当的解读也存在于艾著有关欧阳修《集古录》和《归田录》的研究中，大抵艾氏受到“玩物丧志”的格言的蛊惑，认为搜罗整理古物古玩、强调写诗的技巧等“玩物之举”会导致士人精神的集体陷落。然而他忽略了一个起码的事实，那就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玩物时代的开始。与欧阳修同时稍后的宋代士大夫沉浸在各类“物”的收集整理、品鉴把玩、保存传阅当中；同时也正是在各类轻松诙谐的言谈之中，宋人明确了一条别具风神的新变代雄的诗学实践路线。这想必也是古代中国由中古而近世的一条线索，它反映的是文人审美情趣的嬗变，审美冲动下的种种在艾氏看来“不适宜”的行为，却恰恰开启了历史的另一条进路，其实这也是艾著的一个基本观点：“他们努力的成果是辉煌夺目而影响深远的。”（第3页）因此，艾文过于绝对化了传统和当代的界限，机械地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使得他的分析显得牵强而难以服众。

三、意义与立场：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研究

尽管艾著在逻辑上或显牵强，例证上稍欠精准，阐发之处又难免过度，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海外汉学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他们理解中国传统文明时所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以及这种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思考所能带给我们的“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刘东的《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入，学术研究中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意识也日渐受到不同区域文明背景下的学者的关注和认同。于是，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和评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是当下国内学者首先应该回应的问题。是亦步亦趋还是将信将疑，其主动权在我们自己。一方面，汉学为国内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坐标，借助这一海外参照系，我们不仅可以实现学术研究上的借鉴互补，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对既有的研究方法、思维模式、阐释体系做一重新的评估和检讨，而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乃至国家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了取长补短、继往开来的长足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察到，当下中国学术在西方强势话语面前缺乏应有的自信和必要的批判意识，将原本的他山之石奉为评判自己传统的标准，“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有相当好的掌握，由于浸润太深，久而成习，就会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价的标准。这样一来，当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怎么看都不顺眼。”（莫砺锋的《请敬畏我们的传统》）如此稍不留神就会反客为主，让原本的参照系成为自己的视角，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既肯定其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素养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颖的观点，也指出他们在文本解读、诗意阐释以及论点归纳等方面的错误和不足。”（莫砺锋的《新旧方法之我见》）平和的用心、客观的态度和审慎的拿来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学者面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必要立场和取向。

学术既为天下之公器，那么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论是认同抑或反对，都应该提出自己的证据，至少在证据面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是平等协商、一视同仁的。任何方法、理论、视角的运用都不能离开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事实而向壁虚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阴影”而凭空建构，“立言以诚”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亦可以拿来做学术研究创新的潜在规则。我们需要“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来不时地修正、调整、补充本国研究的方向和不足，然而在此之前，则更需要提升自己的眼光和水平，练就过硬的“内功”，诚如宋僧宗杲“手有寸铁，便可杀人”的名言一样，掌握多样的方法尽管重要，但方法的活学活用才是关键，而活学活用的自主权显然在我们自己手里。因为“身为中国人，我们的未来还要取决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了解和判断，以及自己基于这种知识而做出的文化选择”。（刘东语）否则，就会陷入“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的尴尬境地，那样一来，既无法窥测到古老东方文明的真正魅力，进而也遮蔽了海外汉学研究的价值，从而失却了学术研究国际化的意义所在。